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深处的误会

“不得帮忙的不平”——浅谈鲁迅的屈原观
屈原是我从小就熟悉的诗人，在我的心中，他一直是一个“虽九死其犹未悔”、忧国忧民的伟大诗人。十多年前有人批评屈原，尖锐地指出屈原是奴才人格的典型，称他代表的正是几千年来中国知识分子的奴性人格。当时这些观点对我来说不只是石破天惊，也使我开始重新审视屈原。虽然少年时代起形成的感情一下子难以扭转，但它教我从一个新的角度，运用人性的尺度去读屈原和他那些流传了千年的诗，从此也就逐渐改变了我对屈原的看法。
后来读《鲁迅全集》，我才知道这些观点不是20世纪80年代才有的。1932年，鲁迅先生在《言论自由的界限》一文中说：
“其实是，焦大的骂，并非要打倒贾府，倒是要贾府好，不过说主奴如此，贾府就要弄不下去了。然而得到的报酬是马粪。所以这焦大，实在是贾府的屈原．假使他能做文章，我想，恐怕也会有一篇《离骚》之类。三年前的新月社诸君子，不幸和焦大有了相似的境遇。（他们只不过批评）不料‘荃不察余之中情兮’，来了一嘴的马粪……”。（《鲁迅全集》第五卷115页）
其实，鲁迅早在“五四”以前就已指出屈原作品缺乏“反抗挑战”的精神，他在《摩罗诗力说》中说屈原的诗“然中亦多芳菲凄恻之音，而反抗挑战，则终其篇未能见，感动后世，为力非强”。
可以说对屈原的抱憾与批评贯穿了鲁迅一生，直到他生命的晚年，在写于1935年的（《从帮忙到扯淡》一文里，鲁迅明确地表达了他的屈原观：“屈原是‘楚辞’的开山老祖，而他的《离骚》， 却只是不得帮忙的不平。”（《鲁迅全集》第六卷344页）但鲁迅生前这篇杂文被官厅检查封杀了，他死后1937年7月才收入《且介亭杂文二集》公开发表。据鲁迅先生在文集《后记》中所说，此文经过官厅的检查，属于被“全篇防止”的两篇之一。“原在指那些倡导什么儿童年、妇女年、读经救国，敬老正俗、中国本位文化、第三种人文艺等一大批政客豪商、文人学士，从已经不会帮忙，只能扯淡这方面看起来，确也应该禁止的。”先生的话虽然隐晦曲折，不太容易明白，但我相信——这恐怕与他的屈原观也不无关系。
这是鲁迅对历代中国知识分子顶礼膜拜的偶像——屈原的最后评价，他以惯有的犀利、深刻的笔触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在他笔下，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竟然和《红楼梦》里的奴才焦大一样，说焦大是贾府的屈原，也就是说屈原是楚国的焦大，焦大被主子塞了“一嘴马粪”乃是屈原式的“荃不察余之中情兮”。光照文学史的《离骚》也只是表达了“不得帮忙的不平”而已，可惜长期以来一直未引起我们的注意，我的整个少年时代就曾陶醉于屈原诗歌的世界。
当然，鲁迅并不一笔抹杀屈原的文学成就。1926年他在《汉文学史纲要》第四篇《屈原与宋玉》中指出屈原“被谗放逐，乃作《离骚》。逸响伟辞，卓绝一世。后人惊其文采，相率仿效”。（《鲁迅全集》第九卷370页）对屈原和他的代表作《离骚》评价极高。他于同一年出版的第二本小说集《彷徨》，扉页就引用了《离骚》的诗句作为题辞：“朝发轫于苍梧兮，夕余至乎县圃；欲少留此灵琐兮，日忽忽其将暮。吾令羲和弭节兮，望崦嵫而匆迫；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1932年他在《（自选集）自序》中再次引用了“路曼曼其修远兮”这一诗句，可见鲁迅对屈原的感情也非常复杂，在《从帮忙到扯淡》一文中他也说：“屈原宋玉，在文学史上还是重要的作家。为什么呢？——就因为他究竟有文采。”对此他一生都没有改变，所以他才经常引用屈原的诗句，甚至作为小说集的题辞，以此自勉。
关于屈原的唯一史料，来源于《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他是两千多年前楚国的贵族，曾任左徒、三闾大夫，在朝廷“与王图国事”而发号施令，对外“接待宾客，对应诸侯”。他主张联齐抗秦、内修法度、举贤任能，不容于当道的权贵集团，两次被楚怀王放逐，在湘江、沅水之间前后流徙九年，“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写下了抒情长诗《离骚》。楚国被秦灭亡前夕，他愤而投汨罗江自尽。据六朝时学者吴筠记载，中国的端午节就是纪念他的。
屈原的《离骚》共373句2，490字，结构宏伟，语言瑰丽，想象力奇异，上天下地，纵横驰骋。但反复表达的只是屈原怀才不遇和对楚怀王至死不渝的忠诚，是一种“不得帮忙的不平”，他上下求素的是如何才能得到君主的宠信，这就是屈原所表达的真实感情。 他以美人、香草自喻，以恶禽、臭草比喻那些陷害他的奸邪佞臣，只有他才是忠臣、君子，那些人都是奸臣、小人，只有他才是忠诚的。全诗一开头他就着力写了自己吉利的生日、高贵的血统、优美的名字，以此暗示自己人格的高洁。
从此，忠臣和奸臣、明君与昏君、善与恶就成为中国政治文化最基本的主题。中国读书人的最高追求就是做一个忠臣，是屈原塑造了中国文人（他们实在算不上什么知识分子）的精神、人格面貌。在古代到现代无数历史人物身上，我们都能够找到屈原的影子，甚至鲁迅先生从焦大——贾府奴才——身上也看见了屈原的影子，他们的身分、地位虽然完全不同，但他们的人格特征却是惊人地一致。他们的悲剧乃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一贯悲剧，那就是我们在精神上一直是跪着的，屈原如此，焦大如此，我们又好到哪里去呢？
“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屈原把他对专制君主制度的绝对忠诚，对贪官、小人的刻骨仇恨，对昏君的抱怨和对人民的同情完整地结合在一起，构成了“卓绝一世”的《离骚》，这当然有他应有的文学价值。“虽九死其犹未悔”表达的是屈原对楚怀王的耿耿忠心，一旦得不到恩宠，他也只能投江自尽，这就是典型的屈原人格，中国古代愚忠的典范，他为所有文人士大夫树立了完美的人格榜样。鲁迅先生率先发现了这一点。
　　谁的“天国”？
1851年1月11日，37岁的广东人洪秀全在偏僻的广西金田村揭竿而起，自封天王，号称“太平天国”。两年后他杀进南京，直到1864年南京城破之前服毒自杀，席卷大半个中国几近十四年。
一百多年来，尤其是半个多世纪以来，洪秀全在中国始终是一个神话，直到2000年6月，潘旭澜先生的《太平杂说》出版之后，这个神话才开始破灭。
毛泽东说洪秀全是“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四大代表之一，他领导的太平天国运动又是中国近代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农民起义，根据农民起义总是好的必然逻辑，农民领袖洪秀全必然也是推动历史进步的人物。
孙中山先生出生于1866年，距太平天国失败仅仅两年，余波未息。他的家乡（广东香山）离洪秀全的家乡（广东花县）也相去不远，少时听过洪秀全的故事，在他幼小的心田里播下了反清的种子丝毫也不奇怪。
洪秀全死后10年（1874年）出生于湖南的黄兴也曾谈起自己受到过太平天国的影响，“我革命的动机，是在少时阅读太平天国杂史而起。但是又看到太平天国自金田起义之后，起初他们的弟兄颇知共济，故能席卷湖广，开基金陵。不幸得很，后来因为他们弟兄有了私心，互争权势，自相残杀，以致功败垂成。我读史至此，不觉气愤腾胸，为之顿足三叹。”（1912年5月，与李贻燕的谈话．《黄兴集》211—212页）
这两位民国的缔造者少时离“太平天国”覆灭不久，洪秀全毅然举旗反清的故事无疑给他们提供了一个现成的榜样，但洪秀全对他们的影响也仅限于反清这一点上。一个多世纪过去了，历史的真相终于逐渐浮出水面，潘旭澜先生经过几十年的思考，透过曾有的光环，拨开重重迷雾，终于回到现场，回到了真实的历史。他让我们发现一幕幕曾笼罩在神圣面纱之下的人间丑恶、荒淫、无耻、野蛮、残酷和迷信。
洪秀全屡试不第，图谋造反之前有过一个相当漫长的准备阶段。1844年5月，他和唯一的同伴冯云山广西山区宣传他的“拜上帝”，因为进展不快，生活艰苦，仅仅几个月他就没有耐心而离开了。三年后，等到冯云山历经艰辛在紫荆山站住了脚跟，他又跑去大张旗鼓地蛮干，使得拜上帝会迅速陷入险境，这个时候他却躲起来了。得知冯云山等被捕的消息之后，他这个教主则以找两广总督救人为借口仓皇逃离广西。冯被其他信徒救出来后，他才于1849年重返紫荆山。这是1851年以前的那个洪秀全，如果不是善于相术的冯云山刻意造神，要把他造成一个人间神，作为造反的旗号，以后的一切也许就不可能发生。
1851年洪秀全在金田村起兵没几天，连一个县城都还没占到，立足未稳，就迫不及待自封“天王”，才打进小城永安，在强敌围困之时就大封诸王，并向全军下诏，封官许愿。从广西一路杀出来，凡攻占一地，来不及逃走的青壮年一律被胁迫参军，否则斩首。刑罚也极为严酷，斩首之外有五马分尸，最恐怖的是“点天灯”。所以进南京前他的队伍一下子从数万人变成了十多万人。打进南京这个六朝古都，他们喜出望外，一方面大兴土木，营建极少数人荒淫无度的安乐窝；一方面把南京变成一个大军营，男女一概分成男行、女行、夫妻不能同居（男女隔离制度实行了两年），军民不得有私有财产，废止正常的商业，实行供给制等。说是“天堂”，其实是“坟墓”，说是人间天国，不过是人间地狱罢了。
洪秀全还没有公开造反时，就有妻妾十余人，永安突围时，就增加到36人，建都南京以后，更是大肆选美，豪华壮丽的天王府里美女如云。据他儿子在供词中说他有妻妾88人（也有说108人），还有宫女一千多人，专供他一人享乐，所以他只能用数字来编号，如第三十妻、第八十一妻等。从此，只有40岁的洪秀全再也足不出户了（也因此才逐渐大权旁落），直到1864年自杀之前，他一共只出过几次天王府。其荒淫无耻的程度与列朝列代的帝王相比都有过之而无不及。潘旭澜先生说通过现今的暴发户可以窥见洪、杨当年的心思，此语不差。小农打天下、坐天下的目的，阿Q就明白说出来了，无非是“吴妈”、钢丝床等，也就是女人、财帛、富贵荣华也。这样的“天国”，到底是谁的“天国”，不是昭然若揭了吗？
1853年洪秀全进南京，曾有屠杀行为。凡满清官员、满族百姓、知识分子、僧尼道士、商人，不分男女老幼纷纷杀头，许多人不堪凌辱被杀，就举家自杀，整个南京城一片血腥。历代古都的文物古迹被严重毁坏，诸子百家、历代书籍都遭禁止、焚毁，比秦始皇还要彻底。这不仅是对生命的屠戮，也是对文化与文明的毁灭。
发生在1856年的一幕幕血腥屠杀，说是“杨韦内讧”，其实更是“洪杨内讧”。这场影响“太平天国”命运至深的自相残杀，起因于东王杨秀清觊觎“神器”，逼洪秀全封他父子为“万岁”。洪密令北王韦昌辉连夜从前线带兵回京，血洗东王府，杀了东王部下将士两万多人，秦淮河的水都被染红。翼王石达开是诸王中最有远见、最能干的一个，被曾国藩他们认为是最厉害的对手。他回京指责韦昌辉杀虐太重，韦“在洪密令或示意之下”又要杀石，石连夜缒城逃脱，一家老小全被杀光。石达开兴师问罪，洪又下令杀了韦及亲信二百人。从此，“太平天国”就开始由盛转衰，朝末路走去。
1863年12月，在面临覆灭时，洪秀全断然否决了李秀成“让城别走”的苦求，死也不愿离开他的“小天堂”、安乐窝，并痛斥、诅咒李秀成——“朕铁桶江山，尔不扶，有入扶。尔说无兵，朕之天兵多过于水。”南京被重重围困，城中即将断粮，他号召军民以“甘露”（百草）为食。城破之前他在绝望中服毒自尽，没有与太平天国共存亡。城破之后，一个二三十万人口的大都市只剩下万把人，几乎成了一座空城。
如果尊重史实而不是凭空妄言，洪秀全和太平天国代表的绝对不是什么先进、进步的文明，而是愚昧、野蛮、迷信的代名词，与“向西方探求真理”更是风马牛不相及。他只是借了基督教的一些名词装神弄鬼，煽动、欺骗、愚弄贫苦大众跟他造反，所谓“天朝田亩制度”，据史学家说压根就没实行过。“天下一家，同享太平”，“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口号只是骗人的美丽谎言而已。说穿了，宗教在洪秀全心目中最多只是造反和控制臣民的工具，他根本没有什么宗教信仰，所谓“天国”，不过是他一个人的“天国”而已。后期（1859年4月22日）来到南京的洪仁开的确对西方文明有所了解，但一个迷信、狭隘、自私、昏庸、荒淫的洪秀全又怎么可能实行他的《资政新篇》呢？何况那时离1864年的覆灭已为时不远。
　　二
大致上，中国农民起义只有两种不同的结局，也就是成功或者失败的区别，而没有其他不同。陈胜、吴广、张角、黄巢、李白成、洪秀全代表了失败的一类，刘邦、朱元璋等代表了成功的一类。
刘邦是秦末陈胜、吴广大起义中崛起的一支农民军领袖，史书说这个小小的“亭长”少有大志，哪是什么“志”啊！——他看见秦始皇出巡的气派脱口而出——大丈夫生当如此也！换句话说——做人就要做皇帝啊！在击败了“彼可取而代之”的盖世枭雄项羽后，他建立了第二个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制王朝——汉朝。西汉、东汉前后共四百多年，刘家的子子孙孙传了十几代，直到另一场大规模的农民暴动又起来要颠覆它，在摇摇晃晃中它还在曹操的覆翼之下存在了好多年。我们也许只记得刘邦是皇帝，而忘了他的出身——他曾是一个农民起义的领袖。
另一个成功的典型是朱元璋，他是一贫如洗的安徽凤阳人，做过乞丐、和尚，在元朝末年的红巾军大起义中崛起，击败了其他的农民起义军领袖陈友谅、张士诚等，北逐蒙古草原，南征云南边陲，在江南成就一代帝业，开创了明朝近三百年的基业。刘家王朝与朱家王朝可以说前后辉映，刘、朱两姓就占据了中国编年史上重要的700年。
汉朝和明朝开国之初，确实也有过一些新气象，比如减轻人民的赋税等。但即使在他们最开明的时期也伴随着大杀功臣元勋这样血淋淋的事实，因此在他们身上我们看不到什么值得大书特书的功绩。一个昏庸无能的皇帝、一个腐朽没落的王朝与一个开明能干的皇帝、一个刚刚兴起的王朝在本质上并没有多少区别，他们都不可能给人民带来真正的幸福和自由。人民的幸福不可能在皇帝的身上找到，如果农民起义可以给我们带来好皇帝，如果好皇帝能给我们以自由、幸福，两千年来我们早就是一个民主、富强、文明的国家了。
无论是教“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士不敢弯弓而抱怨”的千古一帝秦始皇，还是在龙座上撒尿的清朝末代皇帝宣统，两千年来多少大大小小的皇帝不仅没有把我们带入一个做人的时代，反而让我们一直跪在王权的脚下，做一个奴隶也不得。鲁迅先生在历史中读出了“吃人”两字，他把一部中国史分成两半：一个是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一个是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诚哉斯言！
由此我想起如果陈胜、吴广得了天下，如果没有吴三桂引清兵入关，李自成做稳了他的大顺皇帝，大顺也和大汉、大明一样绵延几百年又会怎么样？陈胜、吴广完全可能与刘邦、项羽一样火并大杀一场，胜者王，败者死。至于李自成坐稳了龙位，恐怕连朱元璋也比不上，朱元璋在大功告成之前还懂得爱惜人才，如果不是接受刘伯温、高升等人的主张，他是不可能战胜群雄的。而李自成在仓皇离京之时、离一统山河实在还远得很的时候，就听信谗言杀了最有战略眼光的李岩，因为李岩也姓“李”，怕“十八子坐天下”的民谣应验在此“李”的身上。这样迷信、这样残忍的人，我们能指望他做了皇帝给我们带来什么呢？
正因为自古以来中国人只反昏君贪官，不反明君清官，难怪几千年来虽然农民暴动不断，却难于推动历史进步。即使帝制崩溃之后，从袁世凯、张勋的旧权威主义到新权威主义，我们都耳熟能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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