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的博弈：61至19世纪澳门文化长波段的历史考察

本书为澳门文化研究提出了一个新视角，既关注这些文化之间相互融合形成的关系，更注重它们之间的“差异”和在澳门历史发展过程中相互交流、包容或渗透所产生的复杂关系以及最终生成的澳门新文化形态。作者还用宏观结构和微观动力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从三个层次来展现澳门文化发展的复杂性和趋向，即从全球化的角度俯视澳门，从区域化的研究审视澳门，再从澳门本土化的发展展望世界。

刘然玲，河南人，1964年出生。2007年获北京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
曾在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历史系学习研修，从事高等教育国际合作与交流工作，现任职于北京大学港澳台办公室。

序一
序二
绪论
一、文化视角下的澳门个案研究
二、与本书有关的几个主要概念
三、澳门历史、文化研究综述
四、关于澳门文化的“三个研究层次”和“四种文化向量组合”
五、史料的审读与利用
第一章 从隔绝到撞击
第一节 15至16世纪的中华文化特征
一、国家文化的表征——儒家文明
二、天朝居中的华夷观念
三、“羁縻”、“怀柔”的对外策略
四、朝贡贸易——明清外交的基本模式
五、15至16世纪中国人海洋观的转变
第二节 大航海时代欧洲人的文化观
一、重商主义思潮
二、人文主义文化观与文艺复兴
三、宗教改革和大航海时代欧洲人
对东方的认识
第三节 走出罗卡角，开启新时代
一、分割地球——《托德西利亚斯条约》
二、“路止于此，海始于斯”
三、相对宽容的文化观
四、“帝国孤女”试验和“生物社会扩展政策
五、十字架与火剑并举
第四节 寻找“秦人”，中葡初次接触
一、寻找“秦人”
二、初次接触
三、“以柔克刚”对华指导原则的确立
第五节 澳门渔港文化追溯
一、海舶贸易
二、“龙涎香”与澳门开埠
三、澳门(Macau)名称的意蕴

第二章 “拉丁文明”的侵入
第一节 西方政治文化移植澳门
一、加比丹?莫尔制度
二、侨民自治机制与议事会制度的建立
第二节 西方宗教文化的渗入
一、艰难地寻找文化契合点
二、“无心插柳柳成荫”
三、文明的差异与误读
四、从冲突到理解与对话
第三节 远东基督教“堡垒”的建立
一、澳门葡萄牙教区的建立
二、圣保禄学院的历史作用
三、西方人对中国、澳门的早期观察
第四节 多民族混杂社会的雏形
一、澳门人口结构的变化
二、“蕃坊”制度与澳门行政管理体制
三、明清士大夫笔下的澳门

第三章 重商主义的兴起
第一节 白银贸易与重商主义
一、“海禁”与澳门的勃兴
二、“财富”来自海洋
第二节 内陆系统与澳门港的互动
一、“天子南库”与澳门
二、新物品的引进
三、澳门的佛郎机铳
四、与内陆经济、文化的互动
第三节 与周边区域异质文化的交流与互动
一、澳门周边水域的华商散置网
二、多边纳贡贸易网与澳门
第四节 传教士与澳门海上贸易
一、“神父之船”
二、商业贸易的中介、通译

第四章 文化的调适与生存
第一节 岭南文化与澳门
一、岭南文化
二、汉文化的根基，岭南文化的底蕴
三、澳门宗教的世俗性、本土化
四、澳门妈祖文化与商业文化的互动
第二节 清前期澳门政治文化特色
一、清前期国家权力在澳门的强化
二、康、雍、乾时期对澳门的管理策略与理念
第三节 “礼仪之争”与澳门国家政治文化的加强
一、尊重中华纲常?恪守基督戒律?
二、“礼仪之争”与澳门
第四节 澳葡的文化自觉与调适
一、“理事官”：中葡之间的双重代理
二、澳葡与清朝权力之间的角力
三、中葡外交关系之肇始

第五章 葡河汉界，各美其美
第一节 澳门城市结构变化与族群文化
一、澳门早期社会结构与族群性特征
二、《职贡图》与澳门
三、土生葡人族群文化模式与文化认同
第二节 佛、道文化与世俗文化的接合
一、郊庙文化特征
二、庙会与“赶墟”
第三节 多元建筑文化的糅合
一、西方城市理念进入澳门
二、多元居住模式的形成与组合
三、大三巴牌坊——早期中西文化冲突、交流的“孤独见证人”
第四节 从“多元”走向“一体”
一、教堂与禅林的交错
二、亚欧民俗风情的交织
三、钱纳利、啉呱、博尔杰的澳门画
四、“亦中亦西”的两栖文化环境

第六章 中西方文明的交织与消长
第一节 中、葡、英三国政治文化地位在澳门的失衡与转换
一、新一轮霸权纷至沓来
二、葡萄牙《王室制诰》的颁布
三、清朝统治在澳门的式微
四、葡国的没落和澳葡政治文化的衰退
五、盎格鲁?撒克逊文化的强行渗透
第二节 “外向型经济”结构与西方消费模式
一、“番妇”居澳合法化
二、经济结构与消费模式的转化
三、国际化氛围的加重和语言结构的演变
第三节 基督教新教文化“洗礼”澳门
一、马礼逊与澳门新教文化的传播
二、传教士与鸦片战争
第四节 “外压”下的西方文化传播与摄取
一、西方新文化的传播
二、公民意识的觉醒
三、近代传媒的产生
四、中国人“开眼”看世界
五、资产阶级创新思想传播的舆论阵地——《镜海丛报》、《知新报》
第五节 文明的消长与中葡权力文化系统的失衡
一、“跷跷板”的失衡
二、殖民地文化色彩的加强
三、《中葡和好通商条约》——葡萄牙成为澳门的管理者
四、城市文化走向“畸形”
结论：澳门文化“递进重构”模式的特点
与历史意义
参考文献
后记

对于西方而言，16世纪是风起云涌的世纪，而东方的许多沿海地带伴随着西方贸易的扩张，形成了大大小小很多贸易港口、中小城市，并被纳入纵横交错的国际贸易网络。澳门正是从这种互动中迎来了自身的发展。因为作为一个渔港，澳门本身不足以推动其商业贸易的辉煌，正像历史上“仅有作为基本细胞的沿海渔村，还不足以开创生气勃勃的航海活动。大城市起着不可替代的辅助作用”①的道理一样。澳门正是在与周边区域这些盛载着不同生活方式、有着不同经营物产的城市和港口的交流与互动中迅速发展起来。
　　1664年，神父路易士·达·伽马曾这样评述当时澳门商业文化特征：“澳门的财富来自海洋，整个城市依靠海洋而生存和季风而来。失去了它们，一切将不复存在。”②足见澳门的生存与发展与海外贸易网络及各大世界城市之间存在着密切的依存关系。
　　由于明政府允许居澳葡商作为对外贸易的代理商，所以葡萄牙人独占澳门互市之利，获特许直入广州城定货交易。大约从16世纪下半叶开始，每年广州都要举行一次为时两三个月、有时持续达四个月的商品博览会。从1580年起，更是每年举行两次。每年一月开始的冬季“广交会”，澳门的葡商蜂拥而至，购买他们要运往马尼拉、印度和欧洲的货物；而每年六月开始的夏季“广交会”上，澳门的外商又来到广州，购买货物，运往日本。两次广州商品博览会、交易会的时间，正同西南季风与东北季风相吻合。这种广交会的时间选择完全是为了便于商人们在广东购货之后，立即扬帆起航，而不至于积压资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