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道网·李景端专栏】针对图书市场公版书重复出版、粗制滥造的现象，资深出版人李景端认为，须强化新修订的《著作权法》的宣传普及和执法力度，进一步完善奖优罚劣的机制，媒体加强推荐佳译并及时曝光劣质译作，严惩侵权，控制公版书重译批号，以遏制公版书劣胜优汰现象。

李景端

刚刚落幕的全国两会上，不少代表委员提到了公版书的问题。全国政协委员、中国闻出版研究院院长魏玉山今年带来的一份提案，就聚焦公版书数量管理，建议建立公版书资源数据库，避免重复出版、粗制滥造。

图书市场公版书劣胜优汰这种现象早已存在，只是近年来由于某些书商的刻意炒作，使这种现象似有扩大的趋势。例如英国文学名著《简爱》，目前市场上约有近20种中译本。以前祝庆英、吴劳、黄源深这些名家的译本较受读者欢迎。尤其是黄源深的译本，曾被多所高校用作翻译教学的佳译选例。中央电视台不久前还把黄源深的《简爱》译文，当作“朗读者”节目的朗读内容。去冬在上海召开的“黄源深学术思想研讨会”上，与会的许多专家学者，也都肯定黄源深的译本，确实是《简爱》的好译本。

值得注意的是，市场上这些优秀译本的销量，反而不如那些译者情况不详的译本。认真查阅一下这类译本，其中除了署名张超的译本，证实是抄袭黄源深的译本，并已由“文抄公”认错赔偿之外，还有多种，或者是译文生硬晦涩，或者是文字雷同粗糙，有的还有错字漏行。据营业员反映，这类书因为装帧考究，善于造势，加上营销手段“灵话”，因而往往销得更快。

仅以《简爱》第9种中译本为例。虽然网上曾有人对其译文提出质疑，但出版者仍然刻意在此书“腰封”上标明“迄今为止最优秀译本”。笔者从事翻译出版工作四十余年，担任过各类图书奖的评委，却从来不见也不敢评选哪一本译作是“最优秀译本”。因为“最”字，意味到顶没有超越空间了。再一查，没有任何权威机构，也没有哪一级翻译专家，对这个译本作出如此超高的评价。原来这全是书商为了包装译者自封的光环。本来广告法明确规定，商品广告，不得出现最佳、最优、疗效最高等使用“最”字的用语。但这家书商无视这个法规，甚至还找来一些影视明星，发帖吹捧这个译本。译作不是由译界来评价，而是靠明星来造势，其可信度，势必要大打折扣。在当前盛行眼球经济的年代，书商这些做法，确实在营销上能占据优势，据网上报道，这位译者短短近几年的译作，竟能销出两千余万册。面对市场这种不属正常的风气，出现劣胜优汰，也就不足为怪了。

出现上述现象的原因，依笔者粗浅的分析，一是世界古典名著这类公版书，无需版权开支，这就降低了出版成本。二是外国名著译本已经很多，“重译”不仅比原创，就是比首译，也省事许多。像前面所讲的《简爱》第9种中译本，前面已有8种译本可供“参考”，再稍加一些注释，就可自称是新译本了。三是如今有网络翻译，还有多种翻译软件和人工智能翻译，那些偷懒的译者，只贪图快捷交差，哪顾什么质量好坏。有些出版者，甚至连是否劣质翻译的审读判断能力都不具备。上述种种，有些只是出自个别或者局部的，但汇集到图书市场，就难免助长出版生态的异化，造成勤奋敬业者吃亏，弄虛浮夸者得利这种乱象。

为了逷制上述现象，必须强化新修订的《著作权法》的宣传普及和执法力度，坚持严格执行图书三审、质量抽查、以及对劣质图书处罚等规定。要进一步完善奖优罚劣的机制，对重译的公版书，有必要提高翻译报酬，实行优质优酬。媒体要加强书评，大力推荐佳译，及时曝光粗制滥造以及刻意炒作的劣质译作。对侵权案，要简化维权诉讼程序，降纸维权诉讼成本，侵权者不仅要承担民事责任，重者更必须给予刑事处罚。对公版书重译，在批给书号时，也要加以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