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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09月26日 来源:百道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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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小说创作在乾嘉时期进入全面繁荣阶段,佳制迭出,同时,这一时期是清代学术最为繁荣的时期。
《作者学养与乾嘉章回小说的精神世界》一书将小说史研究与学术史、思想史研究结合起来,考察作者学养与乾嘉章回小说精神世界之关系,研究对象既有大众耳熟能详的经典文本,如《红楼梦》《儒林外史》《镜花缘》,又有该时期别具特色的章回名作,如《野叟曝言》《歧路灯》《蟫史》《绿野仙踪》。从作者的研究看,均能基于核心论点,从一个个具体的视角切入,深入挖掘,具有创新性和可读性。近年相关领域的研究逐渐繁荣,但基本还是把乾嘉章回小说作为个体进行研究,对于其特定时代背景下整体性、共通性特点的研究还较为缺乏。所以本研究的出版有助于人们更深入地了解这一时期的学术、文学、思想脉络及趋势走向。
《作者学养与乾嘉章回小说的精神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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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作者:王冉冉
出版时间:2023年08月
以学问为小说是乾嘉章回小说的整体特点,这个时期的小说作者们普遍具有深厚的学养。基于此,《作者学养与乾嘉章回小说的精神世界》对乾嘉章回小说的作者学养进行深入细致的分析,探讨这些作品以作者学养为底蕴所形成的内在情理逻辑,通过整合小说研究与学术史研究、思想史研究,为小说研究中较受冷落的内容研究提供新的视域与路径。
乾嘉时期出现章回小说的繁荣局面并非偶然,与这一时期的学术氛围、思想态势大有关系,作者学养在小说创作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红楼梦》的作者学养有着儒、释、道三教会通的特点。然而,《红楼梦》并没有成为各家思想的传声筒,而是以“小说的智慧”使得各家思想变成了可视可感的风度、气质、情怀、操守、人格特征、生活方式,于是,种种抽象思想得到感性显现,晦涩的哲学表述变成活泼泼的生活诉求,灰色的理论经由活色生香的生命引发心灵的共鸣,从而帮助我们接近各家思想所达到的精神高度。
《红楼梦》对道家思想有着很好的吸收与转化。例如,《庄子》所说的“无情”有特指,强调不因主观好恶“内伤其身”,是对非理性情绪的消解,对宇宙万物其实有着“爱人利物”“与物为春”的“多情”;道家以审美情怀超越世俗功利的追逐,并将超越精神与现实精神和谐统一起来,以出世的精神作入世的事业;道家以生命立场作为价值立场,揭示功利立场、道德立场对人的种种异化,追求“灵性”生命……本书第一章揭示出,《红楼梦》以其生动性与直观性对这些思想智慧有着丰富而深刻的展现。
《红楼梦》还体现出作者丰厚的佛禅学养。本书第二章揭示出,《红楼梦》中以佛禅“色即是空”的观念对贪欲进行了有力消解,又对“沉空”“著空”“空病”“空执”有着警惕与否定,以佛禅“色空不二”的正解塑造人物、展开细节,发人深省、助人感悟。《红楼梦》又以通灵宝玉象征佛禅之“本心”范畴,通过相应的情节与细节形象地体现出,从“本心”为客尘烦恼所迷到明心见性的悟道修行过程中,谦下、自省、忏悔、改过以及反固定僵化等所起到的重要作用。
第三章则着重揭示《红楼梦》与儒学之内在关联,指出宝玉对原始儒学的礼法规定其实是非常信奉并恪守的,《红楼梦》不反儒学,只不过体现出明中叶以来所具有的“返回元典”之思想倾向,尊奉原始儒学,而对号称“代圣贤立言”的士人以及歪曲原始儒学的后儒们颇有质疑与批判。本章还以问题意识为引领,论证了《红楼梦》之思想观念与以“情”教化而非以“理”责人及荀学受到重视等时代思潮的一致性。
本书第四章指出,尽管《儒林外史》对颜李学派的人性论与礼学思想、“文行”观念颇多借鉴,吴敬梓还是以其对“文章”与审美情怀的重视,对颜李学派思想中的偏激拘执之处有一定的矫治与超越。另外,颜李学派将士人的道德标准过于理想化,而对平民道德颇致轻蔑。吴敬梓则因其长期底层生活以及更多与普通民众交游的经历,虽然也强调士人的使命感与尊严感,但对平民能抱有更多的温情与敬意,对平民道德的认识与评价也更有现实精神。
第五章则强调,吴敬梓之《文木山房诗说》阐发《诗》之“义理”颇能突破语言与逻辑层面的局限性,看重情感体验在《诗》教中的重要作用,其创作思想与其个性化的《诗》教观有内在的一致性。与推重“声教”之实质是强调《诗》以“情”教相一致,吴敬梓在《儒林外史》的创作中亦秉持“主情”原则。作为具有思想家气质的作家,吴敬梓在《儒林外史》中并不以说理议论的方式表现自己的思想智慧,而是以对“人生况味”的执着品尝发人深思、启人智慧,形成了复杂而微妙、宽广而深邃的情感场域,贯穿着“戚而能谐,婉而多讽”、具有中和之美的情感基调。这使吴敬梓在《儒林外史》中的讽刺减少了许多意气之用事、人身之攻击,增加了更多的人性之温情、自我之反省,于是,“戚而能谐,婉而多讽”不仅是一种蕴藉隽永的审美风格,还是一种闪烁着智性光芒的文化精神。
第六章主要探讨《镜花缘》中所炫之“学”与乾嘉时期博物知识、小学知识被重视,以及医学、算学、水利学等实学知识在学术知识结构中的地位得到空前提升所具有的一致性,其中还详细考察了《镜花缘》中这些知识的具体来源与李汝珍在小说创作中所作的个性化改造。
乾嘉可谓是经史之学的极盛时期,学者们大多有着坚定而鲜明的以儒学为本位的学术立场,排佛老,斥异端,使这一时期学术之“崇正辟邪”思想形成了一定的发展态势。第七章便在这样的发展态势中考察《野叟曝言》表现出怎样的个性化思想内涵,对《野叟曝言》的这些思想内涵可以作出怎样的评价。
所谓“场屋之学”,在第八章中是指围绕科举考试,在对儒家经传阅读、教学及“为圣贤代言”的阐发论述过程中形成的学养。之所以不用“经学素养”或“儒家经传”等词来代替这里的“场屋之学”,是因为“经学素养”还包括文字、音韵、文献考证等与李绿园无涉的学养,而他对“儒家经传”的理解接受以及阐发论述又是为举业服务的,用“场屋之学”一词对此也能够有更好的概括。第八章着重揭示了场屋之学对《歧路灯》中人物设置、命名艺术、物象描摹、诗词穿插等所起到的重要作用。
对《蟫史》进行内容研究,可观之处相当有限。本书以第九章中一节的篇幅,探讨“前文本”在《蟫史》中的改写敷衍,指出屠绅在《蟫史》中据以改写敷衍的“前文本”以儒学经典为主,另有史传、志怪传奇、载有佛教传说的俗文学等。通过分析“前文本”在《蟫史》中的改写敷衍,揭示出屠绅的宗教立场及其不拘门户之见而对儒学末流表现出的深刻反思与批判。
第九章又以一节的篇幅,主要是以考证的方式揭示出,李百川《绿野仙踪》中对道教元素的书写主要取材于《消摇墟经》与《长生诠经》两部道教经典,并对李百川以这两部道教经典建构小说文本所体现出的思想艺术特点及其利弊得失作了较为细致的分析。
总之,本书以学术史、思想史为参照系,考察作者学养与乾嘉朝章回小说精神世界之关系,通过研读学术史、思想史中的卓越著作提升研究者的思想水平。一方面以时代思潮之光照亮小说文本,发掘小说中的思想资源;另一方面在思想观念发展的历史脉络中把握一定的趋势与走向,考察作者对趋势与走向的具体回应,从而能够更好地理解小说中具体的思想观念。
本书作者王冉冉,河南虞城人。北京大学文学博士,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主要是明清小说。2000年在华东师范大学任教,主讲的《史记讲读》于2006年被评为上海市精品课程,2010年被评为国家精品课程,2011年被评为国家精品资源共享课程。在《明清小说研究》《红楼梦学刊》《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文艺理论研究》《古代文学理论研究》《解放日报》等报刊发表论文数十篇,出版论著五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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