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鼎钧:我不是写自己,是反映一代众生的存在
作者:颜亮 时间:2013年02月25日 来源:南方都市报·阅读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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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鼎钧
山东兰陵人,1925年出生,1949年到台湾,服务于(台湾)中国广播公司,曾担任多家报社副刊主编,1979年应聘至美国的大学任教,之后定居纽约至今。
王鼎钧创作生涯长达半个多世纪,著作近四十种。从上世纪60年代早期作品到1975年《开放的人生》,再到80年代初期《作文七巧》,其“人生四书”,、“作文四书”等作品在台湾畅销至今。自70年代末期起,王鼎钧开始了《碎琉璃》等独树一帜的文学创作;1988年《左心房漩涡》出版后,更被誉为“当之无愧的散文大师”。
手中现有时间最早的一张照片
抗战胜利,1946,沈阳市
日本侨民还没遣送完毕呢
一种立等可取的照相服务
马路边用帆布围成的小小摄影棚
比我们站岗的岗亭大不了多少
人进去,出来,就拿到照片
老同学葛振西手里有一张
一直保存到六十年代台北重逢
看照片那时是个胖小子
年纪轻轻的,头发已经很稀了
旧式军服,领子上还有风纪扣
眉头皱着,压力很大
一言难尽
五十年代厌恶照相,躲避镜头
照相机也不普遍
1961年到了,朱啸秋办杂志
《诗,散文,木刻》,很精致
迫不及待,站在路边就看起来
专业摄影的同事小罗偷拍
十年艰难,脸部肌肉出现了线条
笔下的散文也老练,烟火气重
跟这本杂志的风格拉长了距离
一年四季戴着帽子,
也是从这时就开始了
唉,唉,帽子
(以上两图是王鼎钧先生提供的生平旧照,图说系他本人撰写)
王鼎钧是谁?
在台湾,王鼎钧是家喻户晓的散文大师,即便现在仍笔耕不缀;同时他也被人称作是“一代中国人的眼睛”,一生历经沧桑,饱受颠沛流离之苦。
王鼎钧于1925年出生于山东兰陵;抗日战争爆发后,年纪轻轻的他便跟随父亲参加了游击队,之后在乡间完成启蒙教育;1942年,17岁的王鼎钧前往阜阳入读国立二十二中学,离开家乡,从此走上流亡之路,走遍了大半个中国。即便19 4 9年后,到了台湾,他也始终被时代裹挟,淹没在一片汪洋之中。
直到1979年,王鼎钧被准许离开台湾前往美国。他才将自己前五十年所经历的乱离、伤亡、贫穷、无奈,还有年青时的生机、欲望、坚持和希望一一打包,一同带上了飞机,飞往异国他乡。
唯一的想法就是要把过去的事都记录下来。“我劫后余生,该死不死,如果由我来回答为什么活下去,我会说留下我来写文章,写回忆录回馈社会。”王鼎钧说。
“现在多少人写自传,因为人最关心自己,可是大部分读者并不爱看别人的自传,因为读者最关心的是他自己。”鉴于此,王鼎钧决定尽量避开这个雷区。“我不是写自己,我没有那么重要,我是借自己的受想行识反映一代众生的存在。希望读者能了解、关心那个时代,那是中国人最重要的集体经验。所以我这四本书不叫自传,叫回忆录。”
要想蒸馏出人生的精彩,就必须尽量抹掉自己的情绪,王鼎钧的策略是“等”:“我以前做不到,所以一直不写,现在才写出来,所以我自己说:为了雕这块璞,我磨了十二年的刀。”他说。
从1992年开始,王鼎钧历时十七年陆续出版了回忆录四部曲:《昨天的云》、《怒目少年》、《关山夺路》、《文学江湖》。今年1月,它们的简体版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四部曲记叙得平心静气,但又时常让人触目惊心,呈现出一股史诗的宏大气势。
“我写回忆录,就像画油画,颜料一点点涂上去,一面画一面修改。”对王鼎钧而言,写回忆录这个行为,有点类似于天主教的“告解”:“天主教徒向神父告解,我向读者大众告解。写回忆录是为了忘记,一面写一面好像有个自焚的过程,说出来也就解脱了。”
一 写作缘起:小人物写传记
南都:此次出版的四本书,除了《昨天的云》曾于2000年在大陆出版外,其它三本均是首次与大陆读者见面。请问你怎么看待这四本书在大陆的出版?
王鼎钧:我用中文写作,当然希望把书送到中国人最多的地方去。上世纪50年代,两岸隔绝,有这种想法是犯罪,我那时的写作水平也低。顺便说明,我把作品分成三级:最初是职业认可,我在某个媒体工作,这家媒体一定用我的文章,别家未必;高一级是社会认可,台湾所有的媒体都能采用我的文章;再高一级是历史认可,文章脱离职业,脱离它产生的环境,仍然被人使用流传。我在台湾写成的作品,要想入大陆读者之眼,我在20世纪写成的文章,要想列入21世纪的书单,必须升高到历史认可。
这是我努力的目标,我写人生三书、回忆录四卷,暗中面对与我年龄梯次不同的人、与我生活环境不同的人、与我历史经验不同的人,我心中一直跟这些人对话。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牢笼,都想敲响高墙让隔墙的耳朵听见,我已知道你们的经验,让我说出我的经验;我已说出我的看法,请问你的看法?相同固然互相安慰,相异也可以互相补充。
南都:从1992年到2009年,17年的时间里,你致力于这四部书的写作。为什么在1992年,你会发愿写这部书?想到会持续这么长时间吗?
王鼎钧:回忆录第一卷是1992年出版的,动笔写作应该在此之前,捜集数据的时间不计,大约在一年之内完成。
1992,这个年份并没有特别的意义。在此之前,移民初到,千头万绪,心乱如麻,等到生活安定下来,这件工作立刻上手。资料问题解决了就写,写成一篇就发表,全书写完了就出版,没有故意选日子,台湾的朋友们照顾,一切很顺利。
说到写作花费的时间,第二卷《怒目少年》写抗战时期的我,成书以后,母校的一些资深校友发愿编写母校的校史,他们掌握了丰富的资料。得此机缘,我把《怒目少年》改写了一遍,有扩充,也有修正,这一本用的时间比较多。第三卷《关山夺路》写内战时期的我,捜集数据花功夫,消化数据、调整心态更花功夫。我寻求佛家的帮助,希望向“不喜不怒、无爱无憎”靠近,当然做不到,但是向这个目标倾斜,总可以离三毒八苦远一些。这个过程,我称之为修行。《怒目少年》成书之后十年,《关山夺路》才问世,这本书是我生活史上的关山夺路,也是我创作史上的关山夺路。从此乘势而进,第四卷《文学江湖》写台湾生活就畅行无阻了。
至于写作计划,本来想写长篇小说,但是学小说成绩不佳,散文却渐受注意,与其留下二流三流的小说,何如留下一流的散文?于是改变方向。我最大的愿望就是出版这四卷回忆录,以前的写作可视为跳髙、跳远前的暖身,以后的写作是海浪扑向沙滩的回波。
胡适主张小人物写传记,我颇为动心,读《沈从文自传》,有意继起。像我这样一个人,为了活着,骚扰四方,“顾不了学业,顾不了爱情,顾不了成仁取义,礼义廉耻”,我的“残魂剩魄,到国民党的残山剩水,吃资本家的残茶剩饭,”究竟为了什么?我的人生对社会究竟有什么意义?一身之外无长物,一身之内还有些许日月精华,化为文字,结缘万家,可以是某些人的暮鼓晨钟,可以是某些人的渔樵闲话,也可以是某些人的风雨一杯酒。
二 写作历程:不借写往事喊“痛”
南都:这四部书,给我最初的印象是一部比一部厚,这是不是也印证了记忆越早就越容易遗忘的道理?经过时间的筛选,早年的记忆结晶经过咀嚼是不是更容易品出味道?
王鼎钧:回忆录第一卷《昨天的云》写青少年时代在家乡的生活,乡下环境单纯,小孩子接触面小,在父母的保护之下,外界的一切挑战一切压力都隔绝了,加上那个年龄,观察、分析的能力几乎没有,所以第一本回忆录无话即短。
第四卷《文学江湖》写台湾,由二十几岁写到五十出头,经得多也想得多,丧乱之中深入社会,就像大雨中赤身露体,连一把伞都没有,冷雨敲打,点滴在心,加上会分析、能判断,世事揭开一层还有一层,所以第四本回忆录有话即长。
再看时间段落:家乡生活十多年,材料少,只写一本,抗战时期大后方四年,内战四年,时间虽短,材料很多,也各写一本,以上都可以畅所欲言。到第四卷,台湾,将近三十年,材料比任何时期都多,也是一本,取舍就难了。
现在看,《怒目少年》写的是意志,《关山夺路》写的是挣扎,《文学江湖》写的是承受,都很可观,第一卷《昨天的云》写懵懂单纯,很冷清。我自己感觉第三卷写得很好,想不到有人说他最喜欢第一本,他喜欢那种单纯。
还有,我在写第二卷时开始想反映时代变风云,记录时代变迁,以后这个企图越来越大。回忆录以记叙为主,宽宏的格局自然反映在篇幅上,写到第四卷,那是我最厚的一本书。台湾读者流行的想法是,小说不宜太薄,散文不宜太厚,我一向迁就这个取向,后来几乎剎不住车。
南都:这四部书中,都提供了大量的素材,包括像《昨天的云》中记叙母亲与驴的故事,以及《怒目少年》中“千里走单骑”的种种见闻,都非常生动。这些丰富的材料又是如何记下来的?
王鼎钧:做作家要有好记性,要对过程细节有兴趣,我在这方面还算及格;当然,顾此难免失彼,作家对某些事情又大而化之、视而不见,我在这方面也不后人。
南都:回忆这些细节,你的情绪是怎样的?
王鼎钧:并非写回忆录的时候开始回忆,而是几十年来不断在回忆。整个过程是“痛定思痛”,思痛时已经不痛,我不借写往事喊“痛”。
三 写作目的:志在反映现实
南都:你所欣赏的回忆录或传记是怎样的?作为历史学家的传记,比如说黄仁宇的《黄河青山》,同你为文学家的传记,你觉得这两者之间有怎样的区别?
王鼎钧:黄仁宇教授的《黄河青山》似乎没有文学抱负,齐邦媛教授的《巨流河》似乎没有史学抱负,我现在不能作具体比较。
一般而言,史学家对史料有兴趣,文学家对铺张场景、喧染气氛有兴趣,司马光的《资治通鉴》,爱好文学的人读不下去;太史公写的鸿门宴,史学家认为不足取法。
南都:我想应该有人将你的回忆录与齐邦媛先生的《巨流河》作比对。你们记叙的大约是同一时期,但很多内容和视角都完全不同。你怎么看待这种比较?
王鼎钧:有人要我作过比较,我说《巨流河》欲说还休,《文学江湖》欲休还说;《巨流河》是无意中让人听见了,《文学江湖》是故意让人听见;《巨流河》如此精致,如此雅正,如此高贵,《文学江湖》如此周密,如此老辣,如此江湖;《巨流河》材料集中,时序清晰,因果明显,是线形结构,《文学江湖》步步向四周扩充,放出去又收回来,收回来又放出去,是袋形结构。
我志在反映现实,齐教授不然。齐教授沉浸英诗,她的散文非常“清华”,我的烟火气太重。
南都:在这四部书中,你加入了当下很多思考和后来披露的很多材料,这样呈现出的状态,很像是现在的我同过去的我在对话,最后慢慢解脱的过程。这种材料的叠加营造出的效果,是你所期望的吗?
王鼎钧:第一部,我写当年遭遇尽量具体表述,第二部起,我加入分析和解释,也偶而加入今天的看法,以后第三、四部加得更多,因为年纪长大,有了抽象思考的能力。这样可以使读者更明白我叙述了什么,正是你所指出的“材料的叠加营造出的效果”。我也把当年发生的一些事情合理化了,抚慰了那一群少不更事的大孩子,于是出现“慢慢解脱的过程”,谢谢你指出来。
南都:你在书中称自己是“小人物”。但也正是这个“小人物”,时常与时代变迁发生重大关联。你怎样看待“小人物”在时代中的地位?
王鼎钧:我在《关山夺路》的后记里有一段话,希望可以答复这个问题:“我是耶和华从炉灶里抽出来的一根柴,这根柴不能变成朽木,雕虫也好,雕龙也好,我总得雕出个玩艺儿来。”
大事件发生时,小人物并无地位。大事件靠牺牲小人物来发展,事过境迁以后,侥幸活下来的小人物可以做证人。
四 台湾经历:高压所迫“缩小自己”
南都:在《文学江湖》中,白色恐怖对你的影响极大,现在回头看,最大的影响在什么地方?
王鼎钧:上世纪50年代,台湾对每个人的思想言论加以密侦严罚,我们在新闻媒体说长道短的人处境最艰难,因为没有躲闪的余地,也就是“没有缄默的自由”。不但要喋喋不休,还要引人入胜,官方的好恶往往和民间相反,我们一面探险一面寻求安全,使我得到一段非常奇特的生活经验。
训政时期,国民党对书报出版事先检查,你得把原稿或清样送到检查人员的办公室,由他盖上橡皮图章,何处该删,何处要改,或者全文封禁,有明确交代。他的橡皮图章一盖下去,你就“安”啦,以后即使有问题,他们自己内部检讨,不来定你的罪。这个办法“好”!作家省事,安心。
后来行宪了,民主国家都是事后审查。退到台湾,以髙压手段因应海峡的紧张局势,但仍要维持宪政的形式,仍然事后审查,作家就苦了!文章发表以后,天天等待有人当面盘问,时时担心背后的调查,当时过关,也留下案底,也许三年五年,也许十年八年,有人从档案里调出来,起承转合。这样的民主制度,反而使人向往那个“非民主”的时代!
天无绝人之路,如此这般倒是对我起了一点正面的作用。我见到的几位审查人都很有水平,对文学有了解,说出话来内行。当他们翻来覆去、挑筋剔骨的时候,我恍然发现文字的意义那么丰富,除了字典辞典的解释以外,还有历史给它的意义,当前环境给它的意义,读者联想给它的意义,联想又有善意和恶意之分,失之毫厘,差之千里。
那时候,我还不知道什么是文学的象征性,审查人员却是清清楚楚。我还把“修辞立其诚”理解为心口如一,审查人员已经知道文学作品不一定说这个就是这个,极可能说这个又是那个。“夜行人不为盗,不能使犬无吠”,犬吠声中,那个夜行人可能是归人,可能是离家出走,也可能是小偷毛贼。他骄傲地向我拆穿文学的把戏,我则是惊慌地从那里领教了文学的奥秘。
上世纪50年代,我遵守他们的诫命;60年代,局势稳定,国民党松绑,我开始反其道而行。这时,现代主义引进来了,新批评也引进来了,当年的检查员好像是他们的先锋,我的同侪表示难以接受,我则立刻投入学习。70年代,我的作品另成种类,可是这时再也没有人像50年代的审查员那样注意我了!我还真有点儿爽然若失呢!
那一段高压统治对我最大的害处是迫使我缩小自己,尽量不占空间,“恨不得变成一张画挂在墙上”。因此,我的文章放不开,没有气势。我一定要矫正。到了我写回忆录《关山夺路》和《文学江湖》的时候,吞吐开合,收放自如,感觉如鹰在天,如鲸归海,不亦快哉!
南都:台版《文学江湖》的副标是“在台湾三十年来的人性锻炼”。“人性锻炼”应该怎样理解?
王鼎钧:大概是“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
依师长教导,人性天成,必须保持自然率真。但入世以后,往往要反其道而行,成语有人性扭曲、人性污染,表示负面的评价。人性锻炼也表示了这种煎熬,措词比较有积极的意义,好像在说“若非一番寒澈骨,哪得梅花扑鼻香”。
五 美国写作:没有“失根”的问题
南都:你分别在大陆、台湾和美国三个地方居住过。对你而言,这三个地方,现在分别代表着什么呢?你离开大陆和台湾之后,便再未回去,为什么?
王鼎钧: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心情,我先后说过这样的话:“中国(大陆)是生父,台湾是生母,美国是养母”;也说过“中国(大陆)生我,台湾养我,美国用我”;也说过“中国(大陆)是回不去的故乡,台湾是失去的乐园,美国是打不赢的战场”;也说过“中国是初恋,美国是婚姻”;也说过“中国是我的故乡,美国是我的异乡;美国是孩子们的故乡,中国是孩子们的异乡”。
今天,我会说,一个50岁才移民出国的中国人,像我,没有“失根”的问题。在中国文化里活到五十岁,他已是一颗“球根”,带根走天涯,种下去,有自备的养分,可以向下札根,向上开花。我喜欢种球根的花,荷兰来的,南美洲来的,存活率髙,生命力强,长出来,仍是荷兰的样子,南美洲的样子。四册回忆录就是我开出来的四朵中国文学之花。
我本是性格内向的孩子,生在安土重迁的乡镇,做梦也没想到有一天远渡重洋。时势造英雄,时势也造流民,既然为时势所迫,身不由己,路旁任何一棵树,容我在枝叶底下站立片刻,我都感激。凡是住过的地方,都是生生世世的缘分。
今天盘点,每一个地方待我,都不像他们自己说的那样好,也不像别人说的那样坏。每一个人怎样对待另一个人,取决于他对那人的估量,我在这三个地方一一过磅,不怨磅秤面无表情。今天盘点,我欠美国,美国不欠我。我欠台湾,台湾不欠我。我欠山东、安徽、河南、湖北、陕西、河北、辽宁、江苏,那些地方都不欠我。我以四册回忆录回报,可以说有限,也可以说无限,文字因缘,不可思议。
南都:你很多重要作品,都是在移居美国之后完成的。在异域生活,对于你的创作有没有影响?
王鼎钧:没有直接的影响,在美国,像我这样的人,是“关起门来做北京人”。“北京人”,指周口店发现的化石。间接的影响应该有,我不能分析。
南都:你在美国是否有用英文写作过?你怎么看待像哈金这样的用英文创作的华人作家?
王鼎钧:我不能用英文写作。听说好几位名气很大的华人作家用英文写作都没有成就,包括张爱玲。在这方面哈金了不起。
南都:在前三卷中,宗教的内容都占到了极大比例,但到第四卷,这个线索就断了。我很想知道,到台湾之后的经历,对你的宗教观有怎样的改变?
王鼎钧:我在台北居住的时间很长,生活和工作也复杂,如果高来高去,难见特色,如果贴近现实,一本书实在装不下。最后决定第四部回忆录以文学为中心,其它靠边,写成现在这个样子。
还有一个原因:第四部《文学江湖》未出版之前,我已有一本《心灵与宗教信仰》,写出我在这方面的心路历程。“宗教信仰是一杯鸡尾酒”,我的许多见解跟牧师不同,朋友戏称我得到教外别传。同样的理由,我有一本书叫《随缘破密》,后来改称《黑暗圣经》,里面有我的职场心得:“我原来以为职业是一张团体照,后来才知道是一座八阵图。”那本书很好看。到了出版《文学江湖》的时候,职业和宗教这两部分都从略了。
我还有一些话,以前没说,现在可以写在这里。我有宗教信仰,但是没有神秘经验,从来没有进入超自然的境界,照宗教所订的标准,不能算是模范信徒。对我而言,《圣经》的文学意义大于神学意义,我把耶稣当做稀世的伟人多于他是上帝的独子。但是我从基督教“有人格的上帝”发现、接受了中国的“天”,也就是远古时期孔孟头顶上那位“没有人格的上帝”。我是广义的有神论。
尽管《圣经》对信徒有很多应许,基督教并不能使他的信徒永远称心如意,没有压力。基督教义的可贵在乎教人如何承受压力,依基督教的说法,人之所以在压力下毁灭,大半由于他承受压力的方式错误。我身受其惠,我的信仰并非梦幻泡影,基督教义怎样支持漂流世界各地的犹太人,也怎样支持了我。
六 美国生活:“大圈子”与“小圈子”
南都:1949年以后,五四以降的中国新闻学传统下的白话文,在中国大陆和港台,都可以说不复存在了。你怎么看待写作语言的变化?
王鼎钧:语言大概十年一变,我的语言是在上世纪70年代成熟的,90年代有若干改变,就此定型。作品流行,往往因为他的语言使当代文学人口觉得很熟悉、很亲切,内容未必有大的过人之处,如韩寒,他和当下众生有特殊因缘,不能模仿,不能反对。有些资深作家写得比从前好,读者反而比从前少,就是因为语言有了隔阂。如果不受语言变化的影响依然必读,那就是经典了。
南都:你了解目前中国大陆文学创作情况吗?
王鼎钧:因健康关系,我已十年不读新书了。
南都:在《关山夺路》中你对上世纪30年代几位文坛大师颇有“看法”,今天看法有没有改变?你如何看待大陆对“鲁郭茅巴”文学地位的定位?
王鼎钧:《关山夺路》写我当年初读左翼文学名著的感受,只能说是感受,还不配称为看法。后来我读历史,知道人类的成就经过逐步累积,放眼看,后人总是胜过前人,但是不可否定前人,因为你这八斗文章里有他们三斗五斗。他们都是先行者、老师,写作也是一门手艺,最忌“欺师灭祖”。只有文学批评才可以议论他们,那是另外一行。
文学作品由技术和思想合成,而以生活为表象,通常作家精于艺事,对政治却是外行,纪德、贝多芬都犯过错误,文学作品的技街垂范后世,其中的思想,尤其是政治思想,往往经不起时间淘洗。前人高举“鲁郭茅巴”,太强调不足以继承的部分,太忽略能够继承的部分,到今天,反而妨害了文坛大师的形象。我知道这么一句话:“大人物的缺点是时代造成的,他的优点是他自己的。”前贤都有高度,也有限度。身为一个后进作家,要尊重他们,但是也要绕过他们。文学发展的规律是后出转精,前贤对后之来者的期许也应该如此。
南都:你目前在美国的生活是怎样的?最近还有什么写作计划吗?
王鼎钧:可以说,我在这里有两个生活圈子,一个美国主流的大圈子,一个中国文化的小圈子。我本来住在新泽西州的乡下,乡下有美国社会的一切优点,那里是美国主流的大圈子,我不习惯;为了钻进中国文化的小圈子,搬到纽约。纽约巿治安败坏,人情浇薄,华人安之若素。
在这个小圈子里,中国移民可以维持他在母国的生活方式,穿对襟小褂,泡广东茶楼,看《人民日报》,搓沪式麻将。儿子有病找西医,父亲有病看中医。女儿出嫁,穿白色婚纱,神父面前说“Ido”;儿子结婚,新娘凤冠霞帔,一拜天地,二拜髙堂。密西西比河泛滥成灾,他不知道;长城缺砖,他赶快捐钱。有一年,美国政府为了刺激消费,活络经济,每户发给七百块钱,大圈子里的人到市场排队买东西,小圈子的人到银行排队把钱汇回老家。生活在这个小圈子里,岂止“梦里不知身是客”,醒着也觉得如归故乡。
这个小圈子里你需要什么有什么,连算命占卦都不缺,惟独没有政府,一沾到政府的边儿,你就得走出小圈子,进入大圈子,到了那里,这一类华人会觉得那不是他的政府,这里不是他的国家。这些人多多少少有无政府主义倾向,或者说,他们像宋明时代的中国人,以终身未曾见官为荣。这里的华人多半喜欢民主党,管事少,今人自由多,仿佛帝力何有于我哉。
我家子女都已进了那个大圈子,我和老伴守着空巢。到了这把年纪,该有的都有了,如动脉硬化、关节发炎;该没有的也都没有了,如宏图远略、豪言壮语。我请人家吃饭,人家来了,敬老或者恤老,硬要付账,人家请我吃饭,我去了,肠胃不能适应大师傅的烹调。如此这般,交游也少了。
在这里,华文文学、华文作家,都是响亮的名词,莫言得到诺贝尔文学奖,主流社会对我们这号人也比以前重视。也还有人找我写文章,华文大报《世界日报》的周刊上也还有我的专栏。我现在只能写写杂文了。人在年轻时写诗,壮年写小说,老年写杂文,不成文的功课表。我的杂文不再语惊四座,替群众代言,而是一杯微温的淡酒,供一二人浅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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