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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道网·汪家明专栏】美国著名编辑家伯金斯说过一句话:有两种气质使编辑名满天下,一是对于一本好书能越过缺点看到优点,不管这些缺点多么让人沮丧;二是任凭困难再大,也能不屈不挠地去挖掘书稿的潜力。第二点说的就是要有毅力,要有笨劲,你得下决心把好东西挖掘出来。
我认为在三联书店做的比较重要的几本书,一本叫《那年那天》,一本叫《协和医事》,还有一本是我走了以后才出的《凤凰咏》。这三本书重要在什么地方,我简单介绍一下。
《那年那天》写浙江美院的历史。浙江美院现在叫中国美术学院,它是中国现代派艺术、先锋艺术的大本营,林风眠、吴大羽是那里重要的教授,朱德群、赵无极这些了不起的抽象画家都是他们的学生。现在法国一个了不起的艺术家黄永砯也是浙江美院毕业的。
解放后,我们在艺术上主张现实主义,只讲写实,画抽象被认为是资产阶级的画法,野兽主义、达达主义根本不可能。派去了一些干部,让这些画油画的画家们改画国画,像周昌谷、方增先后来成为国画中画人物画得很棒的。当时这种画法很意识形态化,在浙江美院有很多人甚至牵扯到生死存亡的事情。比如说吴大羽被开除了,最了不起的大画家开除了,没有生活来源;林风眠被赶走了,赶到上海住在阁楼里边,据说“文革”中他把2000张画用马桶给冲掉。即便到改革开放以后,1982年即将毕业的77级大学生林琳,毕业创作画了一幅野兽派作品,一幅女人体,就不予毕业,没毕业就不能分配工作,没有工作就没有饭吃。最后,他辗转到了美国,在美国时代广场给人画像为生,结果和一个黑人起纠纷,被黑人一枪打死。当时阿城他们还在那儿给他打官司,把那个黑人抓起来,结果又放了,说有精神病。那也没有办法。意识形态对于个人命运以及整个艺术史产生的影响是《那年那天》想要表达的主题,就是写整个几代人的遭遇,表现新中国艺术在发展过程中与意识形态间的复杂关系。
再一本书就是《协和医事》。协和医院大家都知道,在北京生活的人就更熟了,因为协和医院是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建立的。洛克菲勒是美国的大富豪,他的钱太多,要交税,他就搞了一个慈善基金。洛克菲勒做慈善不是把他的钱零散地散给别人,而是做影响世界进程的大慈善。他当时看中国很落后,于是1926年,在中国建了一所医学院,目标是培养中国的医学领袖,改变中国的卫生状况。他那10年投出去的慈善资金,90%就在这一个项目中。学院建设前几年盖了55座楼,前3年只培养了3个学生,而那时候老师、教职员工有100多人。学生的培养过程中要读8年,先读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再来读医学院,上医学院的过程中,有一年要在美国的霍普金斯医学院读。读完了8年你可能毕不了业,也可能当博士,也可能是一个硕士,也可能是本科。现在知道他的目的是好的,但是解放初期,因为政治的原因,美帝国主义这种背景造成了整个协和完全变味,工农兵大学生要进来,不用考试。过去的做法被斥为资产阶级的培养方法,贵族的培养方法,学生住那么好、吃那么好,老师一个人一幢小楼,怎么可以?这本书讲了协和医院90年代的历史。
这两本书都是下足了笨劲,两位作者不会写这类历史著作。《协和医事》的作者常青(讴歌)前边出过一本书叫《医事》,卖得很好。她毕业于协和医科大学,有美国留学的经历,文笔很好,写散文、小说都可以,但是她不会写历史。可是,讲协和医院的历史,没有她还真写不了,因此这个责任必须落在她头上,协和医院90年要出这么一本书。他采访了无数的老先生,只要在世的,其间的恩恩怨怨,文革中的你争斗我的事太多了,很多人老死不相往来。她整个采访了一遍,把历史梳理了一通,但是写出来的文章不合格。
《那年那天》也是一样,作者没写过这类东西,他是浙江美院78级学生,林琳等都是他的同学,现在的院长许江也是他的同学。他写出来的文章也比较乱。这两本书,我都和作者一起改了好多遍,下足了功夫。我认为,这种笨工夫下得很值。做这些书的时候,我常常想起美国很有名的编辑家伯金斯说过的一句话:有两种气质使编辑名满天下,一是对于一本好书能越过缺点看到优点,不管这些缺点多么让人沮丧;二是任凭困难再大,也能不屈不挠地去挖掘书稿的潜力。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一你要有眼光,稿子很差,但是它是一个好东西,越过缺点看到优点;第二你要有毅力,要有笨劲,你得下决心把好东西挖掘出来。有时候折腾的时间很长。这两本书其实就是这么出来的,但是出来以后,《那年那天》因为面太窄卖得不好;《协和医事》可能现在还在印,印了大概五六次,卖得很好,因为大家都要看病,协和名气又大。
还有一本书叫《凤凰咏》,作者周光蓁是香港研究音乐史的,用10年的时间写出的一本书,书的副题就是“中央乐团史”。中央乐团成立于1956年,1996年改成国家交响乐团。中央乐团这个名字改得不对,中央乐团在我们的心目中很神圣,特别有品牌。可是这个中央乐团的问题在哪呢?有点像协和医院是美国人建的、浙江美术学院专门搞西方的绘画一样,中央音乐团是中国唯一搞西洋乐的,常常演奏的是贝多芬一类的作品。在越来越左的年代里,中央音乐团就有麻烦了,“文革”期间出的事就更多了,光自杀的好几个,内部斗争很激烈,意识形态的极左路线扭曲了交响乐团甚至现代中国艺术史的发展。这本书编辑也很困难,最后不是我编的,但书是我引进的,后来是三联书店的张荷编的,编了好几年,下足了笨劲,因为里边大量的恩怨要说清楚,像李德伦,大家都知道,是个很有争议的人,他确实曾经风光过,江青的红人;此外,书里边还有很多知识性的问题,这些都要下很大工夫去核实。
在三联书店时,我策划过一套书《中学图书馆文库》,现在出的册数很多。当时第一年第一批出了16本,后来又出了9本,然后我就调走了。当时也算使了一个巧劲,就说题目叫《中学图书馆文库》,不是中学生文库,图书馆、中学图书馆老师也用。当时我的想法是要选取一些经典的文史和语言方面的作品,对中学生有用的,有一定的知识含量,略高于中学生的阅读水平,但中学生只要想看就能看懂。比如第一辑选了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还有朱自清、叶圣陶、吕叔湘合编的给中学生的《文言读本》,还选了钱穆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7万字,很薄的小册子。
还有另外几本书,一本是孙犁的《故事与书》,一本是汪曾祺的《岁朝清供》,一本是周有光的《语文闲谈》,以及王世襄的《京华忆往》。这几本书,是我从孙犁的10本书中选了1本书,从汪曾祺厚厚的10几本文集里选了一本书,三联书店出了周有光先生6本《语文闲谈》,我觉得6本太多了,而且内容没有分类,让中学生再买再看不太可能,我从6本中选出1本,从4000多条中选出400多条;《京华忆往》是从王世襄的《锦灰堆》里面选的,那些中学生特别感兴趣的那些散文,讲他怎么玩鸟、怎么养狗、怎么养鸽子,写得特别精彩,文笔特别棒。这些针对中学生的选本,中学生看了就会写文章,选题的想法算是巧的,但是选的过程是很费劲的,下了很大的功夫去选。中国有“选本”的传统,比如《古文观止》、《唐诗三百首》,都是杰作。古文和唐诗的流行几百年上千年,主要靠的是这样的选本。
其实我想无论是巧劲还是笨劲,其实都是来自于对书的热爱,我是从范用先生那里得到这个理念。范用先生认为做出版最需要具备的品质是,你看到一部好稿子,就迫不及待要推荐给更多的人。范用认为这是做编辑、搞出版最重要的一条,老想把好的内容分享给别人,而且迫不及待,恨不得第二天就见书。范用就是这个特点,只要他给你一个书稿,明明他知道出不来,他还是会很快给你打电话问:怎样了?什么时候出?过几天又打电话问:出了没有?大家听了都笑。范用先生就是这样。
讲这些故事有点自吹自擂的意思,其实,这些书虽然下了工夫,很多还是失败了,很多都已销声匿迹,像《那年那天》,在座的可能从来没听说过,借今天的演讲在这里发发广告,也许现在也买不到了。
(本文根据汪家明社长在百道网第19期公益性编辑沙龙上的演讲整理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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