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情晚清四十年(聆听大家)

那四十年悲情的历史代序
曾国藩与传统文化
曾国藩与湘军
曾国藩与洋务运动
历史漩涡中的李鸿章
历史常态下的百年中国海军
颐和园与北洋海军
戊戌变法始末

程朱学派不仅视词章之学为雕虫小技，而且对汉学的攻击尤不遗余力，有人甚至将太平天国革命爆发的原因归之于汉学。曾国藩认为，这都是门户之见，应该加以摒弃。他主张对儒学各派兼取各家之长，义理、词章、考据、经济四者不可缺一。他在给刘蓉的信中表达自己的见解和志向说，“于汉宋二家构讼之端，皆不能左袒以附一哄；于诸儒崇道贬文之说，尤不敢雷同而苟随”。吾“欲兼取二者之长，见道既深且博，而为文复臻于无累”②。他的门徒黎庶昌在为他作传时说“始公（指曾国藩）居京师，从太常寺卿唐公鉴讲授义理学，疾门户家言，汉宋不通晓，亦宗尚考据，治古文词，与蒙古倭公仁、六安吴公廷栋、师宗何公桂珍、汉阳刘公传莹、仁和邵公懿辰数辈友善，更相砻砥，务为通儒之学。尤是精研百氏，体用赅备，名称重于京师”⑧。这些话基本上反映了曾国藩的治学主张和经历。
对于经济之学，曾国藩也非常重视。当时一般学者多视经济之学为做官术，不把他当成一门学问。所以，姚鼐、唐鉴都认为学问只有义理、考据、词章三门。曾国藩则把“经济之学”列为一个独立的学科。他在《劝学篇示直隶士子》一文中说：“为学之术有四：日义理，日考据，日词章，日经济。义理者在孔门为德行之科，今世目为宋学者也；考据者在孔门为文学之科，今世目为汉学者也；词章者在孔门为言语之科，从古艺文及今世制义诗赋皆是也；经济者在孔门为政事之科，前代典礼政书及今世掌故皆是也。”④曾国藩认为，“欲周览经世之大法”，必自杜佑之《通典》、马端临之《通考》始，“许郑考先王制作之源，杜马辨后世因革之要”⑤，其精神实质是一致的。所以，考据学的任务不仅在于文字训诂，更重要的是对历代典章制度的考订。早在咸丰元年（1851年）曾国藩就在日记中表示，“天下之大事宜考究者凡十四宗：日官制、日财用、日盐政、日漕务、日钱法、日冠礼、日婚礼、日丧礼、日祭礼、日兵制、日兵法、日刑律、日地舆、日河渠”。研究这些问题，“皆以本朝为主而上溯前代之沿革本末，衷之以仁义，归之于简易。前代之袭误者可以自我更之，前世所未及者可以自我创之。其苟且者知将来之必敝，其至当者知将来之必因，所谓虽百代可知也”①。事实上，曾国藩对“经济之学”也确实下过一番苦功夫。他大约从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担任礼部侍郎前后起，一生中始终孜孜不倦地研究“经济之学”，并从中吸取了历代统治阶级丰富的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经验，从而解决了一连串的社会实际问题，为其在反革命生涯中取得某些成功提供了重要条件。
曾国藩不仅对儒学各科主张兼取各家之长，而且对诸子百家也采取兼收并用的方针。咸丰十一年（1861年）他在日记中写道：“立身之道，以禹墨之勤俭兼老庄之虚静，庶于修己治人之术两得之矣。”②又说：“周末诸子各有极至之诣。其所以不及仲尼者，此有所偏至，即彼有所独缺，亦犹夷、惠之不及孔子耳。若游心能如老庄之虚静，治身能如墨翟之勤俭，齐民能如管商之严整，而又持之以不自是之心，偏者裁之，缺者补之，则诸子皆可师也，不可弃也。”⑧有时，曾国藩甚至干脆把先秦诸子的各派学说称之为孔子的“言外之意”。他说：“圣人有所言有所不言。积善余庆其所言者也，万事由天不由人其所不言者也；礼乐刑政、仁义忠信其所言者也，虚无清静、无为自化其所不言者也。吾人当以不言者为体，以所言者为用；以不言者存诸心，以所言者勉诸身；以庄子之道自怡，以荀子之道自克。其庶为闻道之君子乎？”④
曾国藩在其一生的活动中，从诸子百家各派学说中吸收了不少思想用于行政和为人处事。例如，他在湖南举办团练时，就吸取刑名家重法治乱世的思想，作为残酷镇压农民群众反抗活动的理论根据；他在统治阶级中受到排挤时，就吸取老庄清静无为的思想主动“推让少许权利”，以解除清政府的疑忌。结果，他在这两件事上都达到预期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