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道编按】《中国经济2022：城市深化与产业重组》在剖析世界和中国经济形势的基础上，梳理未来经济动向与发展新亮点、新机遇。本书围绕数字化转型、“双碳”两大未来经济发展主线，带领读者读懂中国经济的基本逻辑，从不确定性中寻找确定，从变局中发现机遇。

2019年，中国人均GDP首次超过1万美元，成为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一个重要的里程碑。这40多年来，中国经济取得的进步有目共睹，同时，应当为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而感到喜悦的不仅仅是中国人民，实际上，过去的几十年是全球经济繁荣发展的壮年期，而这背后是多个强大的经济引擎：

若将历史的时间轴拉长，不难发现，过去几十年是一个大繁荣的时代。正如新大陆的发现为西方文明迈入工业化阶段奠定了基础一样，过去40多年中国的改革开放，奠定了世界经济大繁荣的基础。

大繁荣的第二个变量则是冷战的结束，世界隔阂解除。冷战结束后，美苏主导的世界两极格局崩溃，东西方的尖锐对峙不复存在。在前苏联国家转向市场经济的同时，中国、越南也在推进市场化改革，世界经济几乎都被纳入市场经济的运行轨道中。

随后的全球化浪潮是推动大繁荣的第三个变量。在市场经济背景下，跨国企业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资本在全球流动，形成全球化的三大基石——全球化的金融体系、全球化的大宗商品市场、全球化的供应链网络，全球市场由此形成。2001年中国加入WTO，更是推动全球化的关键一步。

互联网经济的发展是推动大繁荣的第四个变量。互联网推动社会资源的快速流动、社会创新能力的快速提升以及新价值空间的生成。在整合资源的过程中，互联网也逐渐成为了一个重要的创新领域，而且在产业互联网阶段，互联网将充分利用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技术来赋能传统行业，全面促进传统行业领域的创新，进一步提升传统行业的生产效率。

然而，这份喜悦能持续多久是个问题，因为推动繁荣的引擎似乎正渐渐熄火： 

第一，地方政府土地财政难以为继。来自土地出让的收入是地方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撑。过去几十年的大繁荣，尤其是中国市场，主要是依靠房地产市场在推动，如今土地财政失去动力，经济增长的引擎自然熄火。

第二，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抬头，掀起逆全球化浪潮。贸易保护主义的盛行，单边主义思潮的泛滥，试图以国家的力量切断产业链，给了全球经济发展致命一击。

第三，互联网正在经历属于它的“中年危机”。各大小厂裁员消息纷至沓来，众多知名互联网公司传出“优化”“向社会输送人才”“毕业日”等裁员传闻。

第四，全球“黑天鹅”事件频发，进入不确定时代。如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及反复，严重冲击经济。地区冲突加剧了经济衰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总裁格奥尔基耶娃称地区冲突“破坏了人们的生活，拖累了经济增长，推高了通货膨胀”，并敦促各国不要“屈服于地缘经济分裂的力量，这将使我们的世界更贫穷、更危险”。

在这样的大环境下，中国经济也面临着三大挑战。第一大挑战就是大环境本身，中国作为世界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必然受到全球经济衰退风险的威胁。第二大挑战则是逆全球化思潮下，中国与世界主要发达国家间的合作正受到各种阻挠：

2020年10月，美国国际技术经济研究所（ITIF）发布《与中国竞争：战略框架》报告，将中国定义为美国在科技领域的最大威胁。同年12月，美国众议院中美科技关系专家组发布《如何应对中国的挑战：美国的技术竞争新战略》报告，进一步阐明了美国对华科技战略全面转轨的深层次缘由。

2021年4月21日，美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以21∶1的压倒性优势，通过了由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梅内德斯提出的《2021年战略竞争法》，旨在与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上开展全面对抗。5月12日，美国参议院商务委员会又以24∶4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由参议院民主党领袖舒默、共和党参议员托德·杨等人发起的《无尽前沿法案》，不仅授权在5年内为美国基础和先进技术研究提供超过1100亿美元的资金支持，更是将中国视作劲敌与防范对象。

而更为重要的第三大挑战，就是中国自身承担着重要的历史使命——共同富裕。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强调，要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

如果说“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那么如今先富变共富，是中国发展到现阶段的时代之需，蕴含着国家政治上的逻辑线。

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成果，主要归功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然而，市场经济为社会带来繁荣的同时，也确实是不平等加剧的一个重要因素。为此，如何正确认识市场经济的利弊两端，正确地调节市场经济，是一门必修课。

完全遵循市场竞争规律将资源优化配置到极致，必然导致广大老百姓被边缘化，当风险苗头露出，政府就要出手规制，“共同富裕”接力“全面小康”即出于此。近来互联网平台反垄断、房地产强调控、针对教培行业的疾风暴雨、一个个问题明星现原形等，这些都是政府对市场负面成果的积极回应，但也引发了“打土豪分田地”“否定市场经济”等焦虑和恐慌，然而，这种担忧是不必要的。中国绝不会全盘否定市场经济，因为“劫富”会导致企业退场，进而引发国力衰退、就业锐减等。钟摆的方向将是：一方面，继续发展市场经济；另一方面，对市场深化带来的失衡扩大进行对冲。既然盲目地“灭掉有钱人”意味着共同贫困，缩小贫富差距就只剩下另一种思路，即给平民找出路、减压力，把最低值拉上来，使每个个体共享发展成果，而这正是社会经济的内涵。

评估一个社会实现共同富裕的程度？不仅有多重标准，还有多重维度。如果说对市场经济的治理和调节，以及通过“房住不炒”和产业结构调整来保障人民的基本需求，都是为了实现社会各阶层间的共同富裕，那么，区域间的共同富裕也同样必须纳入考量的标准。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我国实施的就是区域间的非均衡发展战略早在20世纪60年代，全国被分为沿海和内陆两大板块，当时出于战争考量将大批重工业布局内陆，三线建设尤甚。改革开放的号角吹响后，才将重心拉回了沿海——率先发展东部沿海让珠三角、长三角迅速崛起，却导致中西部发展缓慢。

然而，随着经济总量的提升、共同富裕目标的提出，非均衡正向均衡转变：

2000年前后，为缩小地区差异，先后制定了西部大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等战略。尤其是2008年金融危机后，不仅确立“两横三纵”重点开发的城市化坐标，先后批复关中—天水、图们江等14大区域规划，还布下“四横四纵”高速铁路网加以催化，足见国家战略从非均衡国策、“先试先行”向均衡国策、“区域协调”进行版本升级的良苦用心。从“大小三线”、布局内陆到率先发展东部沿海，再到强调中西部乃至“百花齐放”，如今区域再均衡，无非是想找到非均衡与均衡国策间的黄金分割钱，以求在“区域极”有的放矢下更好地弥合地区落差、进行区域协调。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中国必须顶住外部的重重压力、应对市场经济自身的各种副作用，去实现共同富裕。因此，冷静评估外部形势，分析中国经济发展的内在逻辑，实现东中西、南北方协调发展，调整调节市场经济的运作方式，重点关注与民众生活最息息相关的房地产、医疗等产业，都是实现下一阶段中国经济持续良好发展的必修课。即将出版的《中国经济2022：城市深化与产业重组》，正对这些中国经济的必修课作了全面、深入浅出的介绍，帮助读者建立一个对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发展局势的整体认知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