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汪荣祖说着“因为面积小，所以找人做成可以移的”，同时拉开书架的第一层，露出后面又一整排书的时候，我心里不由惊叹一声，爱书人为书所花的心思，比起女人在衣服鞋子上的投入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啊。

    汪荣祖住在台湾新北市林口区一个叫“大未来”的小区里，小区安保措施极为周全，所以老先生早早在楼下等着我们，领我们经过一道道需要刷卡进入的门，和摆着若干当代艺术品的巨大公共空间。因为约在晚饭时间，汪太太烧好了一桌混合了台湾口味的江浙菜请我们一起吃，她说：“我是四川人，喜欢吃辣，可是汪荣祖不行，所以永远只能烧江浙口味的。”如今初次见面就在人家里吃“便饭”的事不常发生，起初还觉得有些拘束，但夫妇俩都是开朗随和的人，气氛很快便活跃起来。饭后大家还一起坐在沙发上看了一会儿台湾电视台正在播出的大陆新版《三国》，汪荣祖边看边评价：“旧版的曹操很好，这一版也不错，但是诸葛亮太差了！”那晚正碰上降温下雨，临走时汪太太见我穿得单薄，非要送我一件外套，汪荣祖则念叨着“有朋自远方来不亦悦乎”，披上大衣和围巾，执意送我们下楼。小区地处偏僻，70 多岁的老人在大风和细雨中陪着我们足足等了 20 分钟出租车，怎么劝他先上去休息也不肯。老一辈学者待人接物谦和有礼的风范，算是在汪荣祖身上实实在在见识到了。

    汪荣祖的书房其实一点也不小，70 坪（1 坪约合 3.3 平方米）的房子，除了客厅以外最大的房间就是书房。作为著名近代史学家，汪荣祖的藏书也以史学为主，中英文分列，整理得很清楚。10 年前，汪荣祖从美国弗吉尼亚州立大学提早退休，回台湾做“中央大学”的讲座教授兼人文研究中心主任，以及“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兼任研究员。从美国搬回来的书加上后来买的书，汪荣祖现在在台湾的藏书大约有两三万本，和留在美国的数量差不多。他说，原先在弗吉尼亚大学城里的那栋房子整个底层都被他用来放书，“就是个图书馆”。

    在客厅里，电视机两侧还有两个印尼产的柚木旧书架，里面放的是他早年收来的线装书。“最好的一套是王士禛的《渔洋山人精华录》，康熙年间的刻本，”汪荣祖说，“现在乾隆以前的书都没法买了，民国的都要上万，我大概是 1962 年去美国之前买的，当时两三百美金吧。”书曾因房子漏水而损坏，他专门请人修复，重做了封面，并自题书名。汪荣祖还保留着大量与师友的往来通信，包括钱钟书、金毓黻、萧公权、季羡林、周一良、李敖等，从毛笔、钢笔到圆珠笔，记录了民国至今的变迁。他说将来可以整理一部《汪荣祖师友信件集》，“可惜现在大家写 E-mail，就没有手迹了”。

    聊得兴起时，汪荣祖还“露了家底”——他收藏的最大宝贝，祝枝山《秋兴八首》真迹。他也不清楚这幅字是怎么到了汪家，只知道是家里传下来的，乾隆之后就有了。“祖上汪由敦是乾隆时的尚书，安徽老家原有藏书楼雍椽楼，据说曾有至少 200 幅字画，但我 1981 年回去的时候，房子都没了。”

    B=《外滩画报》 W=汪荣祖

    B：除了和师友的通信外，你还保留着什么珍贵的手稿吗？

    W：我有个大学老师叫徐子明，没人知道他，可他是庚款留学的第一批，比胡适还早。但他很反胡适，认为新文化把传统的东西丢了。其实他是留德的博士，中文好，外文也好，教我们西洋史，后来教国史选读。你看他的讲义，《中古史讲义》原稿，现在外国人都写不了这么好的贵族字体，有风格而且很典雅。我上过他的西洋中古史，只有我一个学生，一个大教室，每次上课都把大纲用英文写在黑板上。他本来在北大的，“五四”以后北大变成新文化中心了，所以那些老派，黄侃啊什么的，通通跑到南京中央大学来了。再后来到了台湾大学，傅斯年一当台大校长，就有点排挤他们，必修课改成选修课，说他老顽固，尤其女生不选他的课，因为老古板重男轻女。但我觉得他上课很好，很有条理。

    B：听说你要写关于施琅的书，写完了吗？

    W：那个 2011 年就写完了，交给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双语版。讲的是 17 世纪中国沿海的事情，最后怎么样导致台湾被施琅征服。现在人们捧郑成功，其实使台湾回到中国的最主要的人是施琅。最初是《历史研究》的编辑约我写文章，我自己定的题目，写了一篇《施琅与台湾》。写完他说不能登，说怎么可以把施琅讲那么好，所以我就在台湾先登了。过了不久，忽然翻过来了，大陆的《台湾研究》就转载，然后泉州还开了一个施琅的研讨会，请我去。我觉得施琅很了不起，假如没有他，台湾打不下来，他有技术能力而且很镇定，第一次打败了，眼睛都瞎了，但是不退，第二次又打。到了台湾以后，虽然他和郑成功有血海深仇，但是跑到郑成功墓前，说以前有恩有怨，现在一笔勾销。是个政治家。

    B：那么近现代史这部分你现在还在做吗？

    W：有空我要写一本关于辛亥革命的书。其实孙中山和辛亥革命关系极少，而且根本不知道武昌起义，他当上临时大总统，是 18 省选出来的，但是所谓 18 省代表就是：你是湖南人，就代表湖南。因为他基本在国外，没有人事纠葛，所以选他，其实辛亥革命成功决不是靠国民党，而是靠士绅，士绅不是搞革命，他们要自保，所以各省独立，前清巡抚就变成都督。后来一看局势乱了，要强人出来稳定，就叫了袁世凯，逼孙中山退位。2011 年 6 月还是 10 月在中国人民大学开了个会，叫“逊清和民国建立”，我就写了一篇《士绅与民国肇建》，我觉得民国成立最大的力量是士绅，有钱商人、地主，所以才能解释为什么民国成立以后就反革命，革命党根本没掌权，所以还要国民革命、共产革命。

    B：你最近在研究什么课题？

    W：在写讲钱钟书的一本书，《槐聚新史》，写他的内心世界和学问世界。打算写到 20 万字，因为写了一半的时候，他的笔记（《钱钟书手稿集》）出来了，总要看一遍。写钱钟书的传记很多了，没有必要重复，所以我用荣格心理学的观点来分析他，讲人家没有讲到的事情。

    我还要写《后史辩》，批判后现代史。有两种观点，一种是把后现代当作新的东西来追寻，另外一种把它骂得一钱不值，因为后现代史学有些根本否认历史有真相可言，那等于把整个历史的基础推翻了。其实我觉得两个都很偏。很多人教了一辈子历史，写了一辈子历史，最后不知道什么叫历史。很多人说历史是过去发生的事情，过去发生的事情已经随风而逝了，抓不到摸不着，历史学家写的东西才是历史。我们怎么知道秦汉史？《史记》、《汉书》，假如没这两本书，秦汉对我们来说就是一片漆黑。

    B：所以你的历史观里还是有后现代的成分，比如强调叙述的重要性。

    W：其实不是后现代，后现代里当然叙述很重要。二战之后，有的历史写成社会科学报告的样子，图表啦、数字啦，这不是历史。历史是要有故事的，History 嘛，英国历史学家劳伦斯·斯通写了一篇很有名的文章叫《叙事的复兴》，但不是回到从前，不是回到司马光《资治通鉴》那样，而是用社会科学的方法把问题搞清楚以后，用叙事体写出来。后现代也有道理，老实讲，历史求真百分之百是不可能的，资料没那么全，可是七八分也不错了，也是真相。还有一点，历史的确应该不断重写，不是篡改，而是新材料、新概念使你看到以前看不到的东西，就应该重写。比如钱穆，他最好的一本书是《先秦诸子系年》，里头说孙膑和孙武是一个人，只有一部兵法。但是银雀山考古一发掘，《孙膑兵法》出来了，一翻两瞪眼。

    B：那你自己写的书里，有你觉得需要重写或者观点改变比较多的吗？

    W：重印的时候我都会做一些修订，观点改变的倒没有。最有争议的是《蒋介石评传》，我跟李敖合写的。正统的人当然很不以为然，可是我们当时写这个就是说要写一个不一样的蒋介石。现在虽然《蒋介石日记》出来了，我们基本上没有动摇。

     他们好像把日记当作宝贝，根据它来修正。可是你知道，日记里有很多言不由衷的话，梦想的话，一厢情愿的话，你都把它当真了。他日记里说张学良不抵抗，但你是最高领袖，这么重大的决定，你自己抵不抵抗嘛？他日记里骂很多人，何应钦、叶公超、陈诚都骂，有人说不懂为什么他骂何应钦“贱种”，那么严重，还要用他。我很懂啊，他犯的错，在日记里记一笔，摆到别人身上，自己的责任就都推掉了。杨天石看了日记，就非要给蒋介石翻案，翻不过来的。你说蒋介石写日记是不准备让人家看的，哪有这种事情？他死前没有烧掉，他绝对知道以后人家会看的，所以在里面留了很多事情。比如他那时候骂叶公超骂得很厉害，因为叶公超要否决外蒙独立，后来美国施加压力，因为俄国人说如果你否决外蒙，我就否决你美国支持的亚非6个国家，那美国当然说，蒋介石你不可以否决，他只好不否决，又怪罪叶公超。我书上也讲到，蒋介石战后选总统，要让给胡适，胡适答应了，后来国民党又开会否决。你想想假如蒋介石要决定，国民党谁敢反对？后来有个台湾的“国大代表”匿名写了一个稿子，说蒋介石要胡适参选，目的是要胡适拥护自己，说我不行，还是你吧，这是中国的政治文化嘛。我现在不知道的是胡适是明知道，还是书呆子。

    B：当时怎么会和李敖合作的？

    W：李敖和我是同学，比我高几班。我很钦佩他敢在老蒋小蒋时代以一个人对抗整个党，很有勇气。他那时候写《蒋介石研究》，都是小段小段的，包括说蒋介石什么神都拜，什么宝都押，讽刺他，蛮有意思的。我那时候还在美国，我说你为什么不串起来写个传，他说你来我们一起写，后来有个暑假我就回来，把他的东西统统集中起来，缺的东西，尤其是外交方面的，我补写。1995 年在台湾出版以后很轰动，正好蒋介石去世 20 年，卖掉了 2.6 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