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道编按】随着网络数字化的普及，人们越来越关注个人信息的隐私问题。然而，在学术交流中，一定程度的信息共享是有益且必要的。问题在于，信息共享的界线要如何确定？

在公共领域对隐私的关注当然不再是什么新鲜事了——自从爱德华·斯诺登曝光了美国国家安全局的工作内容之后，近一年左右的时间里，对个人隐私的关注一直占据着新闻头条。最近，《卫报》和《纽约时报》还因为对这一事件的报道而获得了今年的普利策公共服务奖。

但据我所知，学术交流中的隐私并没有被详细审查。林奇认为应该在数据采集（不管数据采集的主体是出版商、图书馆、社会机构还是资助者）和“可怕的彻底审查”之间取得恰到好处的平衡，这一观点很有道理。

例如，我们与作者分享信息的界线在哪里？毫无疑问，大多数作者们都希望能够得到更多、更详细的数据，这些数据显示了都是哪些人在阅读他们的书或者文章，哪一部分被阅读得最多（或者是读者从什么地方开始放弃阅读）等诸如此类的信息。这些信息能够帮助作者们直接确定读者，甚至可能让他们与读者进行直接联系。

我们是否愿意向作者提供这些信息呢？答案也许是否定的，但正如林奇指出的那样，亚马逊正是通过向作者明确提供这类信息来说服他们选择亚马逊进行自出版。对于一些作者而言，这样的做法很有吸引力。在一些国家和地区，有明确的数据保护法案，决定了所提供信息的内容及其受众。但是在缺乏相关法律的地方，出版商应当在保护读者和用户隐私方面扮演怎样的角色呢？如果某个团体与我们合作提供出版服务，当它希望得到有关用户如何使用在线内容的信息时，我们提供信息的限度是什么呢？

信任不再是一个潜在的问题，而是日益成为人们讨论的热点。今年UKSG（英国连续出版物集团）的会议加入了以“信任、影响和工作流程”为主题的小组讨论会，这是一次成功的讨论会，Carol Tenopir和David Nicholas在会上展示了他们的最新研究，这项研究再次谈到了有关学术交流中的信任问题。

林奇主要考虑的是关于再现还原的问题，这一问题报道得较少，但也已经开始引起人们的关注了。林奇对于同行评审在确认再现还原方面的作用十分感兴趣——在数字化的时代背景下，我们已经开始思考究竟希望从同行评审的过程中得到什么样的结果，以及应该对目前的程序做出哪些必要的改变以确保同行评审能够继续服务于其目标。因此，林奇思考的问题对于我们所有人而言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保存流行文化的记录并不是我主要关注的问题。我好奇的是，尽管今天的思想家以及有影响力的人士在高速网络中留下的观念多如牛毛，但未来的学者要如何才能知道他们私下的观念呢？

英国图书馆馆藏了大量的书写文件和手稿——从狄更斯的小说手稿到披头士的原版音乐——这些资料让我们得以从社会性以及学术性的双重视角，窥见他们的创作进程。当今后的学者们回顾二十一世纪及其之后的流行文化时，这种视角是否还依然存在？正如林奇指出的那样，尽管不是学术本身，但这些材料对于学者却意义重大，需要对其加以保护和保存。正如他所说，“我们知道自己正深陷困境，但我们却不知道问题究竟有多严重。”

这些问题对于出版商、社会性机构以及图书馆而言， 这是否是一个机会呢？这个机会或许能够促使他们合作创造出一种解决方案，以确保未来的人们能够看到这些重要的材料。

当然，还有许多其他问题尚未浮出水面。在林奇提出陈述后的一段时间，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现在我主要关注的焦点有两个：首先，未来APC的资金在机构层面的分配状况（从目前看，这还不能算得上是一个问题，但是随着更多的学术期刊提供了这种选择，越来越多的作者也开始希望或者说被要求有一个好的出版成绩，这个问题就不容忽视了）；此外就是可见系统中的内容中立性问题。在你目前关注或焦虑——甚至是为之兴奋——的问题中，有哪些正在浮出水面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