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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学之思：王阳明哲学的阐释

作　　者：杨国荣著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丛书：当代中国人文大系

出版时间：2009年08月

定　　价：29.00

I S B N ：9787300109169

所属分类：人文社科 > 哲学/宗教 > 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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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签：中国古代哲学哲学/宗教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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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P内容简介

通过心体的重建，王阳明由性体走向了心体，从而在某种意义上实现了哲学视域的转换。以心体(良知)为基石，王阳明在心物关系上指向意义世界的建构，在伦常之域中要求化理念伦理为德性伦理，在本体与工夫之辩中坚持二者的统一，在人格之境上强调从“说”走向“在”。本书从理论层面对心学内在的哲学意蕴作了深入分析，具体阐释了心学中心体与性体、本体与工夫、言说与存在、德性与规范、存在与境界以及心物之辩与天人之际等重要理论问题，并探讨了其中蕴含的哲学意义。

作者从一个新的视野出发，对阳明心学展开多维度的阐释，思路开阔，创见颇多，具有开拓性。尤其从“存在”的维度上阐明阳明心学的个体性特征，进而提出“存在意义”的转换问题，明确肯定阳明心学将情感、意志视为主体应有的规定，这都是同类著作中少见的。

又如从阳明学关于“心体”、“本体”与“工夫”等方面所表现的二重性引出其演变分化的历史叙述，得出阳明形而上学的消解过程完成于黄宗羲的结论，亦有前人所未言者。

TOP作者简介

杨国荣，浙江诸暨人，1957年生于上海。华东师范大学特聘教授、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院长，教育部长江学者、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哲学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国哲学史学会副会长、国际儒联理事、孔子基金会学术委员、上海中西哲学与文化比较研究会会长，清华大学等校客座教授，美国比较哲学杂志Dao: A Journal of Comparative Phllosophy，编委。先后在牛津大学、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从事学术研究。已出版学术著作10余部，在《中国社会科学》、Phllosophy: Eastand West等国内外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200余篇。有多种论著被译为英、德、韩文等在国外出版和发表。

TOP目录

导论

第一章为学、为道与为人
一、早年经历与哲学问题的萌发
二、多向度的探索
三、龙场悟道
四、事与思
五、晚岁的弦歌诵读与哲学论辩

第二章心体与性体
一、历史的前导
二、心体的重建
三、心与理
四、心体与内圣之境

第三章心物之辩
一、沉思存在的二重路向
二、心与物：意义世界的建构
三、天人之际：存在与境界

第四章良知与德性
一、成就德性
二、化德性为德行
三、德性与规范

第五章人我之问：成己与无我
一、成己：成就自我
二、万物一体：个体间的沟通
三、无我的二重意蕴

第六章本体与工夫
一、作为本体的良知
二、先天之知与后天之致
三、本体与工夫之辩
四、意见的悬置与解构

第七章知行合
一、知行秩序与过程
二、知行互动与人伦的理性化
三、销知人行与销行人知

第八章言说与存在
一、心体与言说
二、名言与道
三、“说”与“在”

第九章心学的内在张力
一、无善无恶与可能的存在
二、可能的展开
三、二重趋向与内在的紧张

第十章心学的分化与演变
一、心体的展开与性体的回归
二、致良知说的衍化
三、心无本体，工夫所至即是本体

附录一哲学之路
附录二儒家的人格学说
附录三理学的衍化——从张载到王阳明
后记
再版后记

TOP书摘

关于良知，不同的哲学系统往往有不同的理解。按正统理学的看法，良知“乃出于天，不系于人”（朱熹：《孟子集注?尽心上》引二程语）。出于天而不系于人，意味着赋予良知以超验的性质。对良知的这种界说，可以视为本质之超验化与本体之形而上化的具体展开。与提升性体相联系，正统理学更注重普遍的天理对个体的制约，事实上，当它强调良知出于天而不系于人时，亦意味着化良知为天理。就实践理性之域而言，天理所体现的，主要是形而上的理念，以天理规范个体，同时也就是贯彻和落实普遍的理念，这种看法带有某种理念伦理的性质。
相对于正统理学之化良知为天理，王阳明的注重之点在于化天理为良知。化良知为天理，着重的是良知“出于天”这一面；化天理为良知，则意味着展开“系于人”之维。从系于人这一路向看，重要的首先是由良知到德性的转换。对心学来说，良知固然内含知善知恶等理性的分辨，但同时，它又应当通过行著习察的道德实践而化为实有诸己的真实存在，这种与人的存在融合为一的内在自我，在某种意义上即取得了德性的形式。作为实有诸己的人格，德性构成了道德行为所以可能的内在根据：从知善到行善的过渡，即以内在的德性为自因；而为善去恶的道德实践亦相应地表现为一个基于主体自律的过程。
与化良知为德性相关联的，是化德性为德行。德性既要通过具体的德行而获得现实的确证，同时又作为恒定的人格结构而统摄着主体的行为。德性对行为的这种统摄，与普遍规范对个体的制约显然有所不同。相对于德性之内含人格意蕴，普遍规范带有无人格的特点：它总是呈现为一般律令而超乎个体。在正统理学中，普遍规范往往取得天理的形式，作为道德命令，天理与自我构成了相互对待的二极，道德行为则相应地表现为“天之所以命我而不能不然之事”（朱熹：《论语或问》卷一）。这种看法诚然注意到了道德的崇高性及道德行为的自觉向度，但它亦多少使规范带有某种强制的性质，并难以完全摆脱行为的他律性。与超验的天理不同，作为德性的良知和个体存在无疑有更为切近的联系。由天理颁布命令，行为往往具有异己的性质；以良知引导行为，则意味着扬弃对行为的外在强制：良知的呼唤本质上表现为主体的内在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