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道编按】南京大学教授余斌历时10年整理撰写的《一百年，许多人，许多事：杨苡口述自传》由译林出版社正式出版面市。本书为《杨苡口述自传》上部，从清末杨家发迹写起，到1946年，抗战胜利后杨苡从重庆随中央大学北返南京告一段落。以1946年分界的“上学记”与“上班记”是杨苡人生的双重变奏。据悉，下部文稿已基本整理完成，将于近年出版。

著名翻译家、作家杨苡先生103岁了。今年，她收到一份特殊的礼物——南京大学教授余斌历时10年整理撰写的《一百年，许多人，许多事：杨苡口述自传》由译林出版社正式出版面市。

杨苡原名杨静如，1919年出生于天津，先后就读于天津中西女校、西南联大外文系、国立中央大学外文系，曾任职南京国立编译馆翻译馆、南京师范学院外语系。她翻译的《呼啸山庄》是最流行的中译本之一，她也是此中文书名的首译者。哥哥杨宪益是著名翻译家，姐姐杨敏如是古典文学专家，丈夫赵瑞蕻是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外国文学专家。

103岁生日之际，中国作协主席、中国文联主席铁凝，中国作协党组书记、副主席张宏森发亲笔签名信祝贺，向她致以崇高的敬意：“杨苡先生是五四运动的同龄人，是自西南联大迈向广阔生活的进步学子，是首创‘呼啸山庄’这一译名并使该译本成为经典的重要翻译家，是兼及诗歌、散文、儿童文学创作的勤勉写作者。山河沦落时，杨苡先生不甘安守于家庭的庇护，怀着青春热血投身时代洪流与祖国同命运；家国康宁时，杨苡先生古稀之年以生花妙笔完成《天真与经验之歌》《我赤裸裸地来：罗丹传》等著作的翻译，依然满怀蓬勃意气。被文学生活、文学事业、文学追求所浸润的人生饱满而光洁。”

《一百年，许多人，许多事：杨苡口述自传》是杨苡先生唯一口述自传，这是一位女性的成长史、一代知识分子的心灵史、一部个体见证下的百年中国史。从1919年走向今天，杨苡的人生百年，正是中国栉风沐雨、沧桑巨变的百年。时代与人生的淬炼，凝结为一代知识女性的天真与浪漫之歌。世纪回眸中，她说：“人的一生不知要遇到多少人与事，到了我这个岁数，经历过军阀混战、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以及新中国成立之后发生的种种，我虽是个平凡的人，却也有许许多多的人可念，许许多多的事想说。”学者余斌以倾听抵抗遗忘，以细节通向历史的真实。家族旧事、翡翠年华、求学之路、山河故人，一个世纪的人与事在叙述中缓缓展开。余斌在万字《书成漫记》中写道：“我有意无意间充当了杨先生和读者的中间人。它应该是一部可以面向一般读者的口述史。”

书内收录自20世纪初以来珍贵历史照片150张，辅以详实图注作为口述的延伸和补充。由“中国最美的书”得主周伟伟担纲设计统筹，苍青配色寓意生命常青。正文采用纯木浆纸印刷，藏读两宜；图片采用古典艺术纸印刷，还原真挚本色。锁线裸脊，装帧典雅，尽显岁月沉淀之美。

本书为《杨苡口述自传》上部，从清末杨家发迹写起，到1946年，抗战胜利后杨苡从重庆随中央大学北返南京告一段落。以1946年分界的“上学记”与“上班记”是杨苡人生的双重变奏。据悉，下部文稿已基本整理完成，将于近年出版。

一

她为历史提供的是一份特殊的见证

时代不是她的人生背景，她的人生就是时代本身。

杨先生的人生经历了几个时代，见证了无数的人与事。百年中国战乱频仍，动荡不定，个体的生活也裹挟其中，家与国、个人与社会无从分拆，如果说每个人都以自己的方式见证历史的话，她更有资格提供一份特殊的见证。

杨苡出生书香世家，祖辈有四位在晚清中了进士，点了翰林。父亲杨毓璋早稻田大学毕业，回国先后担任沈阳电话电报局董事、天津中国银行行长。“我说自己‘生正逢时’，那是赶上了新文化运动以后的大环境，可从小环境，也就是我们家的情况说，我出生的就太不是时候了。父亲的去世是我们家的转折点。”童年深宅里，祖辈的煊赫、北洋政商两界的风云变幻她不大闹得清，念念不忘者，是一个个普通人的境遇。

1927年，八岁的杨苡进入教会学校中西女校读书，中西十年是她最愿意回忆的日子。同窗情谊、少女心事、诗歌与话剧，乘着歌声的翅膀，无忧无虑。1935年，“一二·九”运动爆发，学生纷纷上街游行，全国抗日救亡运动兴起，苦闷之中，杨苡开始给巴金写信，“因为巴金《家》里写的，和我家太相像了。”她一直珍藏着十八岁的毕业照，姑娘们穿着“绿色带有极密的本色小方格薄纱”做的旗袍，配白色皮鞋，象征春天的气息。接过毕业证书，“兴奋又激动”。

1937年杨苡保送到南开大学中文系，还未来得及入学，“七七事变”爆发，天津沦陷，华北局势直转急下，南开大学、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被迫西迁，在昆明成立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自天津、上海、香港辗转至昆明，第一次出门远行的她和其他流亡青年们，在轮船、火车、闷罐车上，一路尽情高唱《松花江上》。在沈从文的建议下，杨苡转入西南联大外文系就读。朱自清、闻一多、刘文典、陈梦家、陈嘉、吴宓……群星闪耀的西南联大在她的记忆里是一个个年轻的身影，一串串日常的弦歌。

1940年杨苡与赵瑞蕻结婚，抗战最艰难的时期，与母亲、哥哥杨宪益、嫂嫂戴乃迭、姐姐杨敏如、姐夫罗沛霖一家人在重庆团聚，赵瑞蕻担任中央大学外文系助教，杨苡也于1942年进入中央大学外文系借读。直到抗战胜利的消息传来，乘船北返南京，“流亡的日子总算结束了，生活该安定下来了吧？”

……

集体的记忆、民族的记忆与国家的记忆，都建立在鲜活的个体记忆基础之上，正如纪录片《西南联大》《九零后》导演徐蓓所说：“杨苡先生不是一般的百岁老人。她的家族和师友中，不乏中国近现代史上星光闪耀的人物；她在西南联大和中央大学的同学们——那些不同信仰、不同家世、不同性情的青春生命，各自有着令人唏嘘的命运——这注定了杨苡先生的口述自传，同时也是过去一百年间的家国史。时代不是她的人生背景，她的人生就是时代本身。”

有温度的历史是无数个体“命运”的汇集与交响，见证个体命运，也是在“见证历史”。杨先生是翻译家，翻译的《呼啸山庄》声名远播，她从事过儿童文学创作，也写过不少散文，但在余斌看来，相比于成就，她更关心她的家，她的亲情与友情，她的“日子”——“杨先生活过了整整一个世纪，经历了家族的命运起落，有个人生活的波折，有政治运动中受到的冲击，然而在动荡纷扰的二十世纪中国，她的经历并不具有大喜大悲的的戏剧性。也就是说，她的一生，说平常，也平常。然而也正因其平常的一面，也许就更能让读者产生共鸣，传递出‘普遍的人生的回声’。”——她的讲述全然是私人化的，这也是其口述自传区别于一般“名人传记”的独特价值。

二

传递“普遍的人生的回声”

以倾听抵抗遗忘，以细节通向历史的真实与温度

这本书的来由，要从一个“登门送书”的故事说起。

余斌是赵瑞蕻先生在南大中文系的学生，“一日，赵先生的弟子、我的同事唐建清告诉我，杨苡先生知道我写了本《张爱玲传》，想借一本看看。这让人大起惶恐，连忙登门去送书。”杨苡先生家在南京北京西路一条小弄堂里，在余斌的回忆中，赵先生往往在公众场合慷慨陈词，生活里却话不多；杨先生相反，公开场合不喜欢说，私下则非常之放松，很是健谈。

“第一次登门，就在杨先生的小客厅里坐了怕有两个钟头。”杨先生聊天兴之所致，旧人旧事是其中大关目，这恰恰是余斌感兴趣的，“往高大上里说，我原是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特别希望与研究对象之间，能有不隔的状态，杨先生谈她与巴金、沈从文、穆旦、萧乾、吴宓等人的亲身接触，即使是无关宏旨的细枝末节，又或旁逸斜出，完全不相干的，我也觉得是一个时代整体氛围的一部分。往小里说，则掌故逸事，或是已经消逝了的时代日常生活的情形，也让我觉得有趣。”

那是1996年，此后的漫长岁月里，余斌是赵先生与杨先生家中常客，“杨先生似乎也欢迎我去聊天。若是隔段时间未登门，她会打电话来，问是不是最近很忙？有时有客来访，想我可能感兴趣，则会来电话让我过去，一起聊天。”在十来平方米的小客厅里，一场以倾听抵抗遗忘的谈话持续了20余年。

杨先生的讲述中留下了许多在她生命中出现的形形色色的人的身影，家人、朋友、师长，她以自己的方式为他们做传。即使是有名人物，大多也在趋于私人生活场景的记忆中出现。余斌认为，她的记忆是抓小放大式的，杨先生打趣说：“我记住的经常是些好玩的事，就像你们现在说的‘八卦’。”她常挂在嘴边的一个词是“好玩”，“好玩”影响到她的记忆和对记忆的筛选，后面未尝没有一种观人观世的态度。

比如曾任北洋政府总理的颜惠庆，曾是民国外交的风云人物，杨先生的记忆里，却是在他家里玩捉迷藏，这位“颜伯父”如何做手势让自己藏到身前的写字台下；吴宓是联大的名教授，杨先生清楚记得的，却是他登门索书时一脸的怒气；沈从文是大师级的人物，她感念的恩师，回忆也不乏他作为师长给自己的教诲，但更清晰的却是他众人面前讲话时破了的棉袄袖子里掉出的棉絮的画面。提起家族的声势，她的态度是：“新闻报道里把‘贵族’什么的安在我们家头上，我觉得莫名其妙。”《读库》主编张立宪用“祛魅”概括这本书的精神内核：“这些文章的价值并不在于年龄、身份这些外在的东西，它破除了我们对所谓‘最后贵族’‘簪缨之家’司空见惯的膜拜和讴歌。”

杨苡把回忆比作电影，“一个一个的画面，人和背景在一起。想起过去的人与事，也像过电影似的，只是一会儿是彩色的，一会儿是黑白片”。她的“场景式记忆”带来大量细节。“我更在意的是指向细节的那种‘繁’。这部口述不是一次性完成的，因为经常是聊天拉家常的状态，里面许多的人与事，杨先生反复讲过多次，虽然没有大的出入，却非全然是重复，每每会冒出一些前所未道的细节”，溢出的细节，但凡有“一言可采”者，余斌就倾向于想方设法加进去，“我想达到的，第一是真实，第二是真实，第三还是真实，而通向这真实的，第一是细节，第二是细节，第三还是细节。”余斌形容自己对细节的渴求是“贪得无厌”“锱铢必较”“集腋成裘”，力图带给读者对过去时代的沉浸式体验。当无数的细节以一定脉络组织成上下文，片段化的口述也向着完整自传的方向发展。

同样出于“沉浸”的考虑，本书收录150余张珍贵照片，杨先生出身世家，留存有自二十世纪初以来的大量照片。“倒不是为了形式意义上的图文并茂，我坚信文字的力量和它的不可取代”，余斌希望图与文能形成真正意义上的互补关系，不少图片都加了较长的注释，“所释者，有时是照片本身，有时指向照片之外，可视为口述的某种延伸和补充。”翻看照片，似伴在杨先生身边，她时不时在某一页停驻，陷入对往事的怅惘，讲起泛黄影像背后的故事。

三

观人观世的乐观豁达

人生值得一过，活着就是胜利

杨先生的同辈人在世的已所剩无几，因为长寿，她几乎看到了所有人的结局。荣辱浮沉，悲欢离合，生老病死，在她那里，都已成为有头有尾的故事。在波澜不惊的叙述后面，读者能不期而然地感受到“命运”二字的分量。而记忆里，故人还是当年的模样，“那时候我们二十来岁，真是年轻”。

“不同时代的年轻人，成长的环境不同，要承担的责任也不同。我出生在五四，成长的时候，正是我们这个国家最困难的时期。但就是在那么艰苦的条件下，年青一代的朝气、热情和责任感一点都没有丢。”她的赤子情怀，跌宕起落间的从容优雅，也是一代知识分子的精神气质。

忆起哥哥杨宪益，杨苡又回到了童年时光，“家里人都笑话我，说我是我哥的跟屁虫、哈巴狗，有什么好吃的、好玩的，我哥都会想着我”。

对“大李先生”的记忆定格在海河边，“那是我一辈子难忘的几个月，很快我就要去昆明读书了。我们站在海河码头一带的岸上，大李先生站在我身边，轻轻地说，你看，你就会坐这样的轮船离开你的家乡的”。

昆明青云街的老旧房子里，只有一张床，一条长凳，一个小破桌，阴雨绵绵的日子，雨水从瓦檐上泄下来，“我在‘水帘洞’里，并不担心‘水漫金山’了如何是好，只觉一切都新鲜有趣。一片雨声当中，我唱起在中西学的歌，一边唱，一边还在小木床上又是扭又是跳”。

日本飞机的轰炸中，“房顶往下掉，倾斜了，东西都震掉在地上，包装箱拼的家具震塌了，乱七八糟，热水瓶倒在地下，奇的是碗里煮好的鸡蛋倒没翻出来，居然不偏不倚好好坐在地上”。

在大学被评上“最好的卫生奖”，奖品是辅食部的小白馒头，“那时真感觉这小馒头是天下最好吃的美味”

……

岁月呼啸，美无倦意，百岁高龄的她依然喜欢收藏洋娃娃，有穿着玫瑰花长裙的公主、戴帽子的小男孩、石膏雕刻的小天使，还有一橱柜猫头鹰玩偶，它是智慧的象征。中国作协副主席、江苏省作协主席毕飞宇说：“每次去看望杨苡先生，都能感受到她的安静，同时也能感受到她的冲击。她能够安安静静地激励别人、鼓舞别人。她是批判的，更是令人尊敬的。”

记忆是杨苡抵抗时间的方式，在余斌看来，这本口述所恃者，重在杨苡先生令人称奇的记忆力，“至少十多年前，杨先生已经开始了针对记忆衰退的抵抗活动。她在有意识地与遗忘较劲。比如有段时间，每天早上醒来，她便开始回想刚刚做过的梦，打捞梦中的种种细节；默写她背过的一首诗；唱过的一首歌的歌词……她的手边有一块写字板，夹着一沓信纸，想到什么，随手记下。”随着年岁的增长，记忆力的下降不可避免，她不肯轻言放弃，要退也得是“且战且退”。

杨苡先生年过期颐，她说有生之年的一件大事就是与余斌合作完成口述实录，第一本新书送到杨先生手中，她眼眶含泪：“可惜母亲看不到……”余斌回溯成书种种：“我得感谢杨先生的信任：她不止一遍细细看了稿子，甚至不止一遍在上面做了改动，从一些内容的删除到人名、时间的订正，甚至包括语句的修改。但她又交代，你不改也无所谓——只是有时还要追加一句，‘我保留我的意见’。唯其如此，我不敢造次，取舍之间小心翼翼，以期不负杨先生授予我的‘生杀予夺’之权。”

百年回眸中，许多人，许多事，她眼神清澈，依旧信心满怀：“巴金说，长寿就是惩罚。我说，活着就是胜利！”一如1940年她留在昆明西南联大莲花池畔的诗句：“我爱日月，晨之晴朗，夜之朦胧，更爱看一条雨后出现的彩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