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创刊号

名噪一时的《读书无禁区》文章。
 

《三联生活周刊》主编朱伟


 《读书》执行主编王焱 

    追溯三联书店的80年历史，不能不提它的两份刊物——《读书》和《三联生活周刊》。三联一直有办刊的历史渊源，创刊于上世纪20年代的《生活》周刊，便是邹韬奋先生创办的生活书店前身。

    三联书店自恢复建制以来，便一直试图恢复“书刊并举”的梦想：1979年，三联书店在一批老出版家的努力下，创办了代表高层次的思想文化学术刊物《读书》；16年后，大众文化类刊物《三联生活周刊》又成功落地，这两份刊物被三联书店总经理樊希安比喻为“一主两翼”中的一翼，“一主”是指图书出版，两翼则分别是“杂志期刊”和“实体书店”。不能不说，《读书》和《三联生活周刊》两份刊物，得以让更多人认识三联的精神特质。

    《读书》奠定高格调

    三联书店特有的人文气质可追溯至80年前，但在对其继承与发展的过程中，《读书》杂志起到了举足轻重的影响。1979年创办的《读书》杂志，自一出生起便奠定了高格调，成为一面思想解放的旗帜。作家王蒙曾说：“可以不读书，不可以不看《读书》。”一度流传众口，就反映出读书界对于这本杂志的挚爱之情。

    上世纪80年代，很多作者都是先认识《读书》，之后才在三联书店出书。三联书店总经理樊希安形象地比喻说，《读书》杂志是寺庙的山门，是它把“香客”引至三联这座“大雄宝殿”的。

    前15年（1979～1994），《读书》扮演了重要的思想启蒙角色。如李洪林的《读书无禁区》、王蒙的《论‘费厄泼赖’应该实行》等等，这些文章不仅在当时有着重要意义，即使直到今天也依然闪烁着思想的光辉。后15年，《读书》的重心有些变化，比较注意现代性的讨论，这些讨论也引发了思想界的一连串悖论。如今，《读书》依然是知识分子公共交流的重要平台。

    无主题式“读书服务日”

    《读书》杂志过去常年举行的一项活动叫做“读书服务日”，后来，这也成为三联书店持续至今的传统，“服务日”完全成为编者与作者，作者与作者自由式的聚会。

    每个月，《读书》的骨干作者——在范用时期包括夏衍、陈原、郁风、陈翰伯、王蒙等众多大家——聚集在一起，没有什么仪式，只有一杯清茶，大家聊聊天，有什么意见就发表发表，看到有喜欢的书就拿走，回去写评论。对于这种形式，沈昌文打趣说，就是“既没有开始，也没有结束；既没有主题，也没有主持人；大家乘兴而来，尽兴而归”。

    在“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的今天，“读书服务日”的活动仍然延续着，“一杯清茶”的格调也在坚持。

    《三联生活周刊》成了经济支柱

    1995年，时逢邹韬奋先生诞辰100周年，前三联书店总经理董秀玉决定继承《生活》周刊的传统，创刊《三联生活周刊》。董秀玉曾用这样的文字形容：“是当时穷得叮叮当当、不知天高地厚的一群人的雄心壮志。”

    然而创刊初期，《三联生活周刊》的路走得颇为坎坷，遭遇了投资几度搁浅、主编几轮更换。创刊后的两年多时间里，从钱刚、徐友渔、朱学勤到杨浪，纷纷在《三联生活周刊》败走麦城。复刊、休刊，上任、辞职，《三联生活周刊》四易其主，被人戏称为“主编杀手”。
凭着有点“傻”的坚持，《三联生活周刊》终于在困局中获得了新生，如今已成为三联书店的主要经济支柱。三联书店总经理樊希安认为，自诞生之日起，《三联生活周刊》就带着来自母体的文化特质，具有浓厚的人文气息和知识分子情调。《三联生活周刊》保持着面向现实的风格，丰富了三联书店的内涵,站在自己的视角发出了自己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