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流曾盛极一时。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它都被当做一个热烈而奇异的文化现象讨论、分析，甚至被试图借鉴和复制。相比之下，韩国的纯文学则一直表现得不温不火，即使在韩流相当炽热的时期，也是一种安静自处的状态。被点燃的，更多是和韩国娱乐相关的衍生图书。而这些书，更多是一种商业行为，无关文学。

    那么，这个既制造出大量肥皂剧又制造出大量高水准、类型化电影的国度，它的纯文学是怎样一种样态，他们的国民又如何对生活进行严肃思考？进入中国后，它的纯文学在遭遇怎样的障碍，究竟是什么在导致中韩之间误解频生，包括文学。

    韩流背后的文学

    在谈及韩流对于韩国纯文学传播所产生的影响时，几个受访者表现出不同的态度。学院派知识分子韩梅认为更多是良性效果，因为先是知道表面，才有深入内在的好奇心。专职韩文译者薛舟认为，很多时候他会想得激烈，觉得盛极一时的韩流对韩国纯文学有所伤害。因为“它在促成一种成见，即韩国文化就是一些肤浅的，流行的东西。”韩国的知名汉学家、韩国文学翻译院理事朴宰雨认为：这个过程可能会造成误解，把韩国的大众文化当成文化全部，从而伤及精英文化。

    在为数不多的韩国纯文学译作中，薛舟和徐丽红是两个常见的名字，他们同是韩语科班出身，是一对志同道合从事翻译的夫妻。

    见到薛舟，还未来得及寒暄，他就接到一个电话。接完后，他有些兴奋：我刚译了一首诗，被朋友发到网上，好像火了，所以出版社找来，谈整本书翻译的事。

    那是一首名为《我的女儿卖了100块》的诗，系一名2004年从朝鲜逃至韩国的脱北诗人所写。他觉得这首诗之所以引起强烈反应，是因为人们出于对一个封闭国度的好奇。

    这让他想起十年前，几乎同样的一种情境下，他开始从事韩国文学的翻译。彼时，他尚在军队服役。平时爱写诗，没事爱在一些诗歌网站，发发涂鸦之作。在知晓他的专业后，有人就好奇韩国的诗歌状况。他就试着译了几首，发到网上。没想到，火了,很多人叫好。

    “当时，大家对韩国诗歌非常不了解，所以他们会有陌生感，所以觉得新鲜。”他说。

    那是2002年。中韩建交10周年。尽管在早些年，韩流已经开始在影视娱乐、餐饮服饰等领域风生水起，却未大规模进入出版行业。

    那一年，韩剧大批量集中播出。《蓝色生死恋》《冬季恋歌》《爱上女主播》……这些新播或者滚动播出的电视剧，依靠充满日常琐碎的细节和毫无瑕疵的浪漫爱情引发青少年群体的情感性消费。这种消费心理很快被书界所捕捉，于是一大批衍生品或者同性质的图书，应运而生。

    如果列举那些年，我们追过的韩国书，不会错过的当属南海出版公司推出的金河仁的《菊花香》。这本有着韩国琼瑶言情范儿的小说被作家虹影认为写得表面，是出版商包装出的“一次性消费”，可销量却超过30万册。加上他之后出的一系列的6本书，包括《七朵水仙花》《你爱香草吗》等，销量估计会过百万册。几乎在同时，韩国网络女作家可爱淘横空出世。她的作品，包括《那小子真帅》2册，《狼的诱惑》2册，销量也超过100万册。而谈及自己作品的文学性，她也毫不掩饰，大方表示：韩国主流文学界对我不屑一顾。

    在这样的一道大背景下，诗人薛舟2003年从部队辞职，后出于经济考虑，他专职从事韩文翻译。他认为2005年、2006年算是自己韩语翻译的一个黄金期，当时的直接感觉是手边的翻译活儿非常多，有的出版社会直接买回一箱子书的版权，然后催着问：一个月能赶出来多少。

    十年过去，他的译作后面出现长长一串名字，除却部分影视作品的衍生书，他也大量翻译了很多纯文学作品。这包括韩国当代作家金仁淑、申京淑、殷熙耕、权知艺等人的代表作，和作为诗人、他更容易热爱的韩国诗集。但他还是表示，当下自己有些灰心。这种灰心来自于韩国纯文学在中国的萧条。在历经一个黄金期后，他感觉市场对于韩国文学的热忱从2010年后开始急剧回落。而原因，很简单，就是没有市场。

    尽管纯文学在市场本就弱势，尤其是在受到网络阅读、电子阅读和青春阅读冲击的当下。他还是有一种感觉，就是十年前，他能觉察到普通中国读者对于韩国文学的好奇，而现在，虽然还远远说不上已然了解，好奇心却好像提前丢了。追根溯源，“有时，我会想得激烈，觉得那些盛极一时的韩流对韩国纯文学是一种戕害。它在促成一种成见，即韩国文化就是一些肤浅的，流行的东西”，他如此表示。

    在人民文学出版社从事韩国文学出版的编辑仝保民看来，韩流的热潮，对于韩国文化在中国的流行起到重要作用。但流行的东西来得快，去得也快，很难帮助中国读者去了解真正的韩国文化，而且也容易过度吸引出版界的目光，使人很少注意到那些优秀的文学作品，毕竟出版资源有限。

    山东大学韩文系老师韩梅则显得乐观很多。她认为韩流是一个很好的媒介，让读者对韩国发生兴趣。她举例说，她说自己前几年翻译过一本晦涩的学术书《训民正音》，这本书是对韩国人创设自己文字目的及原理的阐述，书推出后，开始悄无声息，可最近因为《树大根深》，一部涉及《训民正音》的悬疑古装剧的热播，而被很多人寻找。她认为韩流的减弱是文化传播中的正常现象，但不能因此否定它在传播韩国文化中的作用，他们的关系更像是一种承接和延续。

    韩国的知名汉学家、韩国文学翻译院理事朴宰雨，在二十世纪初来中国时，经常惊讶在书店看到写有韩文字的大幅海报，但在仔细确认后，又会非常失望。因为他觉得当时被引介到中国的很多韩国作家和书都是在韩国不入流的通俗作家。他认为：韩流对外普及的过程可能会造成误解，就是有人会把韩国的大众文化当成韩国文化的全部，从而伤及到韩国的精英文化。同时，一种文化在他国传播有起伏是正常的，如同中国文学在韩国，也是在2008年奥运会期间迎来小高潮后，坠入平静。

    韩国纯文学的特质

    薛舟介绍，他所翻译的很多韩国作品中，作家青春期所经历的城市化是常常被涉及的主题。他认为，那种从乡村到城市的陌生和压抑，发展进程中心灵所感受到的伤痛，社会板结化给年轻人带来的焦灼，同样会让处于城市化进程中的中国年轻人感同身受。不仅如此，韩国当代纯文学作品中还有很多充满想象力的，对于日常琐碎细节的刻画，所以韩国文学作品会有混合着陌生和熟悉的特质，只是现实中的反馈却不尽如人意。一个鲜明的例子就是申京淑的《寻找母亲》一书，在韩国曾卖出200万册，在中国第一版，不过万册。

    就在大量影视作品衍生作品，以一种粗糙、急速、迎合的态度聒噪着进入中国的时候，另一脉，韩国的纯文学作品也相对积极地被引介进来。相比之下，前者完全为商业利益所驱使，自发生成，且来势汹涌，而后者译作的产生则充满了各种偶然和背后的有意推动。

    致力于韩国文学作品海外传播的韩国文学翻译院是一个被它的职员戏称为“以自己的消失为最终目标的政府机构”，这个机构的设立初衷，就是他们认为韩国的影视作品取得成功固然功不可没，但这仅仅是大众文化层面的成功，是快餐式的，骤风式的，不能完全反映韩国深层的文化，相反纯文学才是他们对于生活的严肃思考，而这些需要他们去推动。从事韩国纯文学的翻译或出版，可以通过它获得相应的资金支持，事实上，当下中国韩国纯文学的出版大都来自它的支援。

    就在它的支援下，2002年，山东大学韩语系老师韩梅与人合译了韩国作家金东里的《巫女图》。金东里是一个在韩国现代文学史上产生过重大影响的纯文学作家，多次被推选为诺贝尔文学奖的候选人，他的作品扎根于韩国土俗文化，对神与人、生与死及现代问题有很多思考。这本书2003年获得第6届韩国文学翻译奖，在市场上却反应平平。韩梅觉得，可能是因为书中所表达的情绪并不是年轻人关注的点，所以他们对此毫无兴致。这也成为韩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经典之作在市场中的一种探索，并不让人惊喜。

    几乎在同时，开始专职翻译的薛舟，迎来自己的译者生涯。因为诗歌的关系，他结识了花城出版社的朱燕玲和颜展敏两位编辑。出于热爱和好奇，他们共同筹划了“韩国当代文学丛书”，这是一个共4册的小说选集，包括了全部拿过韩国中短篇小说最高奖“李箱文学奖”的四位作家，金仁淑的《等待铜管乐队》、申京淑的《钟声》、殷熙耕的《搭讪》和权知艺的《暴笑》。


    李箱文学奖是韩国三大最有影响力的文学奖之一，由文学思想社创立于1977年，以著名天才诗人李箱的名字命名，主要奖励中、短篇小说，迄今已颁发30余届。其他两种奖项分别为现代文学奖和东仁文学奖。1982年，凭借《蔚蓝的深夜》摘此奖项的崔仁浩，其作品《商道》在2004年引入中国后，曾制造销售40余万册的神话。在薛舟看来，《商道》有些像韩国版的《胡雪岩》，是一个商界励志故事。一个纯文学作家，在中国为人所知的是一本商界畅销书，即使后来他的纯文学作品被译介，也几无波澜。

    在韩流炽热状态下，有学者曾对其成因进行分析，其中一种常见的观点是，它正好赶上中国国内年轻群体写作和阅读需求的上升期，即使在国内，相仿的青春文学阅读也是一个出版界的热点。而作为一个需要了解市场的专职译者，薛舟因为敏锐捕捉到作为阅读群体重要一脉的青春读者，所以在一开始选择纯文学译介时，他没有去选择韩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经典作品，而是选择了更鲜活，更容易让人有切肤感的当代作品。

    申京淑是薛舟个人非常挚爱的一个作家，在他看来，在韩国作家微弱的影响力中，申京淑和孔枝泳应该是中国当下最为知名的韩国作家。前者是一个较早有女性主义自觉意识的韩国作家，作品中充满对琐碎日常的解剖。2006年，薛舟把她的作品《单人房》译介到中国。这部日后为他赢得韩国文学翻译奖的小说，被他看做是一部心灵之作。在这部作品中，薛舟说自己有明显的代入感，而这也是他认为可能让中国读者找到燃点的原因。

    单人房是形容房间的逼仄，颇有蜗居之意。小说讲的是一个来自乡村的文学少女向往城市，但进入城市后，她却感到一种压迫感。她个性有些孤僻，这让她远离一些群体性活动，并对当时如火如荼的民主化运动，冷眼旁观。小说中，有对她一系列内心所受打击的描写，可以将之归为一个探讨成长主题的小说。在薛舟看来，这些关于人在进入城市心灵的焦灼状态，会是中国人当下所关注的。在韩国当代作家的写作中，他们所经历的城市化是常常被涉及的主题，而眼前，中国的城市化正在进行中，所以那种进程中的阵痛感，是可以感同身受的。

    这种和当下切近的情绪也同样体现在作家金英夏的作品里，他是一个活跃在很多新媒体中的韩国作家，作品中充满年轻一代与父辈的紧张感。在韩国被誉为“既成一代”的社会群体，掌握着大量社会资源和社会话语权，而年轻一代尽管聪明，有学识，但因为社会板结化，很难有上升空间。不仅如此，庞大的失业率让他们生活艰难，如履薄冰，几无立锥之地。

    薛舟认为，韩国当代纯文学作品中充满想象力的、对于细节的描摹，对于现实处境的感同身受会是一种混合着陌生和熟悉的特质，会对读者产生吸引，但是市场反馈却不尽如人意。一个鲜明的例子就是申京淑的《寻找母亲》一书，在韩国曾卖出200万册，并于今年三月打败包括阎连科《丁庄梦》在内的六部作品，获得第五届“英仕曼亚洲文学奖，但2010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后，第一版不过万册。

    人民文学出版社韩国文学编辑仝保民也观察到，真正严肃的韩国文学作品受到中国出版界的关注，基本局限于非常出色和有读者缘的少数作家。据他有限的统计，形成一定规模和效应的韩国纯文学的出版可以罗列为：花城出版社2004年推出韩国当代小说丛书，2009年引进韩国年轻作家金英夏的两部长篇小说。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年出版申京淑的代表作《单人房》、朴婉绪的长篇小说《那个男孩的家》和殷熙耕的长篇小说《鸟的礼物》。形成相对稳定出版的就是为数很少的出版社，其他的大都是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并无长远的打算和规划。

    文学背后的误解

    金宰贤认为中韩误解重重的根源是：因为中国人对周边国家文化的认识和理解不够充分，导致他们对邻国文化的独立性认识不够。而韩国作为小国，比较容易感到文化独立性的危机，所以有时过多的以民族主义的形式表现出来。他认为经常在网络上出现的一些貌似是中韩文化之争的事，很多时候是两国媒体和网民臆想出来的。

    韩国文学翻译会理事朴宰雨表示，在中国出版的译作中，他比较满意的有黄皙暎的《故园》《客地》，申京淑的《单人房》等，他认为在一个数码时代，韩国文学中独特的细致性会是中国人感兴趣的。他为韩国通俗文学作品在中国曾经普遍流行，却并没有延伸到韩国优秀的文学作品上感到遗憾，并表示，韩国文学翻译院也在从技术层面调整策略，譬如举办论坛时，让中国知名作家参与其中，通过他们的影响，带动他们的读者去了解韩国的纯文学作家，等等。

    中韩出版界资深从业人员千太阳及他的文化公司从事韩国图书翻译，版权代理多年，他的一个很切实的感受是，韩国纯文学在他每年大量的版权业务中所占的比例也就百分之一，“预付金比其他实用性图书要低很多，很多甚至都有来自韩国文学翻译院的出版赞助，但即使如此，依然很低迷。”

    在他看来，韩流依然在持续，只是变换了各种形式，单就韩国图书，前些年影视文学衍生品盛极一时，直到现在，这仍然是热点。在之后的很多年，在纯文学艰难进入的同时，各种实用性韩国图书，粉墨登场，各领风骚一两年。据他观察，2005，2006年是女性励志书的黄金年份。南仁淑《20几岁，决定女人的一生》引发的跟风也让人忍俊不禁，后来出现了一系列《30几岁，决定女人的一生》《40几岁，决定女人的一生》《20几岁，决定男人的一生》等书。再之后，插图精美、和中国语境类似的韩国的学英语类图书，《别笑，我是英语单词书》系列奇异热销。这几年，除了常规的美容化妆书等一系列有着稳定读者群的图书外，育儿和科普书重新成为热点。

    他同时认为，在中韩交流中，其实存在着来自双方的关于历史文化的的种种傲慢与偏见。

    韩流之初，也曾有很多质疑和批判的声音出来。所以，在韩国通俗文学和纯文学各自传播的路径之外，还有一条中韩误解的路线图。

    金宰贤是一个在中国生活了近10年的韩国人，他对这种误解进行了梳理，并对根源进行了自己的总结分析。

    2007年，新华社发行的《国际先驱导报》中，以1.2万中国人为对象，就“不太喜欢哪个国家”进行调查，结果显示，回答“韩国”的占到40.1%,这让金宰贤很心酸。而当他去调查这种反韩情绪源自何处时，他发现这是一个涉及“端午节申遗”，2002世界杯韩国进入四强，汉字是否是韩国人发明的等一系列问题的问题。而当他挨个去核查，又发现这里边误解重重：其实，所谓韩国“端午节申遗”申请的并非中国的传统节日“端午节”，而是“江陵端午祭”。在韩国政府的官方网站上，他很明确看到端午节的起源标注的是战国末期楚国，表示是后来传到韩国，然后在江陵地区形成自己有特色的节日。

    他认为因为韩国的民族主义倾向严重，有时可能给邻国一种自大的感觉，加上由于历史传承，韩国的文化是离不开中国的，所以有时难免出现一些貌似是中韩文化之争的事。但他认为这样的事，很多时候是两国媒体和网民臆想出来的。在生活中，他很清楚的是，绝大多数韩国人不会轻易认为汉字是韩国人发明的或者孔子是韩国人。如果把这种误解付诸理论，他认为根源是：因为中国人对周边国家文化的认识和理解不够充分，导致他们对邻国文化的独立性认识不够。而韩国作为小国，比较容易感到文化独立性的危机，所以有时过多的以民族主义的形式表现出来。

    这种误解究竟是否伤及韩国文学，是无法厘清的一件事。其实，相比误解，学者韩梅认为中韩文化中，有更多是可以互通，并可以尝试去了解的，譬如韩国中的“恨”文化和“兴”文化，有助于了解他们民族中的复杂性。譬如他们对于儒家伦理的继承和精细化。千日表示，几年前于丹关于《论语》的一些著作被引介到韩国，销量并不好，因为对大多数韩国人来说，那是日常规范，无需提醒。

    在采访最后，薛舟也表示“其实，纯文学一直都是不景气的状态，包括在中国。所以韩国纯文学的安静、边缘状态也不见得是坏事，该走的走，该留的留。”当下，他正和花城出版社筹划，希望能打造类似“蓝色东欧”那样的韩国大书系。

    ■ 韩国文学大致出版图

    早期刊物

    1993年《译林》第3期发表了吴独伊的短篇小说《狂乱时代》，这是第一篇冠以“韩国文学”名称公开发表的短篇小说。

    1994年《世界文学》第3期以“韩国文学小辑”为题，发表了4篇韩国短篇小说，分别为金芝娟的《梨花》、黄顺元的《雷雨》、吴永寿的《浦口渔村》、金东里的《巫女图》。。

    2003后，《作家》杂志推出“‘现代文学奖’获奖作家作品专辑”，和 “韩国70年代出生作家专辑”。

    图书

    1993年，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出版了张香华翻译的金素月诗集《践踏缤纷的落花》。这本诗集可以看作是中国大陆出版的第一部韩国诗集。

    1994年，许世旭编译的《韩国诗选》由三联书店出版，共收录韩国近现代79位杰出诗人的153篇作品。

    1997年，上海学林出版社出版李文烈长篇《人的儿子》。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了廉想涉的代表作《三代》。

    2001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金惠晶的诗选。

    2002年，上海译文推出金东里小说集《巫女图》。

    2004年，广州花城出版社推出一套“韩国当代小说丛书”。上海译文出版社推出金东里的长篇《乙火》，北京作家出版社出版殷熙耕长篇小说《汉城兄弟》。

    2005年，上海译文出版社推出五部作品：黄皙暎的长篇《故园》、韩龙云的诗集《情人的沉默》、朴景利的长篇小说《金药局家的女儿们》、姜石景的小说集《深林之屋》。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李文烈的小说《诗人》。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推出崔仁浩的长篇小说《火鸟》。

    2006年，上海译文推出四部作品：李清俊的《你们的天国》、朴婉绪的《孤独的你》、黄皙暎的《客人》、柳烘钟的《明城皇后》。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申京淑的长篇小说《单人房》和金荣昡、郑在仁的《薯童谣》。

    2007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朴婉绪长篇《那个男孩的家》、殷熙耕长篇《鸟的礼物》和申京淑的《单人房》，组成“韩国文学丛书”。

    2010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申京淑《寻找母亲》。韩国小说《公无渡河》首次入选人文社“21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

作者：于丽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