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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道网·俞晓群专栏】1964年,王云五辞职不久,台湾商务印书馆于6月间召开股东大会,对公司股权进行了改组,同时选举重组后的首届董事会。王云五以最多票数当选为董事,随后又由董事会以全票选举为董事长。此时台湾商务印书馆的状况,几乎可以用“惨不忍睹”来形容。馆中的业务人员只有19人,平均每年出书不到50种,年营业额只有200多万元,利润只有100余万元。业务与财政情况均极为困难。1964年7月1日,77岁的王云五走马上任,正式出任台湾商务印书馆董事长。他首先做了三件事情。
王云五在总结自己人生经历时,累计他在商务印书馆服务年限时,一定要把他在台湾商务印书馆的一段经历计算其中,即在大陆商务印书馆服务25年;在台湾商务印书馆服务16年,合计41年。当然,有了台湾一段经历,王云五为自己精心设计的人生轨迹,也显得完整了许多:起于出版,成于出版,终于出版。
1963年年末,时任高官的王云五,历经数次请求辞职,终于获得批准。当然,对王云五而言,更重要的是这一年,他已经76岁了。此时他的身体非常好,没有进过医院,用他1972年接受采访时的话说:“自己是部没有换过零件的机器。”那么王云五为什么急于辞职呢?观其后来的行为,我觉得,王先生一直希望能将自己最后的人生道路,回归到出版上来,以释内心中一些最大的追望与缺憾。
1964年,王云五辞职不久,台湾商务印书馆于6月间召开股东大会,对公司股权进行了改组,同时选举重组后的首届董事会。王云五以最多票数当选为董事,随后又由董事会以全票选举为董事长。此时台湾商务印书馆的状况,几乎可以用“惨不忍睹”来形容。馆中的业务人员只有19人,平均每年出书不到50种,年营业额只有200多万元,利润只有100余万元。业务与财政情况均极为困难。
所以当我写到这里心中竟然涌出一阵酸楚的感觉。这位77岁的老人,他当年做商务印书馆总经理时,最多时总馆的在职员工曾经达到近4000人,加上各地分支机构的人员,达到6000多人。以1936年为例,当时商务印书馆出书量,占到全国出书总量的52﹪。可是眼下呢?此商务印书馆绝不是彼商务印书馆了,此时的董事长也绝对不会有彼时叱咤风云的感觉了。这样的变迁,这样的对比,别人是体会不到当事者心情的。只有王云五清楚,他为什么要在告老还乡的年龄,还走这一步。因为他热爱出版,因为他热爱文化,也因为他无乡可还!
1964年7月1日,77岁的王云五走马上任,正式出任台湾商务印书馆董事长。他首先做了三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王云五用一周时间,与馆中每一名员工谈话,了解他们的技能与工作。然后清查账目,他发现的问题有:现金短缺,已经向银行透资相当数目;开资大,营业收入小;海外账款巨大,久未收清。
第二件事情,根据上述情况,王云五提出开源节流的挽救之道。他发现当时台湾商务印书馆人员虽然不多,但工资总额却很高,尤其是高管人员工资太高。于是王云五开始实行降薪政策,高管降得最多,中层次之,底层则暂时维持现状。王先生对大家说,我们只有紧缩出资金,用于生产图书,才能渡过难关,实现增长,最终会在股权红利中得到补充;即使是没有股份的员工,只要公司业绩好,也会在年终奖励中得到实惠。
第三件事情,也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未来出版战略的建立。如果说,上面两件事情与一般企业管理原则大同小异的话,那么一个出版公司选题方向的建立,才是看一个出版家真本领的时候。王云五是一位很自信的人,当然他的自信来源于才智、经历、经验与不服输的精神。这一次,他的自信与理智,让他举起了“商务印书馆”的牌子:这是一个有传统的牌子,这是一个有情结的牌子,这是一个有传承精神的牌子。所以这一次,他有新的战略选择。
果然在当年12月,王云五在台湾省图书馆年会演讲中宣布,在最初两年之内,台湾商务印书馆将投入绝大部分精力,整理重印商务印书馆原来在大陆出版的有用图书。自第三年起,开始印行新著译之图书。前者为应急,后者则须谨慎。
回顾商务印书馆历史,好书何止千万计。此时的王云五,会从哪套书入手呢?他首先想到的还是“万有文库”。这套书数量有4000册之巨,当时在台湾已经很难找全。王云五手边还残存一套“万有文库”,他开始逐本审阅。在100天的时间里,他每天审读4个小时,总共用掉400个小时,最终选编出1200册,构成一套新的文库。他所取文库名称为“万有文库荟要”,首印600部,不到一年时间,已经售出400部。后来又拆零销售50部,同时套装销售仍在继续,到第三年,库中仅有数十部存货了。
1965年,王云五又将老商务印书馆的《四部丛刊初编》出版缩印本,一共印了400部,不到半年全部售罄,接着又辑印《丛书集成简编》,共计860册,也印了400部。
王云五上任台湾商务印书馆董事长一年半之后,也就是在1965年年底,公司的营业状况出现巨大改观。就营业额而言,他1964年7月上任,到年底,这一年的营业额,较前一年增加了30﹪以上;而1965年全年的营业额,较前一年竟然增长了3倍半以上!另外,台湾商务印书馆从1956年至1964年,9年间利润总数为130多万元;但是1965年一年的利润,就达到330多万元,以一年之盈余而超过前9年总数!
公司赢利,股东当然受益。在1963年,也就是王云五来到台湾商务印书馆之前,股东每年可以借发股息6~7元不等;1964年7月,王云五入主商务,当年股息已经达到8元多;到了1965年,每股一跃而获得42元7角3分,比从前多了6倍多!前面谈到,王云五刚刚回到台湾商务时,为了开源节流,促进生产,曾经对高管降薪;而1965年他们所得股息红利,相当于近7个月的工资总额,最高者可以得到相当于10个月工资总额的分红,他们的年收入已经大大超过从前了。
在图书品种上,1966年年终决算,王云五入主台湾商务印书馆20多个月,共出书2276种,3568册,月出书量88种左右,远远超过当年老商务印书馆“每日一书”业绩。而此前从1949年到1964年6月,即王云五入主台湾商务印书馆之前,约14年间,台湾商务印书馆平均每月出书不到4册。
王云五以老迈之年,领导台湾商务印书馆走出困境,渡过所谓商务印书馆历史上的“第四次危机”,迎来一个全新的出版局面。
1975年,王云五已经88岁了,他的精力已经大不如前,经常说一些安排身后事的话。年初,著名记者胡有瑞女士采访王云五,写下文章《学术界的奇人》。其中写道:“他还告诉我,已经写好的遗嘱是:他遗留的钱和书,全献给社会。留给子女的,只是一些心爱的字画。‘我嘱咐他们以抽签来决定各人该拿的字和画。’听他说到这里,我的心中突然升起一股莫名的哀伤,我仰首看看书房的一切,又将眼睛转望着窗外的夕阳、暗淡的云天,啊,天要黑了。那个时刻,我真想抓住他的手告诉他:你能这样的通达,对人群有如许的贡献,读破万卷书,邀游学海中,那生命的价值是永恒的、无穷的。”
1977年,王云五90岁了。他是一位深知天命的人,他的回忆录《最后十年自述》只写到这一年;他主持出版社的工作,也快到了尾声。其实此时,王云五的内心世界依然强大。他依然挣扎着,与年迈和病痛争斗不息。他80岁以后经常说,希望他的人生尽头不要在医院结束,最好能从工作室直接到殡仪馆。他90岁时说,三年前改选台湾商务印书馆董事会时,又让他连任三年董事长。他原想第二年就交给副董事长去做,但是还有许多书的整理工作未完成,还有一些版权问题需要他来解决。所以他勉强同意,再坚持工作两年。现在,这两年也到了尽头,他该放下手上的工作了。
这一年6月1日,王云五写的《九秩百咏》,一口气写下100首诗,发表在《东方杂志》上。其中一首写道:“最后十年如是称,自知体弱难持久。顾虑最深为商馆,不审长能维持否。”诗的第一句是说,他在写回忆录《最后十年自述》时,很多人劝他不要这样写,应该称之为《最近十年自述》。他不肯:“余就事实与心情二者衡断,仍坚持私见。”此时,王云五对生命的自我判断,几乎一语成谶,天真的要黑了,王云五先生真的要搁笔案上了。
但是此时,王云五依然为商务印书馆的前程忧心忡忡。所以在这一天的日记上,王云五不但将《九秩百咏》抄录下,还在后面接着写到,经过一个多月的认真思考,他决定在6月6日那一天,公布一个决定:大幅度提高台湾商务印书馆在职全体职工的待遇,以应付生活程度日益增高之趋势。这一年恰好是所谓的民国六十六年,所以王云五又把这个他亲手拟定的办法,称为“四六通告”。
就这样,一个有大智慧的人,一个自强不息的人,一个满身才学的人,一个可以判断自己人生旅程的人,就这样满怀着对生活无限的热爱,目睹着自己的生命火焰,一点点黯淡下去。(作者系海豚出版社社长)
(本文原载于:中国新闻出版报3014年7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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