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道编按】“崖山之后无中国，明亡之后无华夏”，其理论基础是基于宋朝和明朝两个汉人王朝被草原民族所灭亡的事实。也正因此，近两年来，关于宋朝的文化、生活、政治等方面的图书受到了市场的积极反馈。《家庭·乡里·朝堂：北宋士人与孝道》作为又一本描述北宋社会的图书，将北宋士大夫群体追求世俗抱负，与履行家庭责任之间的紧张关系放在了社会和文化生活的核心。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家庭·乡里·朝堂：北宋士人与孝道》是《行万里路：宋代的旅行与文化》一书的自然拓展。在《行万里路：宋代的旅行与文化》中，作者张聪着眼于频繁远宦在宋代士人身份认同、士人社会文化生活及新的人—地关系形成中的重要意义。而这本书则关注同一批精英人士如何平衡自己的问学入仕志向与家庭责任之间的关系。他们的遭遇既有共同之处，同时又有多样性。几乎所有人都曾在孝亲和仕宦之间陷入两难，甚至“多”难的处境。

“这个项目历时远超预期，主要原因是考察的重点几经大的调整。而最终选择从孝道的角度来体现宋人及其家庭的诸多情感困扰和理性选择，部分得益于对当代人求学、就业、医疗、养老的观察而引起的思考。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本书也许可以拉近我们与古人的距离。”张聪表示。

《家庭·乡里·朝堂：北宋士人与孝道》共分为四章，每章着重讨论一个关键的孝道表现。第一章“新孝道理念的胜出：禄养父母”，讲述作为士人中心诉求的入仕为官与日益重要的孝道话语之间的密切关系。第二章“守丧与孝道：政策与实践”，考察北宋政府如何决定精英是否被允准为父母服丧，在哪里服丧，以及服丧的时间长度。第三章“何时何地：葬事与孝道”，探讨北宋时造成久不克葬和频繁迁墓的各种因素。最后一章“追思忆往”，阐述墓志铭在北宋作为一种突出孝道表达形式的确立。

在北宋时期，士人的长期远游，使乡里的含义变得淡薄而不稳定。这一方面导致父母死后久而不葬，产生大量摈弃祖茔、建立新茔的“不孝”现象；另一方面又直接促成了一种新孝行的“流行”。这场自下而上，由士人发起，以维护壮大家庭、宗族、乡里为目标的运动，与当时的儒学复兴汇成一股潮流，促成了理学的最终胜利。换言之，北宋时期对士人孝道的重新界定，不仅标志着政府对士大夫“私人”家庭事务的大规模干预，而且直接影响了宋代及后世家庭、社会和文化规范的变迁。

前排：伊沛霞

后排左起：段晓琳，易素梅，程晓文，张聪，姚平

最“触目惊心”的结论：一个人的远游对一个家族将产生重大的影响

百道网：据了解，本书是《行万里路：宋代的旅行与文化》一书的拓展。这两本书是如何一脉相承的同时，针对各自的主题深挖的？两书都选择了“远游”这个点作为研究方向，是出于什么样的研究初心？

张聪：《行万里路》主要关注宋代士人因求学仕宦而导致的频繁远游。主要关注点有三：一是与旅行有关的物质文化及国家政策，二是士人旅行过程中从事的社会文化活动，三是士人旅行如何塑造了文化景观及地方历史记忆。《家庭·乡里·朝堂》则集中考察北宋士人长期远离家人家乡的后果。如果说前者的重心是士人的“职业”追求，后者关注的则是这些人的“私人”生活。当然，事实最后证明，无论从国家政策还是士人个人及其家庭的角度考虑，职业与家庭，公与私往往很难分开，且不易平衡。

至于研究初心，倒不是刻意，完全是水到渠成。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写博士论文期间，受导师伊沛霞的研究兴趣和当时美国女性史热潮的影响，我最初的选题是宋代女性作为母亲的诸多责任与角色。当时已经拟了提纲，涉及儿童教育、医疗史、家庭史等各个方面。在看资料的过程中，我注意到很多有关女性与丈夫家人出行的记载。这一发现让我偏离了初衷，最后论文竟聚焦于士大夫旅行这一话题。

《家庭·乡里·朝堂》的成书过程与上述有类似之处。在写作《行万里路》的时候，我便决定要从家庭史的角度进一步研究士人旅行的意义及长期影响。但具体要从那个角度入手却纠结了很久。现在还保留的目录和提纲就有五稿。几经周折，才决定写孝道。

百道网：《家庭·乡里·朝堂：北宋士人与孝道》历时多久完成？写作本书最花精力的地方在哪里？这本书为什么选择从“孝道”切入，来研究北宋士人及其家庭生活？

张聪：本书的写作前后算起来应该有十年时间。中间因为翻译《夷坚志节选》和编纂《追怀生命：中国历史上的墓志铭》有些耽搁，但我真正最花精力的阶段是最初几年在几个主题之间摇摆，看了很多有意思的材料，最终完全没有用到。以孝道为“切口”是纠结了很久才做出的决定。墓志铭中大量有关侍亲、葬亲，特别是久而不葬的描写帮助我下了决心。《行万里路》虽然涉及了很多人，但没有真切地关怀他们的个人情感和生活经历。《家庭·乡里·朝堂》中，我有意识地去认真对待每个人及其家庭的遭遇。当然因为学术研究的限制， 也不能“发挥”太多。

百道网：《行万里路：宋代的旅行与文化》和《家庭·乡里·朝堂：北宋士人与孝道》作为您的研究成果，帮助您得出了哪些结论？

张聪：《行万里路》最重要的结论应该是三个：一是宋代士大夫对朝廷和仕宦的日益依赖；二是士人旅行对其自我身份认定的重要性，可以说，远游不再是实现入仕的手段，“行万里路”本身也成了重要目标；三是士人对旅行的书写及因人地关系而形成的历史记忆在点-线-面的不同层次，最终促进了中国文化的统一。《家庭·乡里·朝堂》则重在体现士人及其家庭为远游仕宦付出的“代价”。在士人阶层“求同”的过程中，个人和家庭的遭遇又都有其独特之处。这一认识迫使他们重新思考与家庭及家乡的关系。

把两本书放在一起来看，最让我们“触目惊心”的结论应该是士人空间、地理流动的规模及影响。无论是生前的远游还是身后的丧葬，这种流动影响的不只是士人本身，还包括他们的父母子女及其他家庭成员。

对孝道的重视与书写，是了解北宋士人的新角度

百道网：对孝道的推崇和以仕宦为荣这两种追求，让北宋士人的行为有怎样的特点？他们对自我和世界的理解和历史上其他时代的精英人士相比，区别在哪里？请谈谈本书中为读者了解宋代士大夫提供的新视角。

张聪：行孝与仕宦之间存在的内在张力，常使北宋士人生活于纠结焦虑之中。一方面，少有士人放弃仕途。包拯为了行孝，在进士及第后留在家乡庐州与父母生活十年，是极为罕见的事例。绝大多数人不仅把仕进视为上选，即便退休之后，也常常会留在家乡之外的某地终老，并在死后葬在远离家乡的新茔。另一方面，书信、墓志、诗歌中，大量思念家乡、自责不孝、帮助兄弟子侄仕途婚嫁、拜托家乡父老照看祖茔的记载又彰显了士人与家乡难以割舍的联系。这些人也常提到期盼致仕之后，终老乡里。但在北宋，这些往往停留在口头上。从南宋开始，官员返乡丁忧，退休后回乡才变得更常态化。

在研究文人士大夫时，我们通常更倾向于关注他们的政治社会文化活动，忽视了他们与家庭有关的生活层面。孝道的视角可以让我们从新的角度了解北宋士人。以苏轼、苏辙为例，我们习惯于把苏氏兄弟视为杰出的文人来欣赏，关注他们的人际网络，对他们坎坷的仕途同情有加。但从本书的关注点出发，我们看到的是苏轼、苏辙在返回眉州葬父之后的几十年，兄弟聚少离多，二人虽多次提到返乡共度晚年，也都和远在眉州的族人保持着联系，但他们却从未再踏上返川的路途，更别提到坟前祭奠父母。二苏后来几次卜居，皆与眉州无关，死后也未归葬。

百道网：北宋时期对士人孝道的重新界定，对宋代及后世家庭、社会和文化规范的变迁，带来哪些主要影响？为什么说“北宋士人对自身孝道实践的反思，为宋代及后世新儒学的成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张聪：广而言之，对孝道的重视与书写在北宋达到了一个新高度。原因之一是禄养作为士人孝道理想的确立和发扬光大，其二是士人针对士大夫以外的人群弘扬孝道的努力。

前者导致了行孝的阶级性和性别差异。也就是说，士人与非士人、为官之子与未能入仕之子，儿孙与儿媳、女儿的孝道责任因其阶级、入仕与否和男女差别各异。

士人对孝道的宣扬，则促成了孝道思想被成功灌输到社会各个阶层的人群之中。北宋时期对孝道的重视，一方面源于士人作为地方官对民情的观察；另一方面基于士人自身在行孝仕宦过程中遇到的诸多挑战。这一趋势对后世的影响不可低估。远游、父子兄弟长期分离、久不葬父母、摒弃祖茔等诸多“不孝”行为，同时让士人重新审视他们与家族和家乡的关系，并着手规划建设各种宗族性组织，强调家礼的重要性。这些活动从“基层”为新儒学的传播推广奠定了社会基础。

百道网：最近几年，大量有关南北宋的图书出版，宋朝的研究对于中国古代文化以及当今社会有哪些突出的意义？经过对宋人的长期研究，您个人对当代人求学、就业、医疗、养老等方面有哪些思考？

张聪：有关宋代在学术研究和公众中“大热”的原因，应该不是简单几句话能说清楚的。我觉得如果我们从另一个角度发问，为什么宋代一直到最近才备受关注，也许是一个更值得思考的话题。其实就以前更受关注的汉唐、明清来讲，我们对它们的了解也还远远不够。相比之下，对宋代的研究更只是开始。本书和《行万里路》的意义在于其对宋代社会文化巨变的考察。

读明清史的相关著作，或与学者交流时，我常常会感觉，很多被公认为是明清才有的现象，往往在宋代已有很深的渊源。进一步延伸开来，我们有丰富的资料证明，今天让当代人纠结的求学、就业、医疗、养老等问题，也同样困扰着宋人。从升学的竞争与难度，“万马千军过独木桥”式的公务员考试，以及国家与家庭在医疗养老方面的角色和作用等方面看，今人可以与宋人有很多共鸣，也可以从他们的经历中有所借鉴。

北宋士人新的孝道理想与实践的意义，未来或通过新著彻底说透

百道网：您在《中译本前言》中介绍过，原版因多种原因，有些故事不得不忍痛割爱，最终没有写进现有的章节，这次借中译本出版，把成文的有关“南丰曾氏”和“为祖父母守丧”的部分压缩篇幅，加入书中。为什么选取了这两个故事添加进来，这样做的意义是什么？

张聪：中文版加入的有关“南丰曾氏”和“为祖父母守丧”本就是英文初稿已有的章节。初稿的整体结构是在每一章后附有两个案例研究，篇幅长短不一，但都着眼于用具体的个人和家庭的情况进一步说明“正章”中涉及的方方面面。当时几位同行看过后觉得那些案例的讨论有重复之嫌，所以在修改时就删掉了。其实我个人很喜欢这些案例，一直觉得可惜，所以这次就加回了两个，希望得到大家认可。另外一些故事恐怕就没有机会见天日了。

百道网：最公正的学者也难以避免研究中的局限性，您认为这部《家庭·乡里·朝堂：北宋士人与孝道》自身还有哪些不足之处吗？您未来还有什么相关领域的研究和写作计划？

张聪：我个人觉得本书最大的不足，可能是没有把北宋士人新的孝道理想与实践的意义彻底说透，其实可以再大胆一些。结语中提到了它们与当代及后世宗族发展及新儒学胜出的关联，但有些戛然而止的感觉。 其实在结语写作过程中曾经有一些“长篇大论”。之所以后来弃而不用，是因为感觉继续写下去，结语好像就变成了另一部书的开篇。觉得点到为止也未尝不可。其实相关材料看了很多，也许以后有机会再整理一些出来。

百道网：您的作品都是先在海外出版发行，然后再引进到国内翻译出版。您觉得，在海外出版中国古代文化的作品，在内容、营销等方面和国内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您会做哪些差异化的取舍？

张聪：两者差别还是很大的。英文研究中国文化历史的作品受众很小，通常就是学者和研究生。少数会在本科生中国历史课上用到。此外的普通读者数量应该很少。国内自然不同，除了大量专业研究人员，还有为数众多的历史爱好者。具体到本书的中文版，并没有做太多的“取舍”。鉴于孝道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也许书中有些讨论对国内读者过于浅显。其实在写作过程中，我头脑中无数次闪过的一个念头是，如果用中文写作这个题目，可能会与英文成书有很多的不同。比如可以引用更多的史料原文，把故事讲得更深入生动一些，也不用担心人名地名出现过多会分散读者注意力，等等。

百道网：您的前一本书是在另外一家出版社出版的，这次选择了上海古籍出版社，您觉得上海古籍出版社哪些工作吸引您？

张聪：这两次出版经历差别实在是太大了。说起来可能令人难以置信，我事前对《行万里路》的中文版出版一无所知。自始至终没有任何人通知过我。等到先后有两个朋友说看到了此书的中文版时，我还说她们肯定搞错了。直到第三个人说起，我才上网查了一下，确认真有此事。这件事留给我的最大的遗憾是没有机会通读一下译稿，改正某些错误或不准确的地方，也可以增加一些可读性。

相比第一次的经历，这一次与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合作真的是既顺利又愉快。我对出版社的余鸿鸣、虞桑玲两位老师做事细致认真的态度充满感激钦佩之情。刘云军老师上乘的文字功夫也为本书添彩。他们三人自始至终都允许我参与其中。能与这三位老师合作，实属幸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