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汤达文集.红与白

本书是19世纪法国著名作家司汤达的文集中的一种。小说主人公吕西安是银行家之子，但对继承父业不感兴趣，从军当了骑兵团少尉，开进南锡城时不慎坠马，偶遇看热闹的年轻美貌女子夏斯特莱夫人。夏斯特莱夫人年轻守寡，拥有百万家产，是南锡上流社会中不少贵族青年猎取的对象。但夏斯特莱夫人却对吕西安颇有意，于是两人就开始了一场真诚而热烈的恋爱。司汤达把这对年轻男女的感情纠葛，放到当时法国七月王朝各种社会力量互相矛盾、较量的背景中来描写，因而写得生动又深刻。

司汤达（1783-1842）,法国十九世纪著名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其小说和文艺评价都在法国文学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红与白》与其代表作《红与黑》属于姐妹篇，原名《吕西安.勒万》。本书是其创作的众多文集中的一种。

译本序
原编者序
序一
序二
序三
第一部
第二部
附录一 社会地位
附录二 亨利·贝尔

书摘
“别人怎么看随他去，既然实质上不过是为有趣好玩才穿上这身军装。”
“一言难尽啊，我贤明的朋友!我有一种你不能理解的虚荣；我的处境也许是难以忍受的；有一些嘲笑，我也许就对付不了。我已经陷入绝境，难以自拔，我看只有战争爆发，我才能摆脱出来。”
吕西安把这些心事以及交上这位新朋友的经过都写信告诉了他的母亲；他要求母亲信看过以后原封退回给他；他们母子之间一向有默契，互相以最坦率的友情来对待。他在信上写道：“我的不幸这里我就不讲了，我若是成为父亲和我离开就会感到生活黯然无光的人的嘲笑对象，那我就会加倍痛苦。”
那天夜晚在博纳尔先生家中遇到戈提埃先生并和他交了朋友这件事幸好马莱尔上校不知道。这真可说是吕西安的幸运。这位长官的存心不善、心坏恶意在骑兵团早已不是什么秘密。也许这位体面人物早已打定主意要搞出一次决斗来，好把这个年轻的共和派从他这里给搞掉。他认为这个共和派太放肆，有恃无恐，竟敢公然犯上顶撞。
有一天早晨，上校派人来找吕西安，而吕西安整整给拖延了三刻钟才见到这位长官。他被引进一间很脏的接待室，那里正好有三个骑兵在擦二十双皮靴，他只好站在中间等。他想，“这明明是故意制造事端，只当没这一回事，对他这种坏心思只能用这个办法对付。”
上校紧紧咬着嘴唇，拿着酸溜溜的腔调，对他说道：“先生，有人向我报告，报告说你在你的住处大吃大喝，阔气得很，这种事，是不能容忍的。随你多么有钱，你都应该和你的同志各位尉官先生一样吃四十五法郎的伙食。我的话完了，先生，你可以走了。”
吕西安气得心怦怦直跳。从来还没有人用这种腔调和他说话。“照这么说，就是在吃饭时间，我也非得和这些可爱的同志混在一起不可了，这些人唯一的乐趣就是在我面前用他们超人一等的优越感活活把我压垮。博马舍说过：我的生活就是战斗。我的天，这话应该轮到我说了。”他笑着对自己这样说：“好吧!我顶得住，受得了。戴维鲁瓦也许以后不会有机会反复讲他那些话了，说什么我投胎投得好；我要回答他：现在我还要活下去。”吕西安立刻就去缴了一个月的伙食费；当天晚上，就到食堂去吃晚饭，并且摆出一副令人惊奇的鄙夷态度和凛然不可侵犯的神态。
两天后，清晨六点钟，骑兵团士官长之一、上校的心腹和狗腿子跑到他的住处来找他。这个人摆出和颜悦色的样子对他说：
“没有经过—亡校批准，中尉和少尉先生禁止离开兵团驻地方圆两里的范围。”
吕西安不说话。士官长生气了，板起面孔，傲慢地拿出一份书面的地形标志图留给吕西安。这上面各条不同的道路两里范围的界线都写得清清楚楚一目了然。要知道，沃邦的工程兵团修建南锡城，就是布置在这样一片恶劣而干裂、寸草不生的平原上的。出城三里就进入勉强可以通行的丘陵地带了。吕西安这时真恨不得举起手来把这个士官长从窗口扔出去。

就像一般年轻人一样，吕西安非常注意、甚至是满怀敬意地听他讲这类事情以及别的事情，不过他也十分小心不要让他有礼貌的态度逾分以致变成赞成同意。“我么，我是平民、自由派，面对这种种虚荣偏见，除非我站出来反抗，或许我能算一个什么，否则我什么都不是。”
这时杜波列走了过来，他就老实不客气地接过侯爵的话头说话，他说：“经过像上面讲过的那些情况，人家就要把某一个聚居区域所有的财产平均分配给每一个居民。这就是所有自由派的最终目标。在目标没有达到之前，民法承担的任务就是把我们的孩子一律造就成小资产所有者。有哪一家贵族在族长死后能经受得了持续不断的析产?这还不是事情的全部。我们的孩子还有出路，因为民法鼓吹财产平等——我呀，我真想说这民法简直像地狱一样叫人活受罪——所以征兵制度就把平等原则也带到军队里面去；在军队里升级也要根据法律；君主政权的恩赐不起作用了，不算数了；何必取悦于国君?所以，先生，这个问题提出之时，也就是君主制度灭亡之日。再从另一个方面看一看，那又怎么样呢?伟大的遗产继承制度被取消，君权从此也就宣告完结。什么也没有给我们留下来，留下来的只有存在于农民中间的宗教；因为，没有宗教，根本谈不上对富人和贵族的尊重，没有宗教，剩下来的只有怀疑一切、重新审查一切那种可怕的精神；丢掉了尊重，嫉妒就代之而起；这样一来，只要有一点不公平，好，那就造反。”德·毕洛朗侯爵这时开口说道：“所以嘛，唯一的出路就是把耶稣会教士召回嘛，再花上四十年工夫根据一项法律把教育垄断权统统交给耶稣会教士去掌管。”
有趣的是这位侯爵一面坚持他这个主张，一面又自命为爱国者；在这一点上，比之于老混蛋杜波列，他不免逊色多了。杜波列那天从德·毕洛朗先生公馆出来，曾经对吕西安说过这样的话：
“一个人生下来就是公爵，百万富翁，宫廷贵族，他就根本用不着考虑他的地位是不是合乎道德、普遍幸福这一类好听的名目。他的地位、立场永远是好的；所以应该尽力保持他的地位，并不断地改善加强，否则舆论反而看不起他，说他是懦夫或傻瓜。”
用认真而有礼貌的态度去听这一类说教，不论这种说教多么冗长也不许打呵欠，这就是吕西安sine qua non(唯一的)义务，也是南锡上流社会赏赐给他的大恩大德、容许他到他们中间去必须付出的代价。那天夜晚，在回家的途中，他差一点站在马路上就睡着了，当时他是这样
想的：“必须承认这些人比我身价高贵百倍，居然肯赏光用最高贵的讨好方式来同我谈话，这的确是好事，可是这些狠心的家伙，把我真折磨得快死了!真受不了啊!不错，回到我的住处，我可以上到三楼我的房东博纳尔先生家里去坐一坐；说不定我在他家还能见到他的外甥戈提埃。戈提埃是一个正直的人，他一见到你，就要抬上种种无可辩驳的真理来炫耀一番，不过涉及到的问题都有点枯燥乏味，讲到激昂慷慨处，问题的单纯性要求的表达方式就不免生硬粗暴。粗暴又能把我怎么样?真理也得允许人家打呵欠呀。
“难道我真是命中注定非在自私却又彬彬有礼的顽固的正统派王党和高尚却又令人生厌的顽固的共和派之间度过我这一生不可?直到现在我才真正懂得我父亲‘为什么我不生在一七一O年、拿五万利弗尔年金?’这句话的含义。”
吕西安每天晚上非得硬着头皮去听的这些言论，只是把南锚和外省贵族阶级根据《每日新闻》、《法兰西报》等报纸的言论略加提高再无聊地加以复述，不过如此而已。这在读者当然只听一次也就够了。但吕西安耐心地这样熬过一个月之后，他得到的结论是：贵族大地主社会
实在叫人无法忍受，这些人士说起话来没完没了，好像这个世界除他们存在以外别无他人，而且不谈则已，一谈起来就是高级政治问题和燕麦的售价问题。

德·夏斯特莱夫人想到这里，当然心情十分沮丧，愁闷不堪。可是勒万这时却像过去那样，又开始焦灼不安地重新审视着她。他心里想：
“看，看，这是我的军阶和我那窄窄小小的肩章所能有的那么一点价值在发生作用。特别是人们看见你把手臂挎到一位上校的臂上，或者此人还不称意，再另外去找一个中校，或者至少去找一个骑兵队的队长，这已经是人们司空见惯的了。我能引起注意的不过是一个小小的少尉，在南锡上流社会，谁会拿出这样的身份来炫耀?得有带穗子的肩章才顶用啊。”
人们可以看到，我们这位英雄的这篇道理是相当愚蠢的，应当说，他不仅不可能幸福，而且简直目光如豆。他这样想过以后，真恨不得马上钻到地下一百尺外躲起来才好，因为他又开始爱她了。
德·夏斯特莱夫人的心境也未必佳。他们两个人都为前天在绿色猎人森林里不期而遇的幸福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如果小说家还是像从前那样在某些重大关节上有权从中引出什么道德教训的话，那么在这里就应当大书特书曰：“不慎爱上了自家所知甚少的人，受到惩罚也是理所当然的!怎么!仅仅见了五次面，就能让他成为自己幸福的主宰！”如果写小说的人将上面这个思想翻成浮夸华丽的文体，甚至用宗教性的暗示结尾，那么，某些蠢人一定会说：“这是一部道德性的作品，作者肯定是十分可敬的人物。”因为这些蠢货除开法兰西学院推荐的几本书之外，这本书他们并没有读过，所以像下面这样的言论他们是说不出来的：“按照我们现今彬彬有礼的优雅风度，一个女人在一个所谓正经的年轻男人访问过五十次之后，在他身上所能看到的除了他的属于某种等级的才智，和他说漂亮的废话的本领达到什么水平之外，还能看到什么呢?难道她能看到他的内心、他追求幸福的独特的方式?要么一无所见，要么就看到他不是正经人。”

“死难道就是这样?”德·夏斯特莱夫人只是得了一种普通的热病而已，这她是一点也不怀疑的，所以她这样问自己。“如果有勒万先生在我身旁，死也甘心。如果我失去勇气，他会给我勇气的。要是真的失去他，活着也就没有多大乐趣。在外省这个地方，这些人真叫我生气，
在见到他之前，这里的生活是多么阴郁愁闷……但他不是贵族，而是一个稳健派的军人，更糟的是，一个共和派……”
德·夏斯特莱夫人宁愿一死。
她对德·欧甘古夫人恨了起来，可是一发现心里生出这样的恨，她又看不起自己。她已有整整半个月没看到勒万，她对他的一份情意反让她感到痛苦。
勒万在失望中曾到达尔奈寄出过三封信，幸而信都写得十分谨慎，三封信都被贝拉尔小姐截去，她现在已经和杜波列博士达成了完全的协议。
勒万盯住博士，寸步不离。他这步棋走错了。勒万这个人让他去搞虚伪狡诈手段他可没这个本事，他不可能同一个无耻的阴谋家成为知交。他无疑弄得杜波列十分恼火。勒万看不起骗子、卖身投靠的人、伪善者，他这种天真幼稚让博士非常生气，使他觉得勒万讨嫌可恨。他们谈到波旁王朝东山再起的可能性不大，这时，博士对勒万的健全思想倒感到惊服；有一天，博士给逼得实在无法可想，他对勒万说：
“这个问题，至于我，难道我是个傻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