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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05月30日 来源:深圳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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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创刊号
名噪一时的《读书无禁区》文章。
《三联生活周刊》主编朱伟
《读书》执行主编王焱
追溯三联书店的80年历史,不能不提它的两份刊物——《读书》和《三联生活周刊》。三联一直有办刊的历史渊源,创刊于上世纪20年代的《生活》周刊,便是邹韬奋先生创办的生活书店前身。
三联书店自恢复建制以来,便一直试图恢复“书刊并举”的梦想:1979年,三联书店在一批老出版家的努力下,创办了代表高层次的思想文化学术刊物《读书》;16年后,大众文化类刊物《三联生活周刊》又成功落地,这两份刊物被三联书店总经理樊希安比喻为“一主两翼”中的一翼,“一主”是指图书出版,两翼则分别是“杂志期刊”和“实体书店”。不能不说,《读书》和《三联生活周刊》两份刊物,得以让更多人认识三联的精神特质。
《读书》奠定高格调
三联书店特有的人文气质可追溯至80年前,但在对其继承与发展的过程中,《读书》杂志起到了举足轻重的影响。1979年创办的《读书》杂志,自一出生起便奠定了高格调,成为一面思想解放的旗帜。作家王蒙曾说:“可以不读书,不可以不看《读书》。”一度流传众口,就反映出读书界对于这本杂志的挚爱之情。
上世纪80年代,很多作者都是先认识《读书》,之后才在三联书店出书。三联书店总经理樊希安形象地比喻说,《读书》杂志是寺庙的山门,是它把“香客”引至三联这座“大雄宝殿”的。
前15年(1979~1994),《读书》扮演了重要的思想启蒙角色。如李洪林的《读书无禁区》、王蒙的《论‘费厄泼赖’应该实行》等等,这些文章不仅在当时有着重要意义,即使直到今天也依然闪烁着思想的光辉。后15年,《读书》的重心有些变化,比较注意现代性的讨论,这些讨论也引发了思想界的一连串悖论。如今,《读书》依然是知识分子公共交流的重要平台。
无主题式“读书服务日”
《读书》杂志过去常年举行的一项活动叫做“读书服务日”,后来,这也成为三联书店持续至今的传统,“服务日”完全成为编者与作者,作者与作者自由式的聚会。
每个月,《读书》的骨干作者——在范用时期包括夏衍、陈原、郁风、陈翰伯、王蒙等众多大家——聚集在一起,没有什么仪式,只有一杯清茶,大家聊聊天,有什么意见就发表发表,看到有喜欢的书就拿走,回去写评论。对于这种形式,沈昌文打趣说,就是“既没有开始,也没有结束;既没有主题,也没有主持人;大家乘兴而来,尽兴而归”。
在“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的今天,“读书服务日”的活动仍然延续着,“一杯清茶”的格调也在坚持。
《三联生活周刊》成了经济支柱
1995年,时逢邹韬奋先生诞辰100周年,前三联书店总经理董秀玉决定继承《生活》周刊的传统,创刊《三联生活周刊》。董秀玉曾用这样的文字形容:“是当时穷得叮叮当当、不知天高地厚的一群人的雄心壮志。”
然而创刊初期,《三联生活周刊》的路走得颇为坎坷,遭遇了投资几度搁浅、主编几轮更换。创刊后的两年多时间里,从钱刚、徐友渔、朱学勤到杨浪,纷纷在《三联生活周刊》败走麦城。复刊、休刊,上任、辞职,《三联生活周刊》四易其主,被人戏称为“主编杀手”。
凭着有点“傻”的坚持,《三联生活周刊》终于在困局中获得了新生,如今已成为三联书店的主要经济支柱。三联书店总经理樊希安认为,自诞生之日起,《三联生活周刊》就带着来自母体的文化特质,具有浓厚的人文气息和知识分子情调。《三联生活周刊》保持着面向现实的风格,丰富了三联书店的内涵,站在自己的视角发出了自己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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