饥饿的盛世：乾隆时代的得与失，张宏杰，湖南人民出版社，2012年9月

    如果中国的历史永远可以闭合循环，世界前进的脚步能够停滞在18世纪，那么“乾隆盛世”在一定程度上确实值得称颂，但这位自诩为最有福气、文治武功空前绝后的大清皇帝，偏偏生在了一个世界急速转弯的时代，他将中国带入了慢车道，甚至意识倒流，曾经辉煌的古国被世界抛在了后面。

    泱泱中华古国，历史在盛衰之间循环。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开元盛世不过是历史极衰之后的复苏兴旺，而极盛之时又隐藏着新一轮由盛转衰的阴霾。当历史的车轮转到18世纪，工业革命在敲开地球物质财富宝藏的同时，唤醒了人类沉睡的意识，自由、民主、平等的呼声犹如喷发的火焰，西方国家引领世界进入文明新时代。此时的中国却误入了时光倒流的历史臼穴，大清乾隆皇帝正躺在江山一统的“功劳簿”上妄自尊大，错失了一次又一次与世界融合的机会。

    张宏杰新近所著《饥饿的盛世：乾隆时代的得与失》，从不同角度全面剖析了乾隆盛世的得与失，将帝王心性、驭权之术、臣民精神流变、社会开合变迁、世界形势等融会一体，以历史为镜鉴警世今人，在对“饥饿的盛世”进行深层思辨的同时，将历史的厚重与悲哀写得入木三分。

    英国人所看到的真相

    当局者迷。当乾隆皇帝沉浸在自己精心设计的海市蜃楼里的时候，中国百姓的生活已走到了贫困边缘，饥饿是他们唯一的语言。当一艘英国使船开进中国海港的时候，曾经装在英国人心中中国遍地黄金、人民儒雅富足的神话顷刻破灭了，他们看到了截然相反的景象：这里人口众多，土地稀薄，“不管是在舟山，还是在溯白河而上去京城的三天里，没有看到任何人民丰衣足食、农村富饶繁荣的证明……除了村庄周围，难得有树，且形状丑陋。房屋通常都是泥墙平房，茅草盖顶。偶尔有一幢独立的小楼，但是决无一幢像绅士的府第，……事实上，触目所及无非是贫困落后的景象。”

    伴随着英国人在中国的游走，他们发现了更多违背常识、违背人性，却被中国人无条件接受的事实。这里的人们习惯了奴颜卑膝，媚上欺下。一个职级仅大一级的官员就可以随意下令鞭笞下级官员，不仅如此，被教训者还要去亲吻那个刚刚将自己打得皮开肉绽的板子。当“大人”一转身，“小人”立刻就变成了“大人”，他可以愤怒、咆哮，寻找下一个倒霉者。官场精神倒戈的病毒延伸到民间，变异成民众对政治权、生命权、财产权无奈的漠视，他们始终处于半饥饿状态，垃圾堆里露出初生婴儿干涩的小手，弃婴随处可见……人们眼神迷茫、面露恐惧，一有机会就偷窃、抢劫，人情的冷漠达到让人瞠目的程度。这里没有公园，没有宽阔的公路，没有公共设施，有的只是“富者甲第连云，贫者无立锥之地”的贫富差距。

    “千古一帝”的铁血统治

    经过康熙和雍正两代皇帝守成，清王朝及至乾隆时期已经江山稳固，尤其是在雍正的严刑峻法下，官员贪腐的势头被成功压制。乾隆皇帝更是一位历史上难得的治国奇才，具备所谓“伟大帝王”应具备的所有雄才伟略，在位60年，对外开疆拓土令四海臣服，对内减税兴农休养生息，以强有力的文治武功及政治手腕，扫除了一切先祖入关留下的负面影响，将清朝推向了辉煌的顶点。

    在乾隆执政的前十三年里，他以一位温雅甚至稍显软弱的帝王模样示人，减刑示恩、重用老臣、虚怀若谷，甚至鼓励文化自由，一度创造了乾隆初年文艺复兴，儒学兴盛的温润局面。在乾隆十三年后，伴随着孝贤皇后的离世，乾隆郁积多年的愤怒、对现有官僚作风的不满，终于爆发出来。他性情大转，对官员动辄训斥，惩戒手段之多、处罚之严直追雍正，众大臣一个闪失就可能丢掉官职财产，甚至是九族性命。

    乾隆皇帝饱读诗书，但这不影响他为 “江山一统”施展铁血手腕。他在任期间将外戚干政、皇族乱权、权臣专政、地方割据、党派之争、农民起义等一系列历朝历代的治国顽疾扫灭于萌芽状态。乾隆皇帝先是消灭了涌动于官场一息尚存的儒家治国理念，对那种敢于进言、呼吁人格完美的官员进行狠狠打击，甚至将两朝重臣玩弄于股掌之间，乾隆要的不是刚直不阿的臣僚，而是办事尽心，有能力没思想的奴才。他惧怕统治合法性受到质疑，“夷狄”的身份让他终日不安，为此他不惜在全国上下掀起腥风血雨，以高压的手段消除一切可能在民间生发的“反清复明”、非议朝政、“以下犯上”的种子，文人、书籍及思想遭到空前打击。

    当我们站在几百年之后重新审视这段历史的时候，会发现刚柔收放之间都是乾隆的驭权之术。为达到江山一统的目的，牺牲几个臣子、折腾一批无知百姓都是微不足道的事儿，大清江山之内，任何人都有可能成为棋子，都要按乾隆摆好的棋局亦步亦趋，直至万劫不复。一切书籍言论皆需为满足统治者的需求而服务，文化不过是政治的附加产物、史书需要按统治者的意志改写、高歌颂扬的道德也要因时而异。

    富在官员，穷在百姓

    及至乾隆老年，曾被他一扫而空的官场腐败卷土重来，其势头之猛、涉员之多、手段之卑劣旷古空前，集中华千年贪腐经验之大成，而掌门人居然是曾经嫉贪如仇的乾隆爷。恶的种子一经发酵便成燎原之势，迅速蔓及整个大清王朝，一插到底，议罪银的制度化，更让贪腐成了九天之上倾泻而下的黄河，淹没了官员的道德良知，贪腐来的宝贝不仅可以孝敬皇帝，还可以买官买命。此时的民间，因人口增长、生产力停滞、官场机制失调，百姓已经苦不堪言。大清之富，富在皇帝和官员，而大清之穷，穷在国库穷在百姓。

    晚年的乾隆皇帝已经没有了少年时接受新事物的胸襟气度，思维陷入了固守循环——天下之大唯我独尊、其他之地皆蛮夷。他将西方进献的先进设备当成了西洋景弃之在国库，而为显国威，让犹如穿着戏服的官兵带着老掉牙的装备列队迎接西方使团。再加之国力衰弱，官场腐败，中国人用特别的方式成了西方人眼中的笑话，不久后枪声炮声厮杀声掠夺声不请自来。年过80的乾隆，再没有机会没有能力意识到他犯下的致命错误了，更不可能再如壮年时翻手为云覆手为雨。

    乾隆盛世，既是对中国数千年历代君王治国手法的大总结，也是将皇权推向极盛的巅峰，同时开启了中国急转直下的历史命运，甚至在民族精神里埋下了劣根性的种子。

    民心已死，精神已死

    乾隆王朝江河日下，有多方面原因。其一是君主专治，国家命运全系于君主一身，君王能力性情的不确定性使得国家命运多羁，形势迷离，人治重于法制的结果便是豢养出一批只懂权术而不懂治国的臣子。其二是精神死亡，乾隆是将人的生存权政治权践踏于脚下最无所顾忌的铁血君王，他基本消灭了全国上下的有识之士，封闭了言论空间，国内气氛沉闷，国势衰败已成定局。其三是群体贪腐，社会精神集体沦丧带来诸多社会问题，仅贪污成性一条便伤及了国家元气，病入膏肓。其四是人才凋零，中国“士大夫”群体消失，民间成了一潭死水，教育凋零导致经济、政治、文化的全面衰退，一个国家失去了接受新鲜事物开拓创新的能力。这也正是为什么西方不断流进的先进思想、设备，到中国却激不起半点涟漪，石沉大海的原因。乾隆皇帝，将一个曾经民力丰沛、国体向上的国家治理成了一潭死水，民心已死、精神已死的国度。民心复苏需要的时间远比想象要长，恶的、坏的、恐怖的记忆一旦成了民族记忆的底色，民族精神的再次振兴却需要数以百年的时间。

    是西方的坚船利炮炸开了中国的缺口吗？如果当年的老皇帝能够以开放的心态虚心接受西方的传教，中国是否能在旧王朝不改的情况下奋起直追？历史不能假设，但不妨碍我们以史为镜鉴，去溯本清源，实现精神和文化上的自我救赎。

作者：胡艳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