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道编按】第二届韬奋人才高端论坛上，三联书店总编辑李昕的发言稿《好编辑培养之道：编辑的激情》现场效果非常好，获得了最多的掌声；该文的部分内容曾在百道网以“编辑，人生的选择”发布过，现应现场多位编辑要求，我们在百道网上发布此文演讲全文，以飨读者。

本文是我 2011年7月27日在天津出版集团编辑业务培训班上所做的题为《编辑的素质和修养》的讲演的一部分，根据现场录音整理。全文共五个部分：一，编辑:人生的选择；二编辑基本功：专业训练和人文修养；三，编辑的悟性：书感；四，职业敏感：编辑的见识和眼光；五，激情：编辑成功的动力。

做哪一行要做得好都需要激情。我一讲到激情这个词可能大家会感觉太老生常谈了，但我认为这个问题必须讲。激情是一切事业成功的必要条件，可是我之所以要在这里讲激情问题是因为做编辑工作和别的职业不一样，这个职业特别需要激情。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编辑需要不断开发新产品，每本书都是新产品，这和别的行业工作特性不同。别的行业生产的产品是定型化、批量化的，不需要一天到晚开发，一个新产品研发出来，不需要立即研发下一个。但编辑不一样，每编完一本书就要编下一本，一年到头随时随地都在做开发，所以就要随时随地保持对于作者、对于市场的关注。要想保持关注就要使自己处于兴奋状态，这种兴奋状态必须是持续性的。需要保持兴奋状态必须有激情，否则怎么兴奋得起来？我有三十年编辑工作经历，我发现有些编辑做了一辈子之所以成绩平平不是因为能力和水平低，更不是因为学历低，而是因为缺少激情。我们把这种情况概括成一句话：＂高水平，低状态＂。其实如果这些编辑提高自己的状态，调动自己的工作热情会做得好得多，但很可惜他没有这样。

什么是有激情？衡量一位编辑有没有激情其实很简单，就是看他拿到一本好稿子时的态度。拿到好稿子，一个有激情的编辑是要激动起来的，为好稿子睡不着觉，一天到晚都在想怎么把好书早一天拿给读者，让读者去欣赏它。这就是有激情的编辑。同样，有的编辑学历很高，水平也不错，拿到一本好稿子不激动，不兴奋，麻木不仁，听之任之，好像全无所谓，与我无关，几个月下来别人都急了他还不急，稿子迟迟发不出去，拖得半死不活，这样的编辑就缺少激情。其实哪个出版社都有这样的人。我在三联编辑会上也讲，要想做一个成功的编辑，要反思一下自己对待好书稿是什么态度，这可以判断自己是不是富有激情的编辑。

那么激情是从哪儿来的？激情是由爱而生，爱什么？爱编辑这个职业、岗位，爱书，爱读书，好编辑百分之百都是爱书人。因为爱书所以一心要编好书，发现好书就欣喜若狂，奔走相告，有时候进入痴迷状态，全情投入，不吃饭、不睡觉也要把书编好。反过来说，激情也在引导和鼓励编辑发现好书，激情也是一种动力。有时候对于富有激情的编辑来说，他的激情也是对书稿的检验。如果一个富有激情的编辑拿到稿子发现调动不起自己的激情，那么这个稿子可能就不是好稿子。这从某种角度成为有激情的编辑检验书稿质量的标准。我给大家举些例子，看看一些成功的编辑如何编书。

首先说范用和《傅雷家书》。《傅雷家书》大家都知道，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时候被评为30年30本好书之一，畅销25年。《傅雷家书》1983年出版。这个书出版的原委是这样的，1979年中央给傅雷的右派问题平反，在上海召开傅雷的追悼会。老作家、老编辑、人民文学出版社当时的副总编楼适夷作为傅雷的老朋友，前去参加追悼会，在飞机上遇到傅聪（傅雷之子），和他聊天，傅聪说起他手里有这么一批书信，是他爸爸写给他的，写得非常好。楼适夷先生依稀想起来，1957年在傅雷先生被打成右派时他在傅雷家里住过一晚，看过一封傅雷写给儿子的信，他知道这些信的内容是傅雷对儿子谈艺术，谈人生，信的内容很有价值，但他并没有意识到这些东西可以出书。1981年楼适夷和范用先生两个人一起坐飞机去上海，也是在飞机上聊天，他跟范用讲到有一批傅雷家书，却一下就引起范用的重视。范用先生的职业敏感就在这里，他敏感到这些内容就是一本不可多得的好书。回了北京之后，范用先生自己直接到北京七中找到傅雷的小儿子傅敏（时任七中教师），他说我知道有这么一些书信，傅聪已经转给你了。当时傅敏不知道哪儿来的这个小老头，但因为他对傅雷家书感兴趣，是从出版社来的，也就很配合。等范用先生走后，傅敏学校同事跟他说，这个老头不简单，是坐小汽车来的。傅敏一听吓了一跳，因为在当时坐小汽车证明是有一点身份和地位的，后来他才了解到这是三联书店的总经理。以后他就不敢让范用先生再去他家，都是他往三联跑。范用先生从一百多封信中选了99封，因为都是毛笔竖写，不便直接送去排版，于是范用先生跟责任编辑说，你手抄一遍吧。这样，全稿15万字，都是责编亲手抄的，从这里大家可以看到他们的工作激情。范用先生想，这本书要有人做序，应该是由傅雷先生的老朋友来做，于是选了楼适夷先生，楼适夷立刻答应，不到一周序就写好了。有一天早上七点半范用还没上班，年过七旬的楼适夷老先生已经等在门口，他是来交序言的。一旦范用先生决定出书，楼适夷先生的激情也被调动起来了。但是书编好了，谁也没想到工厂拒绝排版，因为傅雷先生虽然平反了，可傅聪还犯有叛国罪没有获得平反。傅聪原来被国家派到波兰学习音乐，1957年因为父亲被打成右派，他从波兰私自飞到英国，后来在英国定居，这事曾被定为叛国。工厂知道有这么一件事，认为这是有关叛国分子的书不能印。当时范用先生很无奈，多方想办法请新闻出版署的领导协调这件事。碰巧当时有一位中央音乐学院的教师，给胡耀邦同志写了一封信要求给傅聪平反，胡耀邦同志在信上作了批示，其中有＂傅雷爱党爱国之心溢于言表＂等批语。后来范用先生拿着这个批示找了印刷厂，印刷厂终于同意开印。这本书印了7个版次，超过了150万册，范用先生在北京、上海、香港三个地方举办了《傅雷家书》的手迹展览，当时香港报纸认为这是令人震撼的展览，说傅雷先生那样给孩子写信，用毛笔写成的蝇头小楷，一丝不苟，工工整整，这样教育自己的孩子，让人看了肃然起敬。范用先生后来讲，为什么要出《傅雷家书》？他说我就是要告诉天下人世上有这样做父亲的。这一句话就反映出了范用的激情。后来傅雷的小儿子傅敏在回忆录中回忆范用先生，写了一篇文章，他说范用先生和楼（适夷）伯伯其实是同一类人，对于一本好书都是那么＂急不可待＂。就这＂急不可待＂四个字我觉得是激情的写照。反过来说如果你拿到一本好书无动于衷，你肯定是缺少激情。

大家知道1981年三联书店出版了杨绛先生的《干校六记》，这也是影响非常大的书。但这本书因为涉及文革，按当时国内的政策不大好出，比较尖锐。杨先生和范用先生是老朋友，她希望范用先生帮忙把稿子转到香港出版，可范用先生拿来书稿后感觉爱不释手，他要想办法在国内出。按国内政策不能出，他就想要找领导批示一下，琢磨是给胡乔木同志写信还是给新闻出版署领导写信？总之不舍得把稿子寄出去。犹疑之间，香港方面的人就等急了，来信说你再不发过来，我就坐飞机来取了，大家都是很有激情的状态。后来范用先生很无奈地把稿子寄到香港。接着香港广角镜杂志把《干校六记》登出来，胡乔木同志看到了，对钱钟书先生讲了十六个字的评语：＂缠绵悱恻，怨而不怒，哀而不伤，句句真话＂。范用先生从钱先生那里得知这十六个字如获至宝，就去说服社里的其他领导，这本书一定要在三联出，他当时为这本书写的热情洋溢的推荐意见，至今保存在我们书店的书稿档案里。最后这本书得以在三联书店出版，成为当代散文的名篇佳作，靠的是范用先生对待好书的热情和激情。

我觉得激情有时候表现为一种执着，由爱而生的一种执着，有好书想方设法一定要出，百折不回。这里有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就是李景端先生出版《尤里西斯》。大家知道英国作家乔伊斯的小说＜尤里西斯＞上世纪20年代首先在法国出版，被称为现代意识流小说的开山之作，有人甚至因此认为乔伊斯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英国作家。但是这本书在英国和美国都曾经长期被禁，因为书里面有比较露骨的两性关系描写，所以有人说它是淫书、黄书，不过后来国际学术界还是给了它很高的正面评价。李景端先生认为这样一部重要的世界文学名著应该在中国有译本。可是1922年在国外出版，一直到八、九十年代中国都没有译。1988年李景端和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秦顺新聊天，知道有一个老翻译家金堤在翻译，要用10年工夫。李景端觉得一本书翻译十年太慢，他要抢在前面出。李景端先生当时是译文出版社社长，手里有很多资源，也认识很多老翻译家。他知道这本书很难译，因为是意识流的东西，大家称之为天书，没有深厚的语言和文学功力，不是大翻译家译不好。所以他开始在翻译界名流里找，他一一写信约请，找了王佐良、周珏良、赵萝蕤、杨岂深、冯亦代、施咸荣、董乐山、梅绍武、陆谷孙、叶君健等一大批老先生，可是所有人都婉言谢绝。叶君健先生说中国只有钱钟书先生能译《尤里西斯》，因为汉语词汇不够用，钱先生能边译边造词。于是他就去找钱钟书先生，给他写了一封信说请你译《尤里西斯》。钱钟书先生回信很幽默，说：“八十衰翁，再来自寻烦恼讨苦吃，那就仿佛别开生面的自杀了。”没有人肯译，原因是什么呢？太难译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是翻译名家没有人愿意趟浑水，因为毕竟有评论说这本书是淫书、黄书，哪个洁身自好的翻译家愿意趟这个浑水呢？但是李景端先生不甘心，一定要译出来，他又去找萧乾和文洁若夫妇。萧乾先生是大翻译家，文洁若也是当时知名的翻译家，两个人都通英文，萧乾先生还研究过意识流文学，在意识流方面还算是研究专家，李景端当然打定主意想把萧乾拉进来。但萧乾先生年龄大，而且手头要做的事很多，肯定不愿意卷入。李景端先生采取的策略是先把文洁若拖进来再把萧乾拉下水，他跟文洁若签了合同，说明此书是文洁若译，萧乾校。合同签下来后，翻译工作就上了马。李景端让文洁若有困难就找萧乾。萧乾先生肯定要帮忙，因为他们是夫妻，但是后来要求萧乾帮忙的地方太多了，所以改成合译。这样李景端的策略成功，终于把萧乾先生拖下水，连骗带哄让他也做了译者，保证了翻译质量。后来李景端先生又多方托人，在国外找了三十多种《尤里西斯》的参考书，交给萧乾、文洁若两人，其中包括对《尤里西斯》的评论，乔伊斯传记等等，帮助他们在书中加入6000多条、大约十万字的注释，使翻译工作做得非常严谨。同时组织专家写文章，包括萧乾本人写文章，为《尤里西斯》平反，说这不是淫书，而是文学成就很高的作品。最后这本书只用了四年时间就出版了，出版以后反响非常大，四次印刷合计20万册，成了畅销书，还获得国家图书奖的提名奖。这说明他们给这书平反也是起了作用的。这本书的成功靠什么呢？靠的是李景端先生的执著，或者说这就是一种激情，没有激情怎么做得来这样的书？

我再举几个例子，在这里我要给大家介绍一个人。这个人不像范用、李景端先生那么知名，但绝对是大家应该记住的名字，这个人名叫高贤均，2002年8月因为患肺癌去世。他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编辑，去世前的职务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经他手编了三部茅盾奖作品，其中包括《白鹿原》、《历史的天空》、《尘埃落定》。大家想想看，一个文学编辑在一生所编的作品中有三部获得茅盾文学奖，这是多么难得！搞文学的人都知道茅盾奖的份量，全中国几十年也不过三、四十部茅盾奖作品呀。我和高贤均同一年进入人民文学出版社，是非常好的朋友。高贤均这个人自己是作家，但做编辑后没搞创作，全身心投入文学编辑。他懂创作，会写小说，判断文稿非常准。这个人特别有才华。1978年考进北京大学时是四川省的状元，当时他已经背过两本词典：英汉词典、俄汉词典，上大学没上过一天外语课。他是文革前的老高中生，中学时代已经读完《鲁迅全集》。他的学识、修养非常让我们佩服。他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做编辑成绩非常突出，他去世以后大家怀念他，有很多人写了文章，发表在《当代》杂志上。我把那本杂志找来看，发现大家一想起高贤均这个人就都想起同一个场景：所有的人回忆起他都记得他每天中午端着盒饭这个屋聊一下，那个屋聊一下，聊的都是看稿子的事。这个人日复一日看稿子总是那么兴奋，一有新发现马上跟别人分享。我至今都记得他给我讲的两个细节。有一次他看了阿城的《树王》，他说阿城写树的细节是自己过去没有观察到的。作品描写的是巨大的树，写风从左边刮过来，树叶就从左边开始抖动，然后到中间再渐渐波及到右边，树的抖动不是呼啦一下展开而是有层次的有波浪的。高贤均说，阿诚的观察多么细，我原来没注意过，看了阿诚的文章后才去看，果真如此。他讲这个例子几十年了我都没忘。还有一次他看完《白鹿原》跟我讲，你快去看看“黑娃吃糖”是怎么写的。作品中黑娃是个苦孩子，长到二十岁从没有吃过糖，土改时抄地主家得到一块糖，但他把这第一块糖放到嘴里时他就愣住了，从来没想到世上还有这样神奇的滋味，眼珠顿时就不会动了。这时作品对他表情的描写，写他的嘴，写他的眼，写他的神情，写他的感觉，非常细腻传神。高贤均说这个细节写得太好了，从这个细节就可以看出陈忠实的功力。那时每天中午和高贤均一起吃饭的时候，他都是讲这些。他是执迷于书稿里，执迷于这些文学作品里，这就是一种激情，真的是全情投入。

我来讲讲《白鹿原》的出版。九十年代初高贤均和另外一个叫洪清波的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要到成都出差，当时社领导说你们去一趟西安，陈忠实可能有稿子，于是他们去西安见到陈忠实。陈忠实当时已完成写了十年的《白鹿原》。书稿是手稿（那时没有打印稿），40万字的手稿很厚，陈忠实把它包了又包，裹了又裹，里面是牛皮纸，外面是塑料袋，包成一包，很郑重地把稿子交给高贤均。然后说我这是把十来年的心血托付给你了。高贤均当时要打开，陈忠实说你不要打开，你不离开这里不能看。其实陈忠实是心里害怕，害怕用十年时间写出的成果不被承认。作者在这种时候一般都很紧张，像接受考试一样，压力很大，这是正常心态。而且陈忠实在家里十来年闷头创作《白鹿原》，除了这本书稿以外，其他创作很少。他在此之前没有写过长篇，中短篇也没有太大的反响，所以他老婆不断讥笑他你还不如开养鸡场，开养鸡场还可以指望吃几个鸡蛋，你这十来年什么成果都没有。所以陈忠实跟老婆说这部作品不成功我就开养鸡场。高贤均拿到稿子后马上坐上去成都的火车，一上火车就开始看稿，和洪清波一起两人轮着读，到了成都又一边开会一边利用会议间隙读，还没回北京，两人都把稿子看完了，这就是工作激情和热情。读完后回到了北京，高贤均第一时间写了一封信给陈忠实，说这是一本在中国当代文学历史上要留下一笔的大书。陈忠实后来回忆说，高贤均拿到稿子只十天就让他收到信，这是他万万没有想到的。当时没有电子邮件，也没有快递，一封信就要走几天，而高贤均又要开会又要赶路，居然有这么高的效率!陈忠实也没想到高贤均的评价这么高。收到信后陈忠实欣喜若狂，跟老婆说我不用开养鸡场了。这本书后来高贤均做责编，获得了中国当代长篇小说的最高评价——长篇小说茅盾奖。

高贤均编了很多小说，其中有一本是徐贵祥的《历史的天空》，这部稿子在到达人民文学出版社之前，被两个出版社退了稿。作者徐贵祥写了一篇文章我看到了，他说曾经想把这稿子一把火烧了，就不要了。结果就在这个心里很矛盾的时候，他见到了人民文学出版社《当代》杂志的编辑，提到了这部稿子，那编辑说愿意拿回去看。过了几天，徐贵祥打电话问编辑，你觉得怎么样？编辑说：“说不好，我一个人看怕判断不准，转给小说组编辑也看着吧”，于是稿子就被转给人民文学出版社小说组另外一个编辑。小说组编辑看完后，作者去电问，你觉得怎么样？那位编辑也说：＂拿不准，还是给领导看看吧＂，这样稿子才到了高贤均手里。高贤均在一周后直接给徐贵祥打电话说请你来，我要跟你面谈。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直接找他面谈，把徐贵祥吓了一跳，因为当时他还是没什么名气的小作家。后来作者在回忆录里描写了他到高贤均的办公室后的情景：高贤均高度评价这部书稿，他当着几个编辑和作者，“激情澎湃、神采飞扬，一会儿站起来，一会儿坐下去，双手舞动着讲了一个多小时”（大家看看这个激情！）。关于稿子里涉及的国共关系的敏感话题，就是前面说到有些人拿不准、有些出版社因此而退稿的那些内容，高贤均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见。作者说，其实高贤均提的都是些非常巧妙的处理方法，操作起来一点不困难，作者当即表示完全接受。最后高贤均做了总结，对作者说你就照我这个方法改，改完以后我给你做两个预测：第一，这本书可以获得“五个一工程奖”；第二，这本书参加茅盾文学奖评奖很有竞争力。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两个预测全都正确，这本书出版后一共获得四个大奖：“解放军文艺奖”、“五个一工程奖”、“茅盾文学奖”、“人民文学奖”。你们大家想想，两个出版社退稿，本社下面两个编辑不看好的书稿到高贤均手里变成这样，不是化腐朽为神奇吗？＂人民文学奖＂评奖的时候高贤均已是肺癌晚期，距他去世只有两、三个月，但他作为评委，坚持从医院赶来开会，上台讲了二十分钟话，介绍《历史的天空》。后来作者提到这件事非常感动，他说一想起高贤均就流眼泪，还说对高贤均他无以报答。后来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编辑就跟他说，你要想报答高贤均，你今后有好稿子就都交给人民文学出版社吧。作者就承诺说：好。这就是高贤均的激情所换来的。我觉得只有这样的编辑才能算是真正赢得作者信任。

我在今年两会期间看到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周其仁在会上的发言，觉得很有启发。他说他在对农民工的调查中发现，收入最高的农民工常常不是技术最好的，而是最受信任的。所以他有一个结论叫做信任是比知识和技能更大的资本。我们一个编辑，最最重要的是取得作者的信任，老编辑家韦君宜说过，作者是出版社的衣食父母。信任相当于电脑的软件，而知识和技能相当于硬件。没有好的软件，再好的硬件不过是摆设。所以我今天才会重点讲这个问题，因为软件比硬件更重要，素质和修养比能力更重要！我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