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众的口味偏爱“胜利的神话”或者“灾难将至的寓言”，但民主的真相是既不注定成功也不注定失败。不如说，民主的成功总是可能打开通向过度自信和自满的失败之门。

刘 擎

曼德拉未竟的理想   

纳尔逊·曼德拉于12月5日与世长辞。他的悼念仪式成为各国政要汇集的峰会和全球媒体关注的焦点。在这个充满纷争的世界上，没有第二个政治家能够获得如此广泛的敬仰与赞誉（可以对比的是，2013年去世的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或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难以计数的文章缅怀他在狱中不懈斗争的光辉岁月，追忆他终结种族隔离和争取民族和解的丰功伟绩。然而，伟人的辞世也是一个反思的时刻。纪念曼德拉更恰当的方式，是清醒地认识他的道德与政治遗产，而不是将他送上神坛来颂扬和祭拜。

《纽约时报》网站12月6日刊出了齐泽克的文章，赞赏曼德拉的道德人格，但将目前南非各种严重的社会问题判定为“曼德拉的社会主义失败”。人们会记得老的“非国大”（ANC），“它承诺的不只是种族隔离的终结，而且也是更多的社会正义，甚至是某种社会主义”。而曼德拉在终结种族隔离制度后却放弃了社会主义。但齐泽克提出的问题更加尖锐：我们能就此批评他吗？“他真有选择吗？走向社会主义是一个真实的选项吗？”文章引述了右翼思想家安·兰德的观点：支配与剥削无法消除，区别仅在于直接还是间接。齐泽克请读者注意兰德的意识形态论述中暗含的一点“真理”：“国家社会主义（state socialism）的重大教训实际上就是，直接废除私有财产与市场规制交换，若对生产过程缺乏社会规制的具体形式，必然会复活直接的奴役与支配关系。”因此，“如果我们仅仅废除市场（连同市场剥削），而没有代之以一种恰当的生产与交换的共产主义组织机构，那么支配将会猛烈地卷土重来，并伴随着直接的剥削”。于是，对激进的解放政治而言，最大挑战就是“如何不屈从于‘极权主义’诱惑的大灾难走出下一步”。

在齐泽克看来，曼德拉的“社会主义失败”有情可原，因为他被困于尚未开启的未来（“恰当的共产主义组织机构”）与不可接受的现实之间。似乎在现存的世界中，除了“国家社会主义”的老路和资本主义的邪路之外就没有任何选项（齐泽克到过中国，但他从未积极理解和评价正在展开的“中国模式”，否则他或许不会那么悲观）。但是，以“路线分野”来诊断南非的现实是不得要领的，因为无论以传统社会主义（比如冷战时期的东欧）的标准还是现存资本主义的标准来衡量，今天的南非都未达到一个治理良好的国家的水平，在某些方面甚至低于种族隔离时代。

《纽约客》发表文章指出，二十年以来，南非实际上变成了一党执政的国家，腐败猖獗，犯罪率居高不下，艾滋病威胁严重。在种族隔离时期，南非虽然遭到西方国家的经贸制裁，却仍然是非洲大陆唯一的发达国家。近二十年来，南非经济增长放缓，失业率达到百分之二十五以上，是全世界最不平等的国家之一。种族隔离制度废除之后，少数黑人进入精英阶层，但资源分配仍然与肤色线大致重叠。《经济学人》此前的一篇报道认为，在曼德拉卸任总统之后，南非在经济和政治上都在滑坡，而“非国大”的无能与彻底的腐败是主要的原因。《新共和》的文章指出，民众对接替曼德拉的政治领导人感到极为深刻的幻灭。姆贝基曾公然否认艾滋病的流行，称之为西方编造的谎言导致三十万人的死亡。而祖玛政府的执政能力与道德表现都令人失望。仅在曼德拉去世前几个月，前任大主教图图发表文章，表示他很遗憾地不再投票支持非国大。“我们真的需要改变。‘非国大’善于领导我们为摆脱压迫而斗争……但似乎难以转变为一个政党。”

那么，在何种程度上，曼德拉要对他卸任之后的政治与社会乱象负责？在曼德拉去世之后，图图赞颂他是“一颗钻石，几乎完美无瑕”，但他唯一的缺点就是对“非国大”过于忠诚。长期驻扎南非的著名记者在《卫报》发表长篇讣文，认为曼德拉没有付诸努力来阻止裙带关系和腐败，在执政能力上乏善可陈，也从未运用他的影响力来驯服穆加贝，抑制非洲大陆许多人为的灾难。也许，正如《时代》周刊的讣告所说的那样，曼德拉已经完成了一个种族和解与和平民主转型的奇迹，而希望他为良好政府和共同繁荣再创造另一个奇迹，是非分的奢求。一个种族平等、和睦团结与共同富裕的“彩虹国家”是曼德拉的理想，这仍然是南非未竟的事业。

斯诺登风暴

爱德华·斯诺登，一个三十岁的电脑技术员，在2013年成为举世瞩目的人物。他当选了《卫报》年度人物，在《外交政策》评选的“2013年引领性全球思想者”的榜单上位居榜首，在《时代》周刊年度人物评选中位列第二（仅次于弗朗西斯教皇），并获得了德国“检举者奖”等多个奖项。斯诺登的“棱镜门”事件，接续了三年前“维基解密”造成的风暴效应，引发了热烈的公共讨论。在西方社会的政治传统中，公民对自由与隐私权极为敏感，为国家安全而牺牲个人自由从来不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但恐怖主义袭击突出了安全问题的优先性。近十多年来，政府以反恐为由逐步扩张和强化对公民的监控，公民也比以往做出了更多的让步。但这种“国进民退”趋势是否已经走向极端，越过了适度平衡的界限，以至于威胁到宪政民主政体本身？

《经济学人》8月3日发表一篇社论，题为《自由丧失的十年》，指出“反恐战争仍然笼罩着美国，但美国应当恢复其最为珍惜的某些价值”。斯诺登和曼宁都不是争取自由的完美代表，他们泄露了自己曾宣誓要保守的秘密而违犯了法律。但他们的作为也表明美国对安全与自由的权衡中过多地倾向于前者。国家安全局（NSA）的行动照理说是受到一个“国家安全法庭”的审查，但这个法庭是秘密操作的。除非这个法庭能对公开质询开放，否则司法功能就可能成为行政机构的附庸，无法发挥制衡的作用。的确，“每个民主国家都需要自己的秘密。但要揭露不可避免的权力滥用，每个民主国家也都需要泄密”。

安全与自由之间的紧张在原则上并非无可解决，公民可以通过民主秩序来决定两者之间的平衡——愿意牺牲多少自由来换取多大程度的安全，并通过立法和司法机构来监管行政机构的作为。但这里的悖论是：情报工作要求的机密性如何可能服从民主政治要求的透明性？《卫报》是最先披露“棱镜门事件”的媒体，其主编罗斯布瑞杰（Alan Rusbridger）在《纽约客》上发表长篇文章，回顾了事件的始末，也讨论了媒体面临的困境：“你怎么可能将某种必须保密的事情与某种必须被公开讨论的事情相调和？”《卫报》在此做出了艰难的选择：他们顶住了来自安全部门的压力，决定公开报道，因为他们获得的证据显示，“在大约过去十年间，美英两国政府展开紧密合作，试图将全体人口置于某种形式的监视之下。”将这种境况的严重性告知公众是媒体的责任。与此同时，《卫报》也兼顾安全考虑而精心选择和编辑所披露的具体内容。

加图研究所的一份政策报告认为，斯诺登事件应当让人们重新思考美国政体的基本原则。早在美国立国初期，麦迪逊在围绕着宪法的争论中曾告诫人们：缩减人民自由的方式不只是通过暴烈而突然的篡夺，更多地是通过“那些掌权者逐渐而静悄悄的侵蚀”。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叛国者”斯诺登会被许多人视为坚持美国自由原则的英雄。

斯诺登事件也显示，信息技术的迅疾发展带来了人们始料不及的政治后果。一方面各国政府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收集、监控和分析情报的能力，另一方面，由于情报汇集的网络化，任何一个终端用户都有可能越权进入更高层的机密，使得泄密成为防不胜防的隐患。新技术“赋予国家巨大的新权力，而同样的技术也增加了在其内部的个体抵制能力”。也许，我们正在进入一个“个人没有隐私，政府没有秘密”的透明世界。

民主的真相：在必胜与失败之间

在冷战结束之后的最初几年，西方社会普遍陶醉于“民主的胜利”。进入新世纪以来，在经历恐怖主义袭击和金融危机的重创之后，关于自由民主制度的悲观论调逐渐压倒了当初的乐观自信。2013年，反思民主的议题再次成为热点，其中剑桥大学政治学教授润斯曼（David Runciman）的新著《信心的陷阱》引人注目。作者先后在《高教纪事》和《卫报》上发表两篇文章，表达了他独特的见解。

2013是民主国家的“不祥之年”：有斯诺登事件的波澜，有美国政府“停运”的恐慌。而在应对叙利亚化学武器危机的问题上，奥巴马、卡梅伦和奥朗德都踌躇不已，最后是普京站出来解决问题。普京在《纽约时报》刊文，谈论“成熟的政治才能”优越于“民主的反复无常”，这不只在是羞辱西方政客，而是对民主制度的嘲讽。随之而来的是西方政客难以抑制的“对独裁者的羡慕”：不用太多顾忌选民的纷乱要求或者国会的压力，“独裁者”能够将断则断，有效地行使领导权。西方的政客和民众未必真的愿意生活在非民主的体制下，但他们总希望民主制能有那么点决断力。以眼下的种种困境来看，自由民主制真有所谓优越性可言吗？

润斯曼的著作考察了“从‘一战’到今天民主陷入危机的历史”（著作的副标题），指出在西方现代政治思想史上，“民主失败论”比“民主必胜论”更为普遍和流行。“羡慕独裁”的论述反复出现于二十世纪的历史。1915年10月，当英国在土耳其战败，丘吉尔被视为平庸之才，远不如专制政体选拔的“重量级选手”鲁登道夫。到了1917年，英明果断的列宁似乎也让举棋不定的威尔逊总统望尘莫及。在1930年代的大萧条年代，斯大林、希特勒和墨索里尼都是具有决断力的领袖，相形之下民选的政治家是优柔寡断的“可怜侏儒”。这种恐慌一直延续到冷战时期，甚至在1980年代末里根执政的白宫中，人人传阅着一部出自法国知识分子之手的灰暗著作：《民主何以衰亡》……

然而，“羡慕独裁论”的反讽在于它是反历史的。在过去一个世纪中，民主显示出比独裁更强的优越性：“更好地应对了任何政治体制都必定会面对的最为严重的危机。”民主政体赢得了多次战争，从历次经济灾难中获得复苏，适应了各种环境的挑战。而独裁者恰恰是因为能够一意孤行地决断行动，才会最终犯下灾难性的错误。

润斯曼论证民主的长程优势，并不是要为浅薄的“民主必胜论”背书。相反，他指出民主的困境在于“信心的陷阱”：胜利时刻“无根据的自满”，危机之中“无益的急躁”。如何走出自满与急躁之间反复摇摆的困境？润斯曼邀请人们重温几位被严重误解的思想家：托克维尔，以及二十世纪的凯南（George Kennan）、哈耶克和福山。他们从来不是“民主必胜论”者，而是民主的警策论者。他们彼此不同却共享着一个特征：在失败感蔓延的急躁中，提醒民主的长程优势；而在公众普遍自满的时候，发出“悲观”的警告：“民主政体并没有从其长程优势中获得正确的经验，因而它们变得疏忽和傲慢，而不是更为强健和聪慧。”但这些思想家对于民主复杂的关切与焦虑往往被淹没，让位于“民主最终胜利”的口号。公众的口味偏爱“胜利的神话”或者“灾难将至的寓言”，但民主的真相是既不注定成功也不注定失败。不如说，民主的成功总是可能打开通向过度自信和自满的失败之门。

《美国利益》12月发表福山的文章《美国政治制度的衰退》，选自他即将出版的著作《政治秩序与政治衰退》，为润斯曼的论点做出了一个佐证。

重访《耶路撒冷的艾希曼》

2013年上映的传记片《汉娜·阿伦特》，在艺术院线获得相当好的票房并受到许多评论者的赞誉，也激发知识分子重新回顾半个世纪前的那场激烈争论。焦点问题仍然是：阿伦特在《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中的判断是正确的吗？以所谓“恶之平庸”（banality of evil）来把握这名纳粹高级军官的暴行是恰当的吗？

哥伦比亚大学人文教授里拉（Mark Lilla）在《纽约时报书评》上连续发表两篇长文，评论了多部与纳粹大屠杀相关的电影和书籍。在《阿伦特与艾希曼：新的真相》一文中，里拉指出了影片“最严重的问题”：关于真相。这个故事赞颂了一个思想家为自己立场辩护的勇气，但“我们现在知道，这个立场是完全站不住脚的——阿伦特若还健在也会不得不承认”。里拉的批评很明确，阿伦特当初的判断是错误的。最近十多年以来的相关研究和文献表明，艾希曼并不是一个罪恶机器上平凡的“齿轮”，或者简单服从、无力思考的官僚，而是主动、积极和自觉地参与并影响了纳粹的种族灭绝战略。

艾希曼在1960年被捕之前匿藏于阿根廷，其间他写了长达五百页的回忆录，并接受了一名纳粹同情者的长篇采访，在大段的独白中骄傲地谈论自己“为了我的血液和我的人民”去消灭“这个世界上最狡诈的人群”，并为“总体灭绝的想法未能全部实现”而感到遗憾。由此可见，艾希曼是一个“狂热的纳粹”，而“恶之平庸”只是外表和掩饰。里拉认为，阿伦特写作《耶路撒冷的艾希曼》有两个不同动机，一是公允地处理所有造成“终极解决”的因素和成分，并理解它们如何影响了施暴者和牺牲者。在这个主题上阿伦特是一位先驱，当初她受到攻击的许多观点如今已成为学者。

原文标题：2013西方知识界回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