枯立木

一 儿时琐记
儿时琐记
钟声
妈妈的手
二 盲妻和麻雀
盲妻和麻雀
美人鱼
三 我爱书
我爱书
爱好与教训
四 先生走了
先生走了
感念恩师
一部不朽的交响曲
老舍先生访苏琐记
丁玲与绘画
高山仰止
怀念一位大学者
五 不安的灵魂
不安的灵魂
自缢之谜
作家的头哪里去了?
诗人的生活岂能没有苦难?
不残的心
永恒的魅力
七个音符
“我的心在音乐中”
遥远的明天
普希金的书房·普希金的夫人，普希金的墓
历史将为他定位
顿河边上的巨石
大地之子
六 往事如烟
往事如烟
青春的秘诀
是师，也是友
寻梦记
七 枯立木
枯立木
我死了
绿梦
卵石
编者后记

书摘
美人鱼
夜，漆黑漆黑。
没有星星，没有月亮。
我坐在海边上，静听大海沉沉地喘息，有一种说不清楚的感觉，各种思绪不断涌上心头。
我是晚饭后散步时信步走到这里的。潮湿而又含着咸味的海风，吹散了夏日白昼的炎热，给游人送来一丝凉爽。我沿着海边徜徉了很久，在某处停下脚步，欣赏大海色彩的变化。当时天还没有入夜，灰蒙蒙的乌云渐渐笼罩了茫茫的海面。海的博大，海的气魄，海的涛声，海的绚烂，以及我想像的各种奇异美丽的海中生物，都使我陶醉，使我不愿离去。天完全黑了，我依然不肯返回住处。
无边无际的大海已经完全隐遁在夜的怀抱中了，什么也看不见了，连身边的沙滩，人影，甚至自己伸出来的手也看不见了。只有海的低诉，夹杂着塞壬的歌声时时传到耳边。我仿佛存在又不存在。
突然，我感觉有什么东西从海上向我靠近。总不会是鲨鱼吧?我提高了警惕，咳嗽了一声，做了充分的准备，以防患于末然。这时，我听到一个声音：
“我可以在这儿坐一会儿吗?”声音温柔甜美，显然是位女性。
“这儿是公共的海滩，为什么不可以?”我心想，她何必问呢?转瞬间，我又感到纳闷：我看不见她，她怎么会看见了我?
“你在观海吗?”
我嗯了一声。
“您能看见什么?”
“不知道。”我确实在观海，也确实不知道自己能看见什么，因为眼前一片漆黑。
在夏夜海风的吹拂中，我只能听见从海上漂来的神秘的声音，又总想看看那看不见的东西。有生以来，我第一次在黑暗中没有恐惧感。我看不见跟我说话人的形象。我的所有神经细胞都提醒我：她在观察我。我有些坐立不安了。移步离开，怕她嘲笑，留在此地，又弄不清对方是何许人。
又过了多久，我无法计算时间，天上没有星星也没有月亮，此处又没有灯光，看不见手表，一切都凭感觉。
“您有结石。”这突如其来的一句话，令我惊讶。她怎么会知道我有结石?来海滨前不久，体检时，医生才查出我胆内有结石，而且不止一两块。
“是嘛?”我佯装不知道的样子。“您怎么知道?”
“我看见了。”
在这漆黑漆黑的夏夜，我连自己的手都看不见，她怎么能看见我胆内有结石？

一部不朽的交响曲
——李德伦
李德伦先生住院已经多日。今年早秋，准备去外地出访前，我到协和医院去探视先生。推门走进病房，发现病房空空如也，连病床也不见了。我心里一悸。找到护士以后，才知道是家人推着病床送他去透析了。我等了半晌，仍不见大师归来，又问护士。护士告诉我，透析需要大半天的时间；于是我信手画了一张小画，作为留言便走了。我相信这位乐天达观的老人一定会战胜病魔，还会和我们谈天说地，还会重新登上舞台，操起指挥棒，继续为发展中国交响乐而尽力。我准备从外地归来后再去医院看望老人。
10月19日上午，我刚刚从莫斯科归来仅一天，突然得知李老仙逝的消息。我久久不能清醒过来，陷入深思。人活着，不仅有肉体的生命，而且有精神的生命。肉体最后或火化，或入土；而精神生命则会飘忽在人间，无时不在，无处不在，长存不息，如同空气。我在俄罗斯时就深有此感。
今年十月，我在俄罗斯首都路经莫斯科音乐学院门口时，细雨霏霏，我在柴可夫斯基纪念碑前伫立了良久。我想到我国一批批音乐学子曾在这里受到教育，更想到五十年前走进这栋神圣的大门进修的李德伦。
当我在莫斯科新圣母公墓里踏着金黄的枫叶来到肖斯塔科维奇墓前时，我又联想到李德伦指挥他的乐曲的专注神情，还有那萦绕在耳际的旋律。
我认识李德伦先生很晚，是上一世纪50年代中期。他经历了在上海戏剧界作为演员的鼎盛时期，还有他在延安担任指挥的日子也已成为历史。
那是1954年，中苏友好代表团访苏。我是随团的一名翻译。有一天，旅馆会客室里聚集了很多人，其中有位谈笑风生的英俊壮年，戈宝权先生告诉我：那就是大名鼎鼎的李德伦。
那时李德伦风流倜傥，神采奕奕，谈起话来妙语横生，尽是趣事。
斗转星移。几十年在风风雨雨中过去了。因为工作关系，我在北京有了较多与他相遇的机会。我住在和平里期间，离中央乐团很近。朋友带我去过李德伦的家，还见到了他的高龄老母。李德伦擅长书法与摄影，喜欢绘画，乐干帮助新人。我在他家里的墙上见过一位少年画家的作品，他曾滔滔不绝介绍那位少年的才气与他的艺术作品的特色。
改革开放初期，我在《世界文学》编辑部工作时，曾邀请李德伦给我们编辑人员讲过如何欣赏交响乐。他非常爽快地答应了，但是提出两个要求：派一辆车接他；准备一位善于操纵录音机的人为他做帮手。那一天，不仅《世界文学》编辑部的同仁，甚至外国文学研究所及中国社会科学院其他所的研究人员得知消息后，也都来听他的报告。会议室里已经容纳不下听众了。李德伦一连讲了两个多小时，帮他放乐曲的人做得也还算麻利，听众兴致勃勃，如痴如醉，中途无一人退场。大家在他深入浅出的介绍中，受到了有关交响乐的诸多教益。

怀念一位大学者
——钱钟书
大学者钱钟书离开了神州，爱他敬他的大地顿时出现一块空白。这个空白也许需要一两代人的努力才能补。
钱先生是老前辈，他的学术成就，为人功德，社会早有评定。晚年不肯滥用时间，闭门谢客，婉绝采访，澹泊明志，但对新事物极其注意，对后生成长关心备至。仅仅由于工作的需要和命运的安排，我有幸接触过这位老人，听过他的讲话，按照他的意思办过几件事，从此在生活与工作中竟不止一次地感受到他的恩泽。
回忆中不能或缺的人
回忆钱先生时，我的脑子里总有另一个和他相随相伴无时无刻不和他在一起的人。她就是他的夫人杨绛(杨季康)先生。他们是一个分不开的组合体。无论探讨深奥的学术问题，还是处理平凡的日常琐事，二人总是合商共议。
他们从大学相识，到钱先生先逝，在60多年的漫长人生道路上，不管风吹浪打，命运如何摆布，他们荣辱与共，同舟共济。
钱杨是同道是知音。1941年，钱先生出版《写在人生边上》一书，扉页上特注明是“赠予季康”的。他的《围城》也是献给杨绛的。是杨绛不断地督促，替他挡了许多事，让他省出宝贵时间，使他在繁忙中完成传世奇书。40年后，杨绛回忆钱先生创作《围城》的过程时说，他们二人每天晚上在一起阅读他写成的稿子：“我笑，他也笑，我大笑，他也大笑。有时我放下稿子，和他相对大笑，因为笑的不仅是书上的事，还有书外的事。我不用说明笑什么，反正彼此心照不宣。然后他就告诉我下一段打算写什么，我就急切地等着看他怎么写。”
他们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够做到心照不宣，相互理解。钱先生再版《围城》，杨先生写了数篇记述他写作那部小说时的历史背景与经过。她说：“我既不称赞，也不批评，只据事纪实。”钱先生认为杨先生的记述“没有失真”。她的《记钱钟书与<围城>》一文，是研究钱先生小说创作的极有价值的第一手文献。
我也珍藏着杨先生写给我的一封信。信是杨先生写的，而信封是钱先生的手笔。可见他们连写信时也在一起。
杨先生是钱先生的理发员。疯狂的“文革”初期，造反派给钱先生剃了阴阳头。杨先生凭借自己高超的理发技术为钱先生作了修整。
钱先生是杨先生的书法老师。年逾七旬的杨先生拿起毛笔练字。她请钱先生当教员，钱先生慨然接受，但提出严格要求；学生每天必须交作业，由他判分，认真改正。钱先生审批杨先生写的大字，一丝不苟或判圈儿或打杠子。杨先生嫌钱先生画的圈不圆，找到一直笔管，让他蘸E口泥在笔划写得好的地方打上标记。杨先生想多争几个红圈儿。钱先生了解杨先生的心理，故意调侃她，找更多的运笔差些的地方打上杠子。我见过杨绛先生的大楷“作业”，她很重视钱先生的批示。二位老人童心不泯，感情纯真如初。
钱杨观点相同、语言相近、志趣相投，彼此绝对信赖，在任何情况下都相互支持与赞同。十年“文革”浩劫期间，我们都是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的人。钱先生被封上“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受到无端的攻击与诬陷。杨先生全力地卫护他，安慰他。造反派把愤怒集中在杨绛头上，批斗她给钱钟书通风报信。杨绛没有感到屈辱，反而认为值得自豪。这位看起来弱不禁风的女性用坚定的语气说，她是通风报信了，因为她能担保“钱钟书的事我都知道”，而且敢于为他的行动负责”!她的声音不高，每句话却掷地有声，震撼人心。这种崇高的表现，远非每一对夫妇能够做到。
钱先生臣，、病住院期间，杨先生帮助他解脱痛苦，给予安慰。“钟书仍重病。我尽力保养自己，争求‘夫在前，妻在后’，错了次序就糟糕了。”这是杨先生在1995年5月1 8日写给我的信中的话。话中的深情，令任何人不能不为之感动。多么伟大的女性!多么崇高的声音!如今，钱先生确实在她之前走了，他的先走也许使她在精神上有些慰藉。错了次序，二老如何是好?钱先生在病中他们的爱女逝世。这是何等沉重的打击，全由杨先生承担了。钱先生走了，可是我总觉得他仍然和杨先生在一起，而杨先生的整个身心也在守护着钱先生。她身单力薄，年老意志更坚强，她决不允许谁来欺侮钱先生，不管是在钱先生生前还是身后，她都一如既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