慧远评传——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

慧远是早期中国佛教史上最著名的高僧之一。前期追随道安，其师生相契之缘素称弘道佳话，后入庐山建立东林寺，使之成为南方的一个佛学中心和学术渊薮。他极为敏锐而积极地利用当时佛教发展的条件，迎请精于阿毗昙学的僧伽提婆等外国学僧入山译经，还与北方鸠摩什法师书面交往，积极关注佛教东传过程中最前沿的理论课题，且对外来佛教与中国传统思想及习俗之间的矛盾和危机，作出富于人格力量和理论深度的回应。其弘教业绩和思想探索代表了东晋后期佛教发展的某些重要的历史步伐，其所倡导的念佛立誓实践也具有中国净土教发达的源头意义。慧远的思想、学养及人格的影响力颇为深广，甚至远达于朝鲜、日本等国。

曹虹，1958年6月生，江苏南通人，1975年毕业于南通市第三中学，1978年考入南京大学中文系，于1981年、1984年、1989年分别获文学学士、文学硕士、文学博士学位。现任南京大学古典文献研究所教授。主要著述和论文有《阳湖文派研究》、《洛阳伽蓝记释译》、《儒守诸书与佛教史籍》等。

《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序 匡亚明
第一章 从雁门到许洛
第二章 追随道安
第三章 庐山行
第四章 慧远教团及其周围
第五章 念佛立誓及其人文内涵
第六章 抗俗与求宗
第七章 关于袒服问题的论辨
第八章 “江山虽邈，理契即邻”——与鸠摩罗什佛学对话
第九章 “依稀若真遇”
第十章 宗教与艺术的辉映
第十一章 慧远的当世形象与后世影响
附录一 中韩诗文中的三笑题咏
附录二 关于慧远著作的流传（译文）
引用书目
索引
后记

书摘
慧远在许洛的官学中研习中国传统学问，不久即以卓异的才智和学养而享誉于知识名流中间，以至“虽宿儒英达，莫不服其深致焉”。
在慧远的学养结构中，早期的“博综六经，尤善《老》、《庄》”的阶段，对于他此后思想历程和生命方向的进一步展开，其意义不可忽略。
许洛地区既留存着东汉经学的流风余韵，同时又是魏晋玄学的发源中心，虽然几经战乱摧残，仍具某种儒道兼修的地缘条件。慧远在儒学上的修养，其值得注意的个人特色，首先是“博综六经”。这种“博综”型的学问风格，不同于专习一经者，有利于确立对学术全盘了解的姿态，克服固陋之蔽，但也可能难免某种“漫羡”之失。关于慧远对佛教理解所呈现的驳杂性，福永光司指出：“从慧远的文集来看，既可见对智度论(般若)的关心，又有对禅的关心，还有对律、念佛、阿毗昙的关心，然而所有这些呈现为以杂多的形态下平列地接受与理解”。如果这一判断是准确的话，那么他基于杂多的知识而构成的佛学系统，在“游心世典”时似已开始显露某种个人学术风格的端倪。
第二是对礼学敬恪精神的领悟。慧远后来在庐山对雷次宗、宗炳等人讲说《丧服经》，雷氏所著《丧服经义疏》就出于慧远所授。慧远擅长礼学也应奠基于早年积学时期。除了获得礼学的专门知识，慧远在人格上高度端整自律的风范，似与礼学的敬恪原则有所契合。《礼记·经解》将《礼》教的精神概括为“恭俭庄敬”四字，孔颖达释曰：《礼》以恭逊节俭齐庄敬慎为本，若人能恭敬节俭，是《礼》之教也。”慧远在佛教思想上最重要的建树之一是论沙门不敬王者，正如福永光司所指出的，敬礼问题“与儒家有本质上的关系，即属于广义的礼学范畴的问题”。他对礼学范畴的关心是从儒家经典开始的，这方面的特殊修养也成为他检讨佛教敬礼问题的知识背景。

由于战争险情的逼临，道安不得不遣散檀溪寺徒众。慧远开始了南行之旅。当他踏上江州境内时，“见庐峰清静，足以息心”，不无意外地把庐山当作了此行的目的地。作为一个决意悟道弘教的高僧，不期然地遇到了心魂的最佳栖息地，可以想象这份邂逅之缘是如何令人欣然!对于飘泊的旅人来说，最使身心释然的处所无过于家了；而“足以息心”的庐峰，对出家人慧远来说，也许无异于故乡的感觉。总之，慧远与庐山的这一场遭逢是历史性的，在人文地理的意义上，慧远的名字与庐山从此难分难解了。
一、南行背景
道安率领下的檀溪寺教团，利用襄阳处于南北交通要冲的地利，既得到东晋权贵奉佛者的物质帮助，又不易隔绝与长安、洛阳等北方奉佛者的联系，如前秦王苻坚即从长安遣使送来佛像，因而法事隆兴，以至使习凿齿叹为“洋洋济济，乃是吾由来所未见”。当然，这需要南北各割据政权间相安无事为前提，一旦南北冲突，襄阳反而变成首争之地，最先卷入战乱动荡之中。
占据长安的前秦苻坚，酝酿着一场南攻的计划。公元378年，苻坚命其子苻丕为总大将，统七万大军攻襄阳。据《十六国春秋》卷三十七《前秦录》五载：“夏四月，师次沔北。晋南中郎将、梁州刺史朱序监沔中诸军，镇襄阳。”两军形成相持之势。一方面朱序“固守中城”，并有车骑将军桓冲拥众七万在上明形成声援之势；另一方面苻丕军无舟楫，且采纳了苟苌的缓攻之计。在双方这样的相持之际，道安为朱序所拘，洋洋济济的襄阳教团不便维系下去，他不得不遣散徒众，即使是最愿意留在身边的弟子也无法留下。对道安而言，分遣弟子，这并非第一次，况且让弟子独立四出传道，也有广布教化的用意。还在道安欲抵襄阳之际，弟子中慧永与慧远打算南行，“欲结宇罗浮之岫”，当时慧远被道安所挽留，未能成行。但这一次情势峻急，道安只能吩咐门下放弃襄阳，各奔前程。后来的事实证明，道安遣散弟子是及时的。
其实苻坚不满于苻丕的“久围襄阳”而不下，“遣黄门侍郎韦华持节切让丕等，仍赐以剑，曰：‘来春不捷者，汝可自裁，不足复持面见吾也。…既然定下期限，次年二月底果然攻陷襄阳，朱序被捕，并押往长安，另外，当地的社会名流道安和习凿齿则成为特殊“战利品”也被招至长安。苻坚在给手下守将的通告中说：“昔晋氏平吴，利在二陆；今破汉南，获士裁一人有半耳”。这里的“一人”即指道安，“半人”指患有腿脚之病的习凿齿。苻坚措语欲扬先抑，其实对于所“获”相当得意。据史书记载，苻坚见到习氏，“与语，大悦之，赐遗甚厚。”苻坚曾对仆射权翼说：“朕以十万之师取襄阳，唯得一人半。”翼曰：“谁耶?”坚曰：“安公一人，习凿齿半人也。”苻坚早已企慕道安等贤德之人，目的在于辅佐其政权，《十六国春秋》卷三十七《前秦录》五载：“建元十三年(377)，春……太史奏有星见于外国之分，当有圣人人辅中国，得之者昌。坚曰：‘朕闻西域有鸠摩罗什，襄国有释道安，神清气足，方欲致之，以辅朕躬。并遣求之。”“道安北上后，因多方面的学养而倍受苻坚的礼遇。不过，就襄阳一地而言，在这一时期前后，难以避免争战之劫。襄阳被苻丕攻陷后三年，苻坚手下的将领都贵“焚烧沔北田谷，略襄阳百姓而去”；又经过两年后，东晋“使竟陵太守赵统伐襄阳，克之”。笼罩在兵家相争的气氛之下，襄阳作为弘法之地的意义就受到严重削弱。
慧远辞别老师后，与同门数十人南行，为避难而先来到荆州上明寺。据《高僧传》卷五《释昙翼传》载：“(苻)丕贼越逸，侵略汉南，江陵阖境，避难上明。”符丕兵临襄阳，对整个
荆州地区都带来危机感，当时的上明汇聚了不少难民。另外，正如塚本善隆所指出，当时的“荆州是道安襄阳教团的教化地”。上明寺的住僧是道安的同学僧辅；荆州的另一所名寺长沙寺的建立是由道安派遣弟子昙翼前往指导而成，还有一位弟子法遇也住于此寺。慧远一行人中知其姓名者，除其弟慧持外，还有比慧远年长达十一岁的昙徽(323—359)。值得注意的是，昙徽与法遇都推重和佩服慧远，据《高僧传》卷五《慧远传》载：“安有弟子法遇、昙徽，皆风才照灼，志业清敏，并推服焉。”能得到这样的同门的“推服”，可测慧远在才华和学识等方面的过人之处。
荆州“控巴夔之要路，接襄汉之上游，襟带江湖，指臂吴粤”，在地理上属于兵家必争之地，尤其在东晋与前秦对峙的当时，对来自苻坚的威胁应是甚为敏感的。慧远一行人约于公元381年离开上明，继续取道南行。当他们离开荆州后两年内，巨大的战争险情果然降临秦晋边界。公元383年八月，苻坚发兵长安，率百万之师南进，欲一举灭晋。时至当年十一月，所幸肥水之战晋人以少胜多，秦军大败而退回长安。

会諬佛教的地方特点则表现为，一方面有赖于贵族从物质上的补助，另一方面以老庄式的生活态度达到心灵上的高逸。会稽在晋室南渡之后，一时成为名士较为集中之地，这些名士往往出入于京师与会稽五郡，满足其欲宦欲隐的要求。与此相应，活动于会稽一带的僧人也知名远近，《高僧传》卷四义解一中记到的竺道潜、支遁、于法开、于法兰等人就是代表。《晋剡山于法兰传》称“又有竺法兴、支法渊、于法道与兰同时比德，兴以洽见知名，渊以才华著称，道以义解驰声矣”。还有一则传记也能反映此地名僧的活跃情况，《晋剡白山于法开传》载法开曾派弟子法威进京，“经过山阴，支遁正讲《小品》。开语威言，道林讲，比汝至，当至某品中，示语攻难数十番。云：‘此中旧难通。’威既至郡，正值遁讲，果如开言。往复多番，遁遂屈，因厉声曰：‘君何足复受人寄载来耶!’故东山瞪云：‘深量，开思，林谈，识记。”’由于此地一批僧人的出色表现，才有流传人口的东山谚语。
这些会稽僧徒的生活状态中，有两点颇引人注意。一是多有与京师上层亲相交往的经历，如竺法深在“隐迹剡山”前后均曾“暂游宫阙”，先是与中宗元皇、明帝、丞相王茂弘、太
尉庾元规为友，“建武太宁中，潜恒著屐至殿内，时人咸谓方外之士”；后来“哀帝好重佛法，频遣两使殷勤征请，潜以诏旨之重，暂游宫阙，即于御筵开讲《大品》，上及朝士并称善焉。于时简文作相，朝野以为至德，以潜是道俗标领，又先朝友敬，尊重挹服，顶戴兼常，迄乎龙飞，虔礼弥笃”。与法深接纳朝廷的征请一样，于法开“至哀帝时，累被诏征，乃出京讲《放光经》，……讲竟，辞还东山。(哀)帝恋德殷勤，蹴钱绢及步舆，并冬夏之服，谢安、王文度悉皆友善”(《晋剡白山于法开传》)。支道林也是如此，“至晋哀帝即位，频遣两使，征请出都，止东安寺，讲《道行波若》，白黑钦崇，朝野悦服”。由于听命于诏旨，必也容易受到朝廷权要的厚馈，从而加深了僧俗之间有形的联系。也许由此也容易获得经济上的实力，支道林有能力买沃洲小岭也非偶然。
二是常与名士结下深厚友情。在说明上面的一个特点的史料中，已可看到于法开与谢安、王坦之交友之例。竺法深弟子竺法义使“王导、孔敷并承风敬友”(卷四《晋始宁山竺法义传》)。这种交谊还表现出名僧与名士思想趣味的融合，如法开“每与支道林争即色义，庐江何默申明开难，高平郄超宣述林解，并传于世。”名僧的论旨加上名士的宣述，为世人所称羡。支道林在这方面更其突出，他早年即与殷浩、许询、郄超、孙绰、王坦之、袁宏等“一代名流，皆著尘外之狎”，后又博得谢安、王羲之的倾心欣赏，《高僧传》本传载支道林即将离吴返剡时，身为吴兴令的谢安给他的一封信，情深意切，不同一般：“思君日积，计辰倾迟，知欲还剡自治，甚以怅然。人生如寄耳，顷风流得意之事，殆为都尽。终日戚戚，触事惆怅，唯迟君来，以晤言消之，一日当千载耳。”若非情投意合之友，实难有如此措语。这里的“一日当千载”，表明的是确信与友人“晤言”的质量之高，藉此可以弥补“风流得意之事”的消失。所谓“风流”“得意”，充满着玄学的人生趣味。在这样的交友环境下，支遁的思想也较易与玄学的理念相融摄。事实上，来自玄学社会对支遁的评价，就是以玄学精神为测定标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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