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访法语翻译家罗新璋之前，在网上看到一则轶事，说搞翻译的老先生们都很神奇，七八十岁了，要么还像年轻人一样矫健，要么能熟练使用各种新软件新技术，其中说到今年 77 岁的罗新璋每日依然骑车买菜，有一次碰到一位 90 多岁的骑车老者，满心欢喜自己还能骑车买菜十余年。

    果然，电话里罗新璋说：“我那里不好找，在太阳宫地铁站等吧，我骑车来接。”当日早上又发来短信：“D 出口，3 点半，持《文汇报》者即是。”感觉像是电影里地下工作者对接头暗号。一出地铁站，就看到了自行车兜里的“文汇报”，罗新璋笑眯眯的，精神很好。走到他住的中国社科院小区大约十来分钟，他推着车，指指周围这一片：“我 1953 年来北京的时候，天安门前还有牵骆驼的，根本没太阳宫这个地方，我们那幢 18 层的楼建起来的时候，是这里最高的楼。”60 年来北京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出生在上海的罗新璋还保留着读上海报纸的习惯。

    罗新璋家里每个房间都堆书，除了客厅、他自己的书房和夫人（日语翻译家高慧勤）的书房，卧室里也有很多。“以前老伴不让我在床上看书，我醒得早，翻书哗啦哗啦的，影响她，现在她走了，我在床上看书的时间就很多了。”老伴去世后，罗新璋一个人住，女儿罗嘉有时会来看他。受母亲的影响，罗嘉业余时间也搞点日语翻译。罗新璋的书架上放着女儿刚出版的新译作，原来是最近很红的荒木经惟作品《东京日和》。

    前一天，罗新璋恰好去了中华书局的门市部灿然书屋，买回的书还放在桌上，打开其中一本钱基博的《国学必读》，扉页上的题签写得极详细，不仅记录了时间、地点和折扣，还写：“十一点至十二点半，偌大一门市部，只我一人购书三本而已！”尽管知道网上折扣多，罗新璋还是喜欢自己去书店，“翻一翻才知道内容怎么样”。和新买的书摆在一起的还有一本 2002 年出版、司徒逸翻译的苏菲·玛索自传《说谎的女人》。“你对苏菲·玛索也有兴趣？”老先生哈哈一笑说：“这是我翻的啊，老婆帮我找的活儿，有一阵特别闲。我翻的时候上海译文出版社副社长给我打电话，问我在干什么，我说我在翻这个，他说你老头儿怎么翻小女孩的书！我就用了个笔名，因为不好意思嘛。”一个星期前他在单向街书店看到出了新译本，就拿回来对照着看了看：“不知道为什么，都是这个书，人家翻出来比我厚这么多。”

     在《红与黑》的十几个版本中，罗新璋的译本是公认最好的，当年为了赶进度，他每天 4 点起来，抓紧没杂事、没电话的 3 个小时，工作到7 点再去上班。他的用功也是出了名的，因为喜欢傅雷的译笔，他花了 9 个月时间，把好几部傅雷的译作逐字逐句抄在法语原版书上，共抄了 254. 8 万字，还做了不少注释。1973 年，在被借调到法国为一个文物展做翻译的时候，罗新璋偶然在巴黎国立图书馆看到了善本室珍藏的巴黎公社公告原件，于是每天在正常工作之余，又花四五个小时逐份抄录，40 多天抄完了近 400 份公告，回国后编译并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问起最近的翻译计划，罗新璋感叹：“没时间，现在主要在忙吃饭，我一个人，生活花了我很多时间。每天都有很多杂七杂八的事情，你不要看衣服洗衣机会洗，但你还要放洗衣液、还要晾，每天家务事做完，看书、报刊又花不少时间，真正能干事情也就两三小时。每天的家务每天清，我觉得已经很不错了。”
    B= 《外滩画报》L= 罗新璋

    B：你总共大概翻了多少字的作品？

    L：我很惭愧啊！我堂堂大翻译家，大概只翻了 100 万字不到。前 17 年，我在外文所搞中译法，然后调到社科院，主要做研究，翻译是业余的事情。虽然喜欢搞翻译，但不一定能够照你的意思做，我喜欢做法译中，结果搞了那么多年中译法，到社科院的时候已经四十六七岁了。那时候忙着应付院里的工作，研究现代新小说，我根本不喜欢，而且不适应，有空的时候就偷偷翻译，莫洛亚《栗树下的晚餐》是我翻的第一本书，这个人很不错。

    B：你是搞法语的，但是现在好像看国学书看得挺多。

    L：对。现在因为退休了，不去所里，和新书杂志没什么接触，有时候自己想去法语中心买本法国杂志，要 52 块，真厉害，所以看中文书比较多。我很奇怪的，当时我中译法主要是译古文，有人说我古文功底好，肯定是翻的时候琢磨的，记住了。最近编了本《古文大略》。我翻过陶渊明、柳宗元，《红楼梦》翻过第 18 回和 42 回，巴金、老舍、艾青也翻了一点。那时候是工作，要什么就翻什么。我们完成初稿，洋人来改，我们翻得不是不正确，但是人家很简洁，看他们改了什么，真是训练。1963 年的时候说要办一个中国文学的刊物，不惜血本，请了洋人到北京来，等翻完出版了，正好1964 年中法建交，我们之前也不知道。

    真的中翻外能翻好没几个人，学来的外文不是自然的外文。我很用功很勤奋啊，在外文所花了 6 年扎扎实实看法文，到了“文革”，钱钟书那批老的全部被打倒了，所以我们一批新的进了那个翻译班子，那十几个人里面我是唯一没在国外留学过的。但是我要从中国法文变成法国法文，基本上是跨不出去了，再用功也没办法突破。

    B：后来你也没有在法国长期待过？

    L：从来没有。本来 1964 年第一批公派去法国，我也在里面，后来我们领导考虑很周到，我是法文组组长，走了没有人做工作了。失去了这个机会，就再也没机会了。后来改革开放，我们已经过时了。在国外生活很重要，我的法文基本是书本学来的，到了大学四年级都没听过法国人说话，一看就太文了，不够活。

    B：你和傅雷有很多通信，他听说你抄他的译文，还让你指出谬误之处，这些信还在吗？

    L：就剩一封了。这封信和我的命运关系极大。因为我老婆的父亲在 1957 年反右运动中被认为有历史问题，送去劳改3 年，属于地富反坏右。“文革”之后，红卫兵来抄家，她很害怕，就把唱片、书什么的自己毁了。她说最可怕的就是傅雷的信，他是“自绝于人民”的，都烧掉吧。那时候用蜂窝煤烧，要往里面扔，我趁她转头，把最重要的一封塞在屁股口袋里，留下来了。实际上到后来，红卫兵一走我们傻了，因为我老婆和单位里那些造反派关系不错，他们就随便看了看，说你们自己处理吧。幸亏这封信留下来了。

    傅雷的翻译既不死扣原文，又不离开原文的意思，这很不容易，现在很多人没好好看他的翻译。你想想傅雷花了多少代价？南汇 400 亩田，就成就了一个翻译家，培养了一个钢琴家，现在有 400 亩田，我在家里干什么不行？他的环境和别人不一样，一楼娘姨，二楼老婆，有人要来见，老婆先把他们挡掉了，他在三楼，几个小时琢磨一个字，那时候还没有法汉字典，他就是看原文翻译，这是真正的翻译。现在的人都是字典翻译，最蹩脚的就是字典翻译，直译本是永远不好读的。他的劳动强度比别人大，现在好多词别人都翻过了，都知道怎么翻了。所以我翻《红与黑》也是讨巧的，有些从他那里搬过来就行了。现在的人都不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