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史研究(2)

本书选取沈阳美领馆事件与新中国对美政策的确立、中苏结盟与中苏两党的民族主义碰撞、中国出兵朝鲜的因与果、两次台海危机的由来及其幕后、中苏边界冲突与中国对美缓和等对新中国外交政策及其对外关系具有重大影响的外交事件，比较系统地依照历史演进的过程，逐一进行了个案式的研究。像杨奎松的其他著作一样，本书眼光独到，但平实冷静。作者对新中国外交政策、对外关系变动的情况及其导致这一系到变动的内外因素的分析，相比既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研究，明显地有了较多新的思考，很值得关心国史的读者一读。

杨奎松，历任中共中央党校编辑、中国人民大学讲师、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北京大学教授、华东师范大学特聘教授。长期研究中共党史、中国现代史，目前研究重点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史。主要著作有：《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西安事变新探——张学良与中共关系之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等。

前言

第一章 美苏冷战与中国革命

引言
1.一个并非题外的话题：“俄国”
2.意识形态：不可调和的分歧
3.斯大林：一种观念，两种角色
4.中共：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
5.冷战：在亚洲已经开始
6.结语

第二章 美领馆事件与新中国对美政策的确立

引言
1.美领馆事件的发生
2.中共“挤走”方针的形成
3.要不要与美国建交？
4.外交接触的尝试
5.毛泽东宣布“一边倒”
6.结语

第三章 中苏结盟与中苏两党的民族主义碰撞

引言
1.毛泽东访苏的愿望与担心
2.理想与现实的巨大落差
3.谈判桌上的“平等”之争
4.民族主义的双重效应
5.结语

第四章 中国出兵朝鲜的因与果

引言
1.冷战的阴影
2.莫斯科的目标
3.错误的结果
4.毛泽东决断决行
5.优势缘何丧失？
6.朝鲜停战不可免
7.结语

第五章 新中国对援越抗法战争的策略演变

引言
1.解放印度支那？
2.走向日内瓦
3.促成印支停战
4.中越分歧的初现
5.结语

第六章 两次台海危机的由来及其幕后

引言
1.在和平共处方针提出的背后
2.以打促谈的外交尝试
3.赶超英美的背后
4.炮击金门决策的摇摆
5.斗争策略的再度调整
6.和平外交方针的作用逐步削弱
7.结语

第七章 1960年代中国对外政策转向的历史考察

引言
1.和平共处，还是冷战共处？
2.全面对抗，还是力求转圜？
3.美国刺激中国，还是中国刺激美国？
4.既要世界革命，也要统一战线？
5.战备防美，还是战备防苏？
6.积极避战，还是全力促战？
7.全面激进.还是狂热失控？
8.“战争引起革命，还是革命制止战争”？
9.结语

第八章 中苏边界冲突与中国对美缓和

引言
1.中苏边界纠纷的由来
2.珍宝岛事件的经过
3.北京决策的内幕
4.莫斯科的反应
5.对战争的极度担忧
6.中苏总理的机场折冲
7.对美外交的意外启动
8.结语

第九章 中美和解过程中的中方变奏

引言
1.在革命与缓和之间摇摆
2.“打仗是打仗，外交是外交”
3.“联美制苏”的奇想与挫折
4.“三个世界”观点的提出
5.结语

参考文献及资料要目

图片来源

第一章 美苏冷战与中国革命

1.一个并非题外的话题：“俄国”
从20世纪70年代中美两国建交以来，许多关注中美关系历史的人都喜欢讨论这样一个话题，即美国在中国的机会是怎样失去的？那意思是说，本来战时来到中国的相当一批美国年轻外交官早就认识到国共两党力量此消彼长的大趋势，提出了发展同中共关系的积极设想，仅仅是因为美国政府随后采取了扶蒋抑共的错误政策，导致美国与中共关系逐渐恶化，从而使美国在长达20多的时间里.失去了与新中国发展友好关系的机会。
真的存在另外一种政策选择吗？如果我们注意到这些年轻外交官当年对中共的好感是建立在怎样的一种基础之上，也许会有助于我们更准确地谈论这个问题。
我们通常所说的那几位年轻的职业外交官，主要指当时在中国的约翰·S·谢伟思（Service，Jpjm S.）、约翰.P.戴维斯fDavies.John P.）和约翰·C.文森特（Vincent，John Carter）等人。文森特大概是最早尖锐批评国民党，主张给八路军以必要援助，并相信中共战后必然要在中国发挥重要的政治作用的外国友人。以后，谢伟思和戴维斯就此做了更多的调查，提交了更多的报告。其核心内容不外以下几点：第一，中国无论在抗战中，还是在战后太平洋的战略格局中，都与美国利益攸关；第二，国民党腐败无能又一味反苏反共，而中共日益强大深得民心，与其一味支持蒋介石，迫使中共战后投入苏联怀抱，使中国华北和东北落人苏联之手，不如通过援共抑蒋争取中共倒向美国，从而抵制苏联向远东扩张；第三，中共并非正统意义上的共产党，他们的政策实际上更接近于美国人的观念，与苏联的模式相差甚远。
在这里，不难看出这些美国年轻外交官们对中共的重视，是建立在怎样一种考虑之上的，这就是，要最大限度地保护美国的利益，不使苏联战后染指中国。而谢伟思、戴维斯等人正是在对苏联的问题上早就产生了强烈的担心。
还在1942年、1943年，当这些美国外交官还不那么信任中共时，他们就已经在高度关注战后在远东可能出现的美苏利益冲突了。谢伟思当时的警告是：延安的共产党政府可能不会实行美国意义上的民主。而且即使美国为避免共产党的敌意不再给国民党以物资和外交的援助，这个共产党政府还是可能会更倾向于与俄国而不是与英美建立友好合作关系。戴维斯与谢伟思一样，他怀疑中共的领导人骨子里仍旧是亲苏的，甚至还可能在接受莫斯科的指示。问题是.蒋介石并没有力量消灭中共却一味地指望用武力解决问题，这样难免会把美国卷入到与苏联的冲突当中去。换言之，这些美国外交官这时重视中共、力图接近中共的一个主要目的，正如他们反复强调的，很大程度上不过是想要由此“获知俄国在亚洲的目标何在”，并采取一切努力避免战后中国投入苏联的怀抱。而在他们看来，中国的严重问题恰恰在于，腐败专制的国民党难以指望，它不仅“不可能成为对抗俄国的力量”，而且其对中共的态度以及背离民众的种种做法，“不知不觉助成了俄国在东亚的优势”，最终不单是中共可能依据天时地利夺取华北和满洲造成苏联的卫星国，就连朝鲜、台湾都可能被驱人苏联的怀抱之中。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当他们看到延安的新民主主义体制的成功尝试，发现中共与苏联几乎没有多少联系之后，他们自然而然地会把抵制苏联向远东扩张的希望，寄托到加强美国与中共关系的前景上来。他们正是为此而大声呼吁：“把共产党人拉到我们一边，而不是把他们投入俄国人的怀抱。”
以分化中共与苏联的关系作为美国对中共政策的基本出发点.需要一个重要的前提，即中共不能是正统意义上的共产党。而正是在这个问题上，美国人当时抱有相当多的幻想。最早也是最具权威性的评价大概要算是美国总统罗斯福（Roosevelt，Franklin）1941年“皖南事变”之后委托特使居里（Currie，Lauchlin）和联邦准备银行调查统计部主任戴普莱（Despres）向蒋介石转达的那个口信了。罗斯福明确讲：“予自万里之外观察中国之共产党员。似与我等所称之社会党员，无甚差别。彼等对于农民、妇女以及日本之态度，足值吾人之赞许。故中国共产党与国民政府相类者多，相异者少。”戴普莱对此更进一步解释称：“罗斯福之意见以为中国之有共产党，并不能认为中国有共产主义之实行，只能视作民主政治之实习。”罗斯福的这一看法，显然也是那个时候众多外国人的普遍认识。据外交官们报告：“访问过共产党地区的外国观察家们（包括美国人在内）一致认为，共产党政权的当前政策与正统共产主义相去甚远。它为政异常清廉；已经举行了普遍选举；个人的经济自由相对而言未受限制，这一政权看来得到群众的大力支持，与其说它是共产主义的政权不如说它是农业民主的政权更为准确。”
在随着美军观察组进入延安实地观察，看到种种带有民主改良色彩的新鲜事物，如统一战线、土地改革、民主选举等深得民心的政策实践，听到毛泽东的种种许诺和保证之后，原本就对中共有些好感的美国年轻外交官们，开始把这些明显代表着中国大众和未来，又格外注重中国实际的生气勃勃的共产党人.同美国人的民主理想联系起来，几乎是不可避免的。谢伟思像发现了新大陆似的兴奋地报告说：中国共产党宣称它是马克思主义的政党，但他们深知中国不能从目前的农业社会一跃而进入社会主义，必须经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之后，社会主义才能到来。因此，他们“希望不通过暴力革命，而是通过长期的、有秩序的民主过程和受控制的经济发展来达到目的”。作为真诚的民主制度的拥护者，他们相信：“在民主制度下，经济可能有秩序地增长，通过私有企业阶段最终进到社会主义，而无需经过剧烈的社会动乱和革命。”他的结论是，“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将不会违反美国在中国的利益，共产党应该尽可能受到我们的同情和友好对待”。
如果说谢伟思对中共未来究竟是更重视理论，还是更重视实际这一点还有些不十分自信的话，那么戴维斯的看法更加直率。他说：中共只是号称信奉马克思主义罢了，他们其实与英国工党领袖麦克唐纳（MacDonald，Ramsay）一样，不过是些主张渐进的社会民主主义者。“中国共产主义的圣徒和先知们住在黄土坡上挖出的窑洞里，过着俭朴的生活，幻想着奇怪的阶级妥协和政党联合之神降临，面带羞涩地拜倒在外国投资的金犊之下，并且渴望自己能按世界标准受到尊重。”他们现在追求的只是土地改革和政治民主。正因为如此，他们是中国现代历史上唯一一个受到人民广泛支持的政党组织，也是腐败堕落的国民党所无法战胜的。中共命中注定将会控制中国，承认中共并与他们合作，他们就会保持其民主的一面而与美国友善。坚持援蒋，美国就会成为他们的敌人，并迫使中共变成俄国的附庸。何去何从，关系重大。
十分明显，谢伟思、戴维斯等人寄希望于加强与中共的联系来拒止苏联的想法，是建立在对中共性质和未来发展前景的上述判断上的。然而，这一判断是否符合实际，却是一个很值得讨论的问题。断言谢伟思、戴维斯的主张为美国战时对华政策指明了正确方向，实际上等于承认中共真的倾向于渐进改良、自由经济和民主制度，认识到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是一种“过火的做法”；等于说如果美国当年选择了谢伟思、戴维斯等人的政策，即使中共掌握了政权，新中国也不会倒向苏联，而且还会采取能够让美国人认可的自由经济和民主政治。实事求是地说，谢伟思、戴维斯的这一看法，多少有点儿一厢情愿。而据此来指望分化中共与苏联的关系，把中共引上美国式的民主道路，保证美国在中国的利益，无疑也是靠不住的。
既不了解共产党的历史，也不清楚共产党的理论，多半是造成谢伟思、戴维斯等人一厢情愿的关键所在。任何熟悉共产党历史的人都知道，共产党虽然通常以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相号召，但他们在不同的革命阶段，革命的手法和目标却是不尽相同的。共产党的理论也很清楚地规定了不同革命阶段的不同革命任务。在民主革命阶段，被谢伟思、戴维斯等人所看重的统一战线、土地改革以及对民主政治的诉求，本来就是其论题中的应有之义。仅仅因为注意到中共在抗日战争这一特殊条件下采取了温和的社会政策，就断定“中国共产党人向后倒退了”，强调他们是由于认识到“以往的过火做法’，破坏了人与人之间的妥协与和谐，因而决心“迁就人类意志薄弱的一面”，真诚地走向循序渐进的改良主义和独立于俄国的民族主义，这只能说明谢伟思、戴维斯这些年轻外交官，甚至也包括罗斯福等少数美国上层领导人在内，这个时候对共产党实在所知甚少。
当然，必须看到，对中共在政治上的同情，的确是因为许多美国人这个时候看到了一个与苏联截然不同的中共：一个独裁，一个民主；一个崇尚暴力，一个主张改良；一个坚持国家垄断一切的社会主义，一个强调要发展以自由经济为特征的资本主义。显然，后者更接近于美国人的民主理念。但这同时也说明，相当一部分美国人其实仍旧是严守着一条意识形态的分界线的。他们从美国式的民主政治观念出发，对苏联以暴力革命和阶级专政为特点的苏维埃制度抱有强烈的戒心。谢伟思、戴维斯对战后苏联东扩的高度警觉与担忧，就突出地反映出他们在观念上是排斥苏联，并把它视为潜在敌人的。换言之，一旦共同的敌人德意日法西斯将不复存在，美苏之间，甚至美国与中共之间的意识形态分歧都会逐渐凸显出来。抵制苏联，并殃及各国共产党人，是战后美国政治发展的一个几乎不可避免的历史趋势。从这一点出发来认识问题，设想战后美国会实行联合中共拒止苏联的政策，或是设想中共会采取迎合美国疏远苏联的态度，都是不现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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