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明威（1899-1961），美国小说家。1899年7月21日生于芝加哥市郊一个橡胶园小镇。从小对体育、捕鱼和狩猎充满热爱。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他志愿赴意太利当战地救护车司机。1918年夏，海明威在前线被炮弹炸成重伤，回国休养。后来去加拿大多伦多市，在星报任记者。1921年重返巴黎，与美国女作家斯坦因、青年作家安德森和诗人庞德等结识。1923年，发表处女作《三个短篇小说和十首诗》。1926年，长篇小说《太阳照样升起》出版，崭露头角。1929年，《永别了，武器》问世，这部反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鸿篇巨制给海明威带来声誉。20世纪30年代初，海明威到非洲旅行和狩猎。1935年，《非洲的青山》和一系列短篇小说诞生。1937年，发表描写美国与古巴之间海上走私活动的小说《有的和无的》。西班牙内战期间，他三次以记者身份亲临前线，在炮火中写出剧本《第五纵队》和长篇小说《丧钟为谁而鸣》（1940），后者以美国人参加西班牙人民反法西斯战争为题材。1952年，《老人与海》问世，深受好评，翌年获普利策奖，1954年，海明威以此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这部小说以写实手法展现了捕鱼老人圣地亚哥在重压下仍保持的优雅风度，这种精神上的永远不可战胜者成为文学史上最著名的“硬汉”形象之一。《老人与海》被译成几十种文字在世界各国传播，海明威自己也认为《老人与海》“是这一辈子所能写得最好的一部作品”。后来，海明威离开古巴返美定居。因身上多处旧伤，精神抑郁，1961年7月2日，用猎枪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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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老人与孩子
圣地亚哥是个在湾流中一条小船上独个儿钓鱼的老人，至今去了已有八十四天，一条鱼也没逮到。刚开始，跟他在一起的还有一个男孩子，然而，四十天过去了，他们没有捉到一条鱼，孩子的父母就说，老人一定是倒霉到了极点，跟着他不会有好处的，于是孩子听从了他们的吩咐，上了另外一条船，结果第一个礼拜就捕到了三条大鱼。老人每天回来时船总是空的，孩子见了，心里很难受，他常常走下岸去，帮老人拿卷起的钓索，或是鱼钩和鱼叉，还有绕在桅杆上的帆。帆上缀满了补丁，都是用面粉袋片打的，收拢后看来像是一面永久的失败的旗子。
老人消瘦而憔悴，脖颈上有很深的皱纹。腮帮上的褐班，沿着他脸部的两侧一直蔓延下去，那是太阳在热带海面上犀射的光线所导致的良性皮肤癌变。他的双手常用绳索拉大鱼，因此留下了深深的伤疤。这些伤疤中没有一块是新的，它们像无鱼可打的沙漠中被侵蚀的地方一般古老。他身上的一切无不透着古老的气息，除了那双眼睛，它们像海水一般蓝，是愉快而不肯认输的。
“圣地亚哥，”他们俩从小船停泊的地方爬上岸时，孩子对他说，“我又可以陪你出海了。我家挣到了一点儿钱。”
老人教会了孩子捕鱼，孩子对他有感情。
“不，”老人说，“你遇上的是一条交了好运的船。还是继续待下去吧。”
“你不记得了吗，有一回你八十七天没钓到一条鱼，接下来的三个礼拜，我们每天都逮住了大鱼。”
“我记得，”老人说，“我知道你不是因为没信心才离开我的。”
“是我爸爸让我走的。我是他儿子，不得不听他的话。”
“我知道，”老人说，“这是理所当然的。”
“他没多大的信心。”
“他没有，”老人说，“可是我们有。难道不是吗？”
“对，”孩子说，“走，咱们到露台饭店去喝啤酒，我请你，然后一起把打鱼的家什带回去。”
“那好啊，”老人说，“到底都是打鱼人嘛。”
在饭店的露台上，他们坐了下来，不少渔夫开老人的玩笑，老人并不生气。另外一些上了年纪的渔夫望着他，虽然难受，然而他们并不表现出来，只是客气地谈着海流，谈着他们把钓索送到海下多么深，天气一贯多么好，谈着他们的所见所闻。当天有收获的渔夫都已回来，把大马林鱼剖开，整片儿排在两块木板上，两个人分别抬着每块木板的一端，摇摇晃晃地送到收鱼站，在那里等冷藏车来把它们运往哈瓦那的市场。逮到鲨鱼的渔夫已把它们送到海湾另一边的鲨鱼加工厂，吊在复合滑车上，除去肝脏，割掉鱼鳍，剥去外皮，将鱼肉切成一条条，以备腌制。
刮东风的日子，鲨鱼加工厂会隔着海湾送来一股气味；但是今天只有淡淡的一丝，因为风转向了北方，后来慢慢平息了，饭店露台上万里无云、阳光明媚。
“圣地亚哥。”孩子说。
“哦。”老人说。他正握着酒杯，思绪飘回到好多年前。
“要不要我去弄点沙丁鱼来给你明天用？”
“不。去打棒球吧。我划船还行，罗赫略会给我撒网的。”
“我也很想去。就算不能陪你钓鱼，我也很想给你做点事，哪怕一点儿。”
“你不是请我喝了啤酒吗？”老人说，“你已经长大啦。”
“你第一次带我上船，我那时几岁？”
“五岁，那天我把一条活蹦乱跳的鱼拖上船去，它差一点把船撞得粉碎，你也差一点把小命丢了。还记得吗？”
“我记得鱼尾巴拍打着，砰砰的，船上的座板给打断了，还有棍子打鱼的声音。我记得你使劲地把我往船头推，那里搁着湿漉漉的钓索卷儿，我感到整条船都在颤抖，你啪啪地用棍子打鱼，像在砍一棵树，我还记得我浑身上下都是血腥味儿，甜丝丝的。”
“你真的都记得吗，还是不久前我刚跟你说过？”
“打从我们头一回一块出海时起，所有的事儿我都记得一清二楚。”
老人用他那双饱受风吹日晒却坚定不移的眼睛望着他目光里透着爱怜。
“要是你是我自己的儿子，我一定会带你出去闯闯，”他说，“可是你是你爸爸和你妈妈的儿子，你搭的这条船又交上了好运。”
“我去弄沙丁鱼来好吗？我还知道上哪儿去弄四条鱼饵来。”
“我今天还有自个儿剩下的。我把它们放在匣子里腌了。”
“让我给你弄四条新鲜的来吧。”
“一条。”老人说。他从没放弃过自己的希望和信心。现在又清新起来，就像微风初起时那样。
“两条。”孩子说。
“两条就两条吧，”老人同意了，“你不会去偷吧？”
“我倒是愿意，”孩子说，“你放心，这些是买来的。”
“谢谢你，”老人说。他心地善良，不去猜测自己什么时候达到这样谦卑的地步。然而他知道现在已经到了这种时候，知道这无伤大雅，也不会伤害他真正的自尊心。
“看这海流，明儿准是个好日子。”他说。
“你要上哪儿去？”孩子问。
“到远方去，等转了风才回来。我想天亮前就出发。”
“我想办法叫船主人也到远方去，”孩子说。“那么，如果你真的钓到了大鱼，我们就可以赶过去帮你的忙。”
“他可不愿意到远方去。”
“哎，”孩子说。“可是我能看见一些他看不见的东西，打个比方，空中有只鸟儿在盘旋，我就会叫他赶去追鲯鳅的。”
“他眼睛视力不好吗？”
“跟瞎子差不多。”
“奇隆，”老人说，“他从没捕过海龟。那玩意儿才对眼睛不利哪。”
“可不是，你在莫斯基托海岸外捕海龟好多年了，你的眼力还是挺好的嘛。”
“我是个与众不同的老头儿。”
“不过你现在还有力气对付一条真正的大鱼吗？”
“我想还有。再说可用的窍门我还有不少呢。”
“我们把家什拿回家去吧，”孩子说，“这样我可以拿了鱼网去逮沙丁鱼。”
说着，他们从船上拿起打鱼的家什。老人把桅杆扛上肩头，孩子拿着内放编得很紧密的褐色钓索卷儿的木箱、鱼钩．和带杆子的鱼叉。剩下的则藏在小船的船艄下面，有盛鱼饵的匣子，还有那根用来收拾被拖到船边时的大鱼的棍子。谁也不会来偷老．人的东西，尽管老人对此深信不疑，但是他认为，将一把鱼钩和一支鱼叉留在船上这种诱惑实在没必要。桅杆和那些粗钓索是一定要带回家去的，因为露水会损坏这些东西。
顺着大路，他们一起走到老人的窝棚，从敞开的门走进去。老人把绕着帆的桅杆靠在墙上，木箱和其他家什则搁在它的旁边。桅杆跟这窝棚内的单间屋子差不多一般长。窝棚是用大椰子树的坚韧的苞壳做成的，苞壳有一个奇怪的名字叫做“海鸟粪”，窝棚里面是一张床、一张桌子、一把椅子和泥地上一处用木炭烧饭的地方。
褐色墙壁用纤维结实的“海鸟粪”展平了叠盖而成，上面有一幅彩色的耶稣圣心图和另一幅科布莱圣母图。这是他妻子的遗物。墙上曾经挂着一幅他妻子的着色照，但是他把它取下来了，因为看了觉得自己太孤独，如今它在屋角隔板上，在他的一件干净衬衫下面。
“有什么吃的东西？”
“有锅鱼煮黄米饭。要不要吃点？”
“不。我回家去吃。要我给你生火吗？”
“免了。待会我自己来生。或者就吃冷饭算了。”
“我把鱼网拿去好吗？”
“当然好啦。”
其实并没有鱼网，孩子还记得他们是什么时候把它卖掉的。然而他们每天扯一套这种谎话来安慰对方。也没有鱼煮黄米饭，孩子再清楚不过了。
“八十五是个吉利的数字，”老人说，“你想不想看到我逮住一条大鱼，去掉了下脚还有一千多磅重？”
“我拿鱼网捞沙丁鱼去。你坐在门口晒晒太阳好不好？”
“好吧。我有张昨天的报纸，我来看看棒球消息。”孩子不知道老人这一回说的是不是真的。但是老人确实从床下取出了一张报纸。
“在杂货铺里佩里科给我的。”他解释说。
“我弄到沙丁鱼就回来。我要用冰把你的鱼跟我的一起镇着，明儿早上就可以分着吃了。等我回来了。你告诉我棒球消息。”
“我想扬基队会赢的。”
“不过克利夫兰印第安人队也有可能会赢。”
“我们要对扬基队有信心，好孩子。别忘了那了不起的迪马吉奥。”
“我担心底特律老虎队，还有克利夫兰印第安人队。”
“哎呀，是不是连辛辛那提红队和芝加哥白短袜队，你也要担心啦？”
“你好好儿看报，等我回来了给我讲讲。”
“你看我们去买张彩票怎么样？末尾是八五的，明儿是第八十五天。”
“好啊，”孩子说，“不过你上次创的纪录是八十七天，不是八十五天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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