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胡适著作《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卷中）即将面世。其中，首次公开出版的卷中是最大的亮点，这是胡适1919年在北大哲学系二、三年级讲授中国哲学史中古部分时的讲义。卷中虽然只有54000字左右，但是它反映了胡适当年与《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一脉相承的治学方法和治学理念。另外，卷中有大量顾颉刚的手批（还有20%的可能是胡适本人）。卷中集中讲述了汉代的哲学，第二章从道家到淮南子到董仲舒到王充，在论述哲学发展的同时，也涉及对天文学与谶纬、对中医的态度等等论述。

    本书的面市，对于研究胡适学术思想，及新文化运动中的哲学史研究成果，颇具“活化石”意义，是存世的、可以见到的，胡适在中国哲学史层面最后的有系统的、有思想体系的著作。可以想见，本书的面世将有力推动胡适研究的新领域。

渊源 只有上部被嘲笑

    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自1919年2月出版以来，以其“截断众流”的理论创见与学术魄力，获得海内外学界及读者的好评，仅在1919-1932年13年的出版周期内，就再版达15次；加上初版，共计出版16次之多。此书被誉为用现代学术方法系统研究中国古代哲学史的第一部著作，它的出版被视为中国哲学史学科成立的标志。

    然而，这部书只研究了先秦诸子时代哲学史。虽然这“半部”哲学史，也足以代表胡适在中国古代哲学史方面的治学功底与眼光，但无法“一以贯之”地梳理中国上古、中古与近世哲学变迁与发展脉络，对后世读者而言，始终有不能完璧、难窥全豹之憾；由于没有“中古”部分，甚至于连一部完整的中国古代哲学史都还算不上。

    对此，黄侃曾在中央大学课堂上调侃道：“昔日谢灵运为秘书监，今日胡适可谓著作监矣。”学生不解其意，问他何出此言？黄侃说：“监者，太监也。太监者，下部没有了也。”学生这才听明白他是讽刺胡适的著作没有下部，遂传为笑谈。

    根据现存的胡适部分日记和手稿等资料统计，他本人还的确曾在北大续写过《中国哲学史大纲》的“卷中”，而且还讲授过这部中古哲学史的内容。（作为“卷下”的近世哲学史内容可能形成过“纲要”，但没有明确纳入过《中国哲学史大纲》的写作框架之中）这部分内容形成过一个北大内部发行的“讲义本”。北大教授楼宇烈在《胡适的中古思想家史研究述评》一文中曾有记述，这一册“讲义本”被认为“今已不可得”。

    据胡颂平编《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在1919年内记载：“今年在北大开的‘中古哲学史’一课，编有讲义。”并注明有“北大出版部铅印本”，也就是供北大师生内部使用的这个“讲义本”。这个“讲义本”没有公开出版过，只是其第七章中的一部分，后来以《王充的论衡》为题发表在《现代学生》（四卷六、八、九期）上。

寻找 得来全不费工夫

    近两三年来，四川学者肖伊绯开始着意搜集一些民国大学讲义。他先是通过一些书友、书商在国内搜求，一直不见踪迹。后来据一位杭州的书友称，他在日本书市里曾见到过胡适的讲义本，也的确是《中国哲学史大纲》讲义本。但只有“卷中”一册，当时他以为是没有成套的“残本”，所以没有购回。得知这一消息后，在肖伊绯的多次劝说之下，经过多方努力，最终促成书友重新找到日本书商，通过网络汇款购得此书。之后，肖伊绯和这位杭州书友相约在杭州，就在弘一大师纪念馆后的一所茶园里，他第一次见到了这本梦寐以求的讲义本，用一部清代刻本《桃花扇》换得。

    这个讲义本中，还有一些批注。肖伊绯初步考订后认为，批注作者为顾颉刚。这出自三个方面的参照，一是顾氏大量存世的手迹可资比勘，二是从批注内容确实体现了顾氏学术思想（皆对应于《汉代学术史略》），三是批注的细节涉及校对排版等技术环节（非胡适密友不可能如此细致）。

    先从笔迹鉴定上来看，顾氏书法有四大特征，一是字形有略微左倾的重力感，通篇章法周正但始终能感受到这种左倾的力度；二是藏锋多、露锋少——比如末笔弯勾多处理为斜折不勾，末笔为捺时多处理为顿点收笔等等；三是单体连笔居多，笔速较快，通篇连贯感较强，但字与字之间很少连贯；四是偏好采用简体，但不彻底，往往简繁体同时使用。顾氏手迹影印出版物较多，肖伊绯及友人也收藏有顾氏手批的多种书籍，所以对鉴识顾氏手迹较有把握。

内容 核心是中古哲学史

    肖伊绯称，卷中的核心内容是中国中古哲学史。这部分内容是胡适中国古代哲学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同卷上研究方法相一致又更为精致，在研究方法上是开一代风气之先，是中西思想交融互通的学术经典之作。胡适的中国哲学史研究有一个重要的“三段论”，即先秦时代的上古哲学史；汉唐时代的中古哲学史；清代以来的近世哲学史。《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中部分正好处于“中段”，是联结上古与近世的重要时期，胡适的中古哲学史研究成果从某种意义上讲，催生了“古史辨”学派，成为这一学派的先声。顾颉刚《汉代学术史略》的思路可以说正肇始于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中部分。

    《汉之哲学》是胡适在尚未全盘放弃中国哲学史大纲全卷写作的前提下，存世的、可以见到的，胡适在中国哲学史层面的最后的有系统的、有思想体系的著作。这样的著作本身，具有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过渡性特征，在研究胡适哲学史观念方面具有里程碑式的价值。

研究 天文学和中医

    卷中讲义本第六章“迷信与科学”中出现了评述古代天文学的内容，但胡适所要探讨重点乃是，古代天文学某个阶段进步与变革的动力是什么？古代天文学所代言的意识形态究竟是神权还是皇权？说到底，是为了挖掘与裁定——古代政治思想与国家意志对包括科学体系在内的各种意识形态究竟有多大的影响力；而并非就天文学论天文学，并非就科学成果谈科学成果。

    在肖伊绯看来，这是胡适的高明之处，也是胡适独具一格的创见。这种创见超越了过去谈学科史就只局限于某一学科之内的史料链接，在文科史范域内跨学科地引入自然科学史料，是创见，更是才性使然。当然，说即兴发挥也无不可，讲义本第六章“迷信与科学”本来就是胡适为北大史学二三年级准备的临时讲义，并不是胡适原定教学计划内在北大哲学门的讲义内容。这种跨学科授课方式，以及胡适带有演讲性质的授课风格，在当时的北大颇受欢迎，卷中讲义本就印证着那个朝气蓬勃的新学术时代。

    卷中讲义本第六章“迷信与科学”出现了评述中医的内容，这对研究胡适早期思想相当有价值。根据肖伊绯的考证，胡适早年的确患有肾功能方面的疾病，但是否就是糖尿病还不能定论；胡适也的确是在西医诊治无效的情况下，求医问药于名医陆仲安，并最终获得治愈。这段史实，历来众说纷纭，又因胡适晚年的矢口否认而变得扑朔迷离。但从卷中讲义本出现的胡适评述中医章节来看，胡适早年对待中国传统文明与文化的态度，并非是持完全反对、完全否定的态度；甚至于得出过东西方科学皆本源于“迷信”的说法；在他眼中，东西方科学（包括医学）从发源之始并没有孰高孰低、孰优孰劣之分，只是经过后期的发展与演进，尤其是社会政治制度及国家意志的影响之下，西方孕育出了科学精神，并进而催生出系统的、理性的科学；而东方一直停留在神秘主义阶段，未能完成系统与理性的进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