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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前——孙犁去世那年,铁凝写了一篇《想念插图》,回忆孙犁小说《铁木前传》插图的往事,尤其是那幅小满儿坐在炕上一手托碗喝水的插图,她用了一大段文字,满含感情进行了赏析和讲解。这幅插图对铁凝的影响之大,可以从她下面的话中得到印证:“作于上世纪50年代的这幅插图的艺术价值并不亚于孙犁先生这部小说本身……中国文学作品的插图至今无人超越张德育这几帧插图的深度,他自己也未能再作超越”。我虽无法赞同她的这种结论,但能够理解她的真诚,因为我自己十多岁时就曾为普希金《欧根·奥涅金》中的那些插图所迷,至今不忘。这样的感觉和经历,充分证明了插图附丽于文学作品所产生的巨大而神奇的作用。
中国古代小说几乎都是有插图的,尤其是几大名著,少则几十幅,多则二三百幅(如《金瓶梅》),而且一部名著有几代画家为之插画。中国古代人物画的发展其实也与此有关,到了明清时代,就出了陈洪绶、任渭长这样了不起的插图画家,留下大量杰作,影响至今。五四以后,新文学兴起,带动了新插图发端。首先是一些作家亲自动手装帧和插画,如鲁迅、叶灵凤、闻一多等,随后一些杂志画家、漫画家也加入进来,如张光宇、丰子恺、叶浅予、郑川谷、梁白波等,他们出手很快,风格多变,但常常是装饰作用大于表现文字内容,所以一些重头小说如《子夜》、《家》、《倪焕之》、《骆驼祥子》等都没有留下值得一提的插图作品。抗战和国内战争十多年间,文学艺术为战时服务,何谈插图发展。
1949年后,随着《红岩》、《红旗谱》、《林海雪原》、《青春之歌》、《苦菜花》、《上海的早晨》等一批长篇小说的出世,侯一民、黄胄、阿老、华三川、贺友直、顾炳鑫等知名画家被安排到插画工作中来。也许是受苏联画家施马里诺夫、库克雷尼克塞等的影响,纯粹的“插在文字中间帮助说明内容的图画”占领了插图的主流,出现了许多令人难忘的作品,如前述《铁木前传》的插图,以及《青春之歌》里林道静坐在海边、《苦菜花》中王柬之背后藏着匕首逼近女儿杏莉、《红岩》中放飞蝴蝶的小萝卜头、《红旗谱》中春兰侧身而坐……我相信,只要是从那个年代过来的文学青年都不会忘记这些插图。与这些红色经典小说插图同时,李桦、力群、赵延年、古元等老一辈画家为五四时期的经典小说作了精彩的新插图。专心致力于装饰艺术的张光宇,则创作了《神笔马良》、《杜甫传》、《孔雀姑娘》等插图,使中国线描艺术达到巅峰水平。“文革”十年间,得宠的小说是《艳阳天》、《金光大道》和《李自成》,分别有方增先、陈衍宁、刘继卣、王绪阳等很下工夫画的插图,可惜随着这些“高大全”小说的被遗忘,其插图也淡出了大众记忆。
1980年代初,思想解放,旧的小说重新出版,也许是为了简便和经济,几乎全都删去了原有的插图(那时插图要用铜版纸印刷,单张贴装,成本较高),读者饥不择食,也不计较。此风一长,沿袭成例,如今反而有的出版者为招徕读者,专出所谓“插图本”,好像插图本为附加之物。过去小说都有插图,何曾打过插图的幌子?汉语以“图书”统称出版物,正说明无“图”不“书”。而三十年来新创的小说杰作,如《平凡的世界》、《古船》、《白鹿原》、《活着》等,或者压根没有插图,或者只有几幅无法让人记住的、流于表面线条和明暗的插图,与这些作品全不相配。如今,随着图像资料的海量泛滥、出版行业的急功近利和画家心态的巨大落差,随着“插图”概念的泛化,铁凝所想念的“真正有作者的血肉和他所塑造的形象的血肉的饱满的混合”的小说插图,日见衰落,不知是否还有复兴的可能。供图/汪家明
(本文作者为著名出版人,原三联书店副总编辑,现为中国美术出版总社社长。)
(本文原载于:北京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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