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道专稿】法律纠纷、图书下架、家庭裂痕……当一位作家的小说创作以现实中的人物为原型时，各种麻烦接踵而至。那么，文学创作在刻画人物形象时如何处理现实与虚构的关系？

当涉及真实人物写作时，它能在道义和法律层面上走多远？

毫无疑问的是，至少在法律层面上它付出的代价惨重。弗朗西斯•金曾将自己以前的邻居——前工党议员汤姆•斯凯芬顿-洛奇格写进他1970年出版的小说《一只家畜》（A Domestic Animal）中。斯凯芬顿-洛奇格读了这本书，觉得书中所描述的是一个略有心计，但远离阿谀奉承的形象。

该案例的独特之处在于，斯凯芬顿-洛奇格的形象被赋予在了书中名为戴姆•维尼弗雷德•哈克特的人身上——金认为只要给人物换个性别就安全了。可是，随后，金犯的大错误就是他特意为此给斯凯芬顿-洛奇格写了封道歉信。

斯凯芬顿-洛奇格直接把这封认错信交给了他的律师，一纸诉状递上法庭。结局是，小说被要求立即下架，此外，金还不得不出售自己在布莱顿的房屋以支付巨额法律赔偿费。

至于道义上呢？作家可以自由地把现实中人物的特征写进小说吗？“当然可以，”小说家菲利普•亨舍说，“作为一名小说家，你的想象力是不受拘束的——你不能把时间浪费在担忧别人会怎样想上。在我看来，你可以塑造任何一个你现实中喜欢的人物形象，只要让人们明白这个小说形象不是现实中任何一个确指的人。如果你是个历史学家，就可以真实地刻画现实生活中的人物——但你并不是。”

尽管如此，亨舍相信，写仍在世的人和写已去世的人是有很大差别的。“例如，我觉得没人会去关心小说中有个叫维多利亚的人，但如果这位维多利亚仍在世或刚去世不久，这个问题就棘手了。当我年少顽劣时，曾为一部由托马斯•艾德斯创作的关于玛格丽特的歌剧写了唱词，那是仅在阿盖尔公爵夫人（即玛格丽特）辞世三年后。人们就不免怀疑两者是否是同一个人。我不知道自己现在还会不会这么做。随着年龄的增长，你确实会越来越敏感于这是否会给他人带来伤害。”

这是写真实人物时碰到的最棘手的问题之一。我曾经写过一本小说，小说中的人物来自现实生活——一位与我姑姑结婚的考古学家。我深入调查，阅读了他的所有事迹，并十分满意于自己对他准确的形象描述。

有一天，我碰巧遇到了他的一位老朋友。这位老友气得无法言表。显然，他无法遥控我如何描绘这位考古学家，而我所写的与他记忆中的形象又天差地别。我只能跟他说，如果他觉得出入较大，就应该自己也为他写本书。可问题在于，自此后，我的内疚感从未消失——就如倘若我是位肖像画家，我就未能捕捉好人物的真实形象。

即使是作家笔下的人物和现实中的人物很巧合地吻合了，也会带来麻烦。1976年，皮尔斯•保罗•瑞德创作了一本名为《波兰舞曲》（Polonaise）的小说，其中刻画了一个特别令人厌恶的形象—洛德•德温特，并设计了他和女儿乱伦的情节。

瑞德选择这个名字的原因是在创作这本书时，他碰巧居住在约克郡的德温特河附近。然而，令他惶恐的是，他随后发现现实中确实有个名为洛德•德温特的人。

在德温特的坚持下，小说整个版面都重制，小说中人物的名字也在后续版本中变更了。不过，美国版倒未更改，仍按原计划进行——尽管这是一个巧合，但已足够令读者感到困惑。很多人认为：“小说中应该指出书中的洛德•德温特和现实中的洛德•德温特不是同一个人。”

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了泰勒身上。他在1991年出版第二本小说《现实生活》（Real Life）时，使用了一位五年前有过一面之缘的人的名字作为这部小说的主人公之一——与小说人物同名的这个人是Soho色情大亨，它也曾是Kray Twins组合成员之一，还是《纳粹死亡营》（Nazi Death Camp）、《美臀学院》（Spank Academy）等电影的制片人。

泰勒很偶然地把他笔下人物的孩子数量和现实中这位先生的孩子数量写一样了，而且两人都是住在伦敦的同一片城区。即使他用“人名拼写出错”解释也没有帮助——这还被原告的律师利用为一个试图掩盖真相的拙劣理由。最终，泰勒和出版方以“低于五位数”的赔偿费解决了这次纠纷。为了补偿出版商，泰勒自己承担了一半的赔偿费。

“整件事令人难以置信地受创，”他说，“当我接到律师给我的电话，建议我把所有财产都转移到妻子名下时，我意识到了事件的严重性。更糟糕的是，这实在是一个无辜的错误。但回过头来，我觉得自己是一个笨蛋，而且这一切都是我活该如此。但同时，我认为诽谤法对作者十分不利。”

总体上，美国法院在处理小说家诽谤现实社会人物上的差别比英国更大。1971年，葛文•戴维斯创作小说《触摸》（Touching），她刻画的一个人物形象是虐待狂，这个虐待狂还裸奔对抗法庭。

无独有偶，保罗•拜吉姆，这位现实社会中的心理学家，恰巧也上演过裸奔抗议，他宣称这个小说人物形象是基于他塑造的，所以起诉了戴维斯。法庭上，戴维斯承认她曾参加过一次拜吉姆的“裸体马拉松”——但否认小说中的人物原型是他。

可陪审团不认同这一点，并判拜吉姆获10万美元赔偿金。不过，神奇的是，这些刚上市就被迅速下架的书却很快成为了收藏家们争相购买的藏品。

20年来，这种氛围已向利好方向转变。当小说家特里•麦克米兰的前男友伦纳德•韦尔奇读了她1989年的小说《消失的行为》（Disappearing Acts）后，立即勃然大怒。韦尔奇在上诉中宣称自己的原型被应用于书中的一个中心人物，这个人是一个叫富兰克林•斯威夫特的整天喝醉酒的种族主义者和同性恋反对者。为此，韦尔奇索要高达475万美元的赔偿金。他和书中所写的斯威夫特穿同样的衣服，还养一样的宠物，有一样灵活的膝盖，甚至吃同样的早餐麦片！

然而，法官判定，没人认为韦尔奇可能和虚构的斯威夫特混淆。本质上，两人之间的差异多过相似点。从这个案例看来，似乎天平已经从原告一方倾斜到了作者一方。

不过，各个案例之间的差异还是比较大。1999年，一位匿名的英国作家写了一部关于托尼•布莱尔和切丽•布莱尔的讽刺作品《霍利•莱斯特》（Holly Lester），但该书出版方在出版的前一刻撤回了全部书，因为担心布莱尔会以诽谤罪起诉他们。

此外，近期由阿歇特推出的一个提案，似乎能结束以往令人担忧的法律纠纷。阿歇特想在给作者“稿件录取通知单”时附上一个条款：“小说中的人物和故事均为虚构，如有雷同，纯属巧合。”

但我问罗杰斯•科勒津治&怀特公司的文学经纪人大卫•米勒，这会给他们代理人带来什么影响时，他说他完全无视这个条款。“那些以自己的人生经历为创作原型写的现实主义小说该怎么申请呢？这个条款太死板了。”

当然，似乎也有一些人十分乐意出现在小说中。几年前，犯罪小说家詹姆斯•埃尔罗伊在好莱坞签售自己的书时，被洛杉矶的一位私人侦探唐•克拉奇菲尔德请求为他的书签名。在两人的聊天过程中，克拉奇菲尔德告诉埃尔罗伊他总感觉自己十分像埃尔罗伊笔下的一个人物。

不久之后，埃尔罗伊询问克拉奇菲尔德是否愿意以他为原型写入小说中。克拉奇菲尔德十分高兴——尤其是埃尔罗伊甚至愿意为此付钱时。从那以后，埃尔罗伊一直都十分兴奋——尽管事实上，他在书中的人物形象并不算是个醒目的人物，并仅以“Dios—”唐•克拉奇菲尔德命名。

当你的小说要置入一位现实中的人物时，你最好慎之又慎。当然，，还有一种较极端的方法是：尽可能地把故事中的人物往与现实相反的方向描绘。

1982年，一位怀俄明州的女士起诉《阁楼》杂志（Penthouse）在一个短篇故事中虚构的“怀俄明小姐”有大量“夸张的性行为”。陪审团一致认定这是一个严重的诽谤，并判定她获得2800万美元的损失费。然而，再次上诉时，法院又推翻了这一裁决。他们的解释是，由于书中描绘的性行为过于美妙，没有人会相信现实中有人能如此演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