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这里是天天听好书。今天我们要讲的是重庆出版社2021年7月出版的《红皇后效应：性与人性的演化》。

请扫描二维码进入百道学习app收听音频

作者马特·里德利是英国著名科普作家。在《爱丽丝镜中历险记》中，爱丽丝和红皇后拼命向前奔跑，却仍然停留在原地，因为周围的景观是和她们一起移动的。爱丽丝跑得越快，世界随之更新的速度也越快，她的进步也越小，这就是红皇后效应。这种效应也表现在生物进化中。本书选取微生物、植物、昆虫、鱼类、鸟类以及人类等的案例，运用红皇后效应中的悖论，展示了基因竞争是如何导致性别产生，性别选择如何塑造物种多样性和人类心智，以及两性博弈如何塑造人性。

全书共十章。这里要讲的内容来自第十章的“教养并不一定有违天性”。遗传基因和后天环境都会对人的行为产生影响。有的学者强调基因的作用，坚持基因决定论；有的学者强调后天的环境的作用，坚持环境决定论。那么，如何看待这两种观点？基因和后天学习之间又有什么关系？这就是要讲的内容。

心理学家威廉·詹姆斯认为，人类有迅速学习的本能，这与我们之前所说的“二分法”不符。这种“二分法”认为，人类的知识和技能，是通过先天和后天两种途径获得的。这两种途径表现为天性和学习、本性和教养、基因和环境等。这些二分法从笛卡尔以来，就困扰着人类对于心智的研究。因为，按他们的逻辑，如果大脑中包含高度精确、设计复杂、内容灵活的机制，那么行为的灵活性就不能被视为文化行为。

但是，运用语言的能力是先天遗传的，在某种程度上它是根据基因的指令，把人体各个部分组合在一起，并使人具有一套详细的“语言习得”装置。在某种意义上，它也有“文化性”，因为语言的词汇和语法，都是在后天学习获得的，并且是以周围的例子为基础。语言习得装置形成以后，还会继续发展，不断接受生活中的例子，并逐渐提升。不能仅仅因为语言是出生以后经过学习才获得的，就认为语言也具有文化性。牙齿不也是出生以后才长出来的？

心理学家斯蒂芬·杰·古尔德认为，就像不存在智齿基因一样，也不存在攻击性基因。这就意味着，行为都是文化性的，并不是“生物上的”。

他讲的事实是正确的，但他的引申是错误的。智齿不是文化的杰作，它们虽然的确是由基因决定的，是在青春期后期长出来的，但没有一个特定的基因会发出“长智齿”的命令。古尔德所谓“攻击性基因”，可能是说，由于某个特定基因的差异，导致两个人的攻击性也不同。但环境因素和基因方面的不同，都可能会导致一个人的智齿比另一人的大，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攻击性。

在教育方面，我们不自觉地接受了某种观点，认为先天基因和后天环境是对立的，并且我们必须在他们中间做出一个选择。如果我们选择环境主义，那么我们赞成普遍的人类天性，就如同一张等待文化书写的白纸，人类生下来时完美无瑕并且平等。如果我们选择基因决定论，那就等于承认，种族和个人间的基因差异是不可逆转的，那我们就成了宿命论者和精英论者。谁不真心希望遗传学家是错的呢？

人类学家罗宾·福克斯认为，卢梭主义的传统对文艺复兴后的文本想象有着极强的控制力。人们害怕，如果没有这种传统，他们就会沦为各种恶徒的猎物，受其反动言论的蛊惑，这些言论包括社会达尔文主义、优生主义、法西斯主义和新右派保守主义。为了防范这些罪恶，我们必须假定人性本善，或者人性最初是白纸一张，是恶劣的环境让他作恶。

社会学之父埃米尔·涂尔干在1895年提出了他的论断，他认为，社会科学必须假定，人性是供文化书写的白板。从那以后，这种观点就被固化成三个铁一般的假设：第一个假设是，任何文化间的差异，都是从文化上而不是从生物上形成的；第二个假设是，任何在出生时没有定型，还能继续发展的事物，都是通过后天学习获得的；第三个假设是，任何基因决定的特征都是不可改变的。难怪社会科学界坚持认为，人类的行为并不是与生俱来的，因为不同文化之间有很大的差异，而且在其出生后还会继续变化。因此，人类心智不可能是与生俱来的。任何东西都有它的文化性。

1928年，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出版了《萨摩亚人的成年》一书。他认为，文化的多样性是无限的，因此都是后天教养的产物。她没有证明后天教养的主导地位，但是，直到今天，主流人类学还认为，人类的天性是白纸一张。

心理学的转变就比较缓慢。弗洛伊德相信，人类具有普遍的精神属性，比如恋母情结。但他的跟随者们过分着迷于以个人儿时的经验来解释一切，结果把重点放在了早期教养上。很快，心理学家就发现，成年人也有学习的潜力。这种研究方式使后来的行为主义认为，大脑只是将因果联系起来的装置。

20世纪50年代之前，回顾纳粹主义以天性为借口的所作所为，很少有生物学家还坚持挑战人类科学家的想法，但让人尴尬的事实已经出现了。人类学家并没有找到米德所说的多样性。弗洛伊德派除了坚持幼年影响说之外，没有什么长进。行为主义理论也无法说明不同物种学习不同事物时的天性偏好差异，比如老鼠比鸽子更容易学会钻迷宫。社会学无力解释犯罪的原因，陷入了尴尬的境地。

在20世纪70年代，几个勇敢的“社会生物学家”开始提出疑问，如果其他动物也都进化出了天性，那为什么人类是一个例外呢？这个问题至今仍然悬而未决。社会生物学遭到敌视的主要原因是，它似乎是在为偏见做辩护。然而，这仅仅是一种困惑。种族主义、阶级主义及任何一种主义的基因理论，都与普遍存在的人性本能这一概念不一致。

有的相信共性，有的相信种族或阶级的特殊性。他们从根本上是对立的。因为一涉及到基因，就一定要假设基因差异的存在。为什么会这样？两个个体就不能有完全相同的基因吗？为什么我们要假设，因为他们说不同的语言，他们的大脑就不会被相同的基因影响呢？实际上，他们的大脑是相同基因的产物，并且拥有一个人类普遍的语言接收装置，就像人类都拥有肾脏一样。

古尔德曾经讽刺基因决定论者的观点，他说，如果我们是被程序设定成现在的样子，那么这些特征都是不可避免的。我们最多只能传递它们，却不能改变它们。他指的是基因的程序化，但是，同样的逻辑也适用于环境程序。数年以后，古尔德写道，文化决定论同样残酷地把一些恶性先天疾病，归咎于双亲的关爱过多或者关爱过少。所以纯环境主义论的认识值得深思。

如果我们的确是后天的产物，那么，不同的培养方式已经决定了我们现在的样子，无论我们是富人还是穷人、乞丐还是盗贼，我们都只能接受，不能改变。社会生物学者信奉的环境决定论，和他们所抨击的生物决定论一样残忍和可怕。幸运的是，事实上我们是一个无法分割的灵活的混合体。

诚然，我们是基因的产物，而基因一直是受经验校准才不断发展的，就像眼睛学习发现边缘，而头脑学习单词一样。从另一个角度说，我们又是环境的产物，我们那“设计”好了的大脑，会挑选它所学习的环境。

总之，基因和环境都会影响人类的行为，把这两方面的因素绝对化，都会得出不符合事实的结论。我们是基因的产物，而基因一直是受经验校准才不断发展的。我们又是环境的产物，我们的大脑，也会挑选它所学习的环境。

好了！想了解更多内容，建议打开《红皇后效应：性与人性的演化》。感谢你天天听好书，我们明天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