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店长琐记

    郑州三联书店在农业路门市开业几年之后，先是在1994年初，和郑州越秀酒家兴办了“酒店中的书店”，继而又于1995年10月，进入郑州百货大楼，设立“商场中的书店”——二者都是开先河之举。此后，郑州三联书店迅速复制扩张：1996年1月，商业大厦支店正式营业；1996年5月，天然支店成立；1996年7月，紫荆山百货大楼支店面世；1996年末，亚细亚五彩购物广场支店营运；1997年，其触角又先后延伸至金博大购物中心、花园商厦、丹尼斯百货……

    我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到书店工作的。由于当时店面人手紧张，书店不时会抽调后台的员工救急，在仓库理货的我，得以接触营业事务。不久，郑州三联书店进驻天然商厦，拆包上架分类之后，按经理的指示，我便留在了那里，就任店长。

    身为支店的负责人，少不了与各方人士打交道，这让我颇为头疼。就说借书这事儿吧，按店里规定，书是只售不借的，但现实却让我为难。经理有话：“遇到别人借书，我宁愿送给他，也不借给他。送给他一本，他还好意思再借再要吗？借给他一本，还会有别人来借；借给他一次，还会有下一次下下一次……”唉，可惜我没有这权力啊。商场里的会计、保安、营业员都还好拦，可商场经理呢？什么主任什么组长呢？不借给他们，上货、办胸卡、结账之类会不会受阻？后来，我退让了一步，让借书者写借条才放行——我们之前那家书店的老板挺活套，是没有这等手续的。不过，有一次我正收借条时，被商场经理看见，以为是在私收书款（违规要罚五千元），就告知了书店经理……

    那时，每周四上午要召开店长会，研讨业务，解决问题。刚开始是在饭店碰头，边吃边聊，后来转到办公室，会后可到财务或仓库办事，再后来轮换到各个店面，以便及时处理各种实际问题——我称之为两次飞跃，由务虚到务实。在店长会转换地点的过程中，我也由天然支店调任农业路门市店长。如今回想店长会，具体的事情多已淡忘，而经理们的训导却清晰如昨。且录几条，并略作注解：

    “你碗里的米是谁给你的？自己，才是自己的施主！”当然，其间应有如是推导：你的工资表面上是书店发的，深一层则是读者给的，更深层则是自己创造的，因为销售额与你那琐碎的服务密切相关。

    培养店员，感情是水土与阳光，原则是修枝的剪刀。”这话针对的是我们偏软的管理，经理们恨铁不成钢，苦口婆心地教导：“看店员，要看出毛病来，这样才会进步。店员刚来时怎么做是次要的，重要的是，在你的严格要求下他又是怎么做的？店长要负起责任来，不要光擦屁股！”

    “有的读者并不是去买书，而是去相脸面的！”三联书店，名声在外，难免树大招风，读者对服务水平的标准也是水涨船高。要说去书店纯为相店员脸面，未免夸张，可谁不希望在工作与生活之外的第三空间心情舒畅呢？不能将个人不良情绪呈现给读者，从这个角度来说，上班不是你自己，下班才是你自己啊……

    时隔多年，我依然可以从这些话语里，感受到自己拔节成长的痛苦和欢乐。起初，我的依赖心过重，事无巨细地向经理汇报求助，而没有认识到那些多为份内之事，需要自己独立去解决。某次店长会，经理便以我向他报告插座烧焦导致停电为例，表明了自立自主的重要性：“我在场，还不是尽快解决问题？但你在那儿负责管理，这事儿就得你来办！”我当时的感觉，一方面，如同十八岁那年，为家人分担家务不再受到表扬，失落之余，发现我还把自己当成小孩当成外人，羞愧不已；另一方面，就好像在外受挫时，心灰意冷，想回家找爸爸倾述并寻求帮助，但想想他们又实在帮不上什么，多不过是劝慰自己上进——那么，上进就是了，何必求得别人的劝勉？类似的不足，不过是意识未到，经人提醒，我得以及时修正。

    其他方面嘛，就不好说了。经理说，我太“姐们儿气”，要求我说出“NO”，又叹息，说我守着农业路门市这么长时间，不跑团体可惜了……他一针见血地直指我的缺点：性格偏软、疏于管理、不善交际，而这是自己明了却很难改变的。这是一个老毛病，在黄河科技大学任班长、在万替公司管理保姆、在三联书店做店长，甚至如今忝列杂志社发行部主任，我基本是“无为而治”。有时想想，肯定有不少人被我这性格给“害”了，职业生涯遇到我这样的老好人，并非幸事。

    欢乐自然也不少。农业路门市学习的氛围很好，又常作沙龙似的交流分享，店员业务熟练，营业额节节攀升，让人不觉其累。读者少的时候，我们整理书架、打扫卫生，店员之间互相提问作者的作品、作品的作者，或者随便从书架上抽出几本书，让不知情的对方猜猜少了什么书——这些内容，都是店委会不定期要考查的。顾客多了，有人翻箱倒柜地找书——书店空间有限，书架上的书没有复本，而不少滞销且没压膜的书，因为我们擦拭书架，书脊下部都黑了，难免不入挑剔之眼；有人熟练地拨打算盘忙着结算——我们倒是有计算器，不过店里要求熟用算盘，一般是不会出错的；有人手脚麻利地用牛皮纸为读者捆扎图书——那时人们买书可真是多，不像后来每次只是三两本甚至空手而归，弄得我这个包装熟手难得展示技艺……

    经理说，书业有淡旺季，无论销售再怎么不好，店里也不能显示出败落相，卫生不能马虎应付，图书不能随意摆放，服务态度和水平不能降低——我理解并付诸实施的，要比这更宽泛更持久。我发挥了办手抄报的特长，不定期地作“新书推荐”，在那A4纸上，尽量艺术化地呈现信息：推介《老照片》时，复印了我的百天照作插图，而自己拿手的“麻花辫儿”，后来又作为《流年碎影》的形象代言出现——不少读者对设计表示肯定，甚至有感情丰富的读者要我们将广告赠送给他呢！我们在橱窗墙角种上丝瓜，并搭架任其蔓延，如此，绿意盎然，给人以愉悦观感……毫无疑问，书店要有人情味，让人有亲近感才是。

    年终岁尾，翻看一年来的日记，成长历历在目，我心里一动：写一份年度述职报告？随即着手，一气呵成。报告分“关于马国兴的成长”、“关于店员的培养”、“关于我们的书”、“工作中存在的不足”和“明年工作展望”五部分，方方面面地分析了工作中的得失。写出来了，一定是要给经理看的，不然还有什么意义？转念一想，我交了报告上去，如果领导推而广之，让每位店长都写怎么办？也就是说，那就可能引发其他店长的不满，因为并不是每个人都想写、都能写得好的。最终，我还是将其递交了上去。不出所料，经理在店长会上表扬了我的做法，又要求各位店长都必须交上述职报告。我心里感觉怪怪的，实在不希望有这个结果。又一想，假如没有一个店长提交一年来的总结报告，那三联就没希望了，着实让人悲哀。

    “有人说，你喜欢干什么是经，你能干什么是纬，经纬的交点就是你的立足点。我以为，现在自己寻找到了人生的坐标点。”那一年，在给朋友的信里，我如是说。

2. 服务二三事

    说到底，书店属于服务行业，其所有的工作都归结于“服务”二字。“竭诚为读者服务”是生活书店创办者 邹韬奋先生提出的理念，后来为三联书店所继承——北京的出版社如是，各地的分销店亦然。当然，喊喊口号容易，难的是具体地实践。首要的问题，就是必须熟悉自己的业务，否则，服务便是无根之木无源之水。

    业内有个流传甚广的笑话，说是某书店员工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归入“冶金类”，将杨绛的《洗澡》归入“生活类”，让人大跌眼镜。事儿有点极端，未必确实，但是理儿很明白，听者难以一笑了之。初入书业的人，谁没犯过类似的错误呢？当年我把顾毓秀的“毓”念作“流”、陈寅恪的“恪”念作“客”，就曾被读者训教。还有一次，一位读者问起一本书，说是“新近出版的解放初在中山大学任教的学者的传记”——有没有？我一下子晕了，幸好有老店员在，判定为《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此书眼熟矣，是当时的畅销书，惟因自己没有翻过，不解其详，以至于差点与此单生意擦肩而过！我汗颜不已。

    尴尬之余，我不得不深入钻研，用的是笨方法：“那时我负责夜间看店，下了班关上门，这儿便成了我一个人的书店。我从书架上抱下一大堆的书，恶补猛读——读是说不上了，是看，是翻，翻前言后记，翻精彩段落，稍做笔记。风吹哪页读哪页，这是对我那段生活浪漫的表述，而真实的感受是头昏脑胀，往往不知不觉沉沉睡去。时日既久，我对书店里的书都已略知一二了。”举个例子。我在翻了一遍商务印书馆“汉译名著”后，顿悟：原来这一系列的书脊颜色并非随机选定毫无章法的，蓝色归纳的是经济学名著，绿色涵盖了政治法律类图书，而橙色，聚合了哲学美学的经典！

    在功利目的之下翻书，我得以迅即“博览群书名”，对于日常营业，基本上是游刃有余了。且说某日，一位读者询问书店是否有《神·鬼·人》这本书，那是海南出版社出版的林语堂的作品，如今已售缺，但我知道那是本写苏东坡的传记，恰好作家出版社“林语堂文集”里的《苏东坡传》有货，便推荐给了他——于是，我们的销售额便增加了24.30元，颇有成就感。类似这种情况，还有不少：《苏鲁支语录》其实就是《查拉斯图拉如是说》，而《国富论》现译作《国民财富的性质与原因的研究》，苏雪林笔名绿漪，书店里其作品不止《苏雪林文集》一种，还有《绿天》……时隔多年，我依然如数家珍，依然可以体味到当初那打通任督二脉般的欣喜。

    显然，仅凭个人自发摸索，是难以持久的，还需外力不时督促才好。那两年，郑州三联书店不定期要举行店员业务考试，总分为一百分，内容如下：作者作品和四道读者问答，各占四十分；店史和珠算，各占五分；打包，一项两种——大包“井”字双道捆扎带提手，要求40秒内完成，小包“十”字一道捆扎，要求15秒内完成——各占五分。相应地，有奖惩制度：以六十分为标准线，对于不及格者，每少一分扣五元，并提出警告乃至劝退；超过八十分的每分奖励五元，超过九十分的每分奖励十元，另奖一本书。所奖图书，多以提高业务水平的工具书为主，比如我手头这本《中外作家作品简表》（张建均著，百花文艺出版社1997年8月1版1印，定价16.80元），上面加盖有书店公章，并写着一句话：“业务考试成绩优异，望继续完善自我，竭诚为读者服务！”

    就算是为了应付考试，书店里也是充满了学习的风气。有谁发现了“新大陆”，诸如作品别名之类，随即与同事分享，说不定哪个读者一会儿就问到了呢。读者少的时候，整理书架、打扫卫生之外，店员之间互相提问作者的作品、作品的作者，或者随便从书架上抽出几本书，让不知情的对方猜猜少了什么书——这些内容，都是店委会要考查的，生疏不得。那时销售还是手工记录的，不过大家脑子里犹如安装有微机，复本还有多少，在哪个柜子里，基本上是一清二楚的。

    然而，即使是业务水准日夜精进，也很难说就能做好服务了，依旧马虎不得。我珍藏着一本学林出版社的《中国人》，翻开此书，扉页上面写着一段话：

    “余本来已于前年购得此书（沪），因带至渝阅读，又工作变换至郑，书籍及杂物由他人寄回石市，却由于一些令人不悦之因丢失殆尽，甚为心痛。今在郑之三联重购此书，甚喜、甚喜！心远19970602”

    再翻一页，还有一段，不过字体已变：

    “余从未购得过此书，三联已是旧知，故地重游，一时冲动见是好书便动买意未得细览居然夺人所爱，幸‘书非借不能读矣’，只当借吾心远兄一书罢了。一九九七年六月十七日。”

    后面幽默的书友最终还是没能借读“心远兄一书”，因为里面尽是白页，和心远一样，他也到书店作了调换。半月内竟将这本残书二次售出，虽说是无心之失，足以让我无地自容了。我没有将其退回出版社，而是购之珍存，每每浮躁之时，取出翻阅，以作镜鉴。

    服务无大事，服务亦无小事。安敢掉以轻心乎？

3. 读者种种

    一直以来，我不愿将书店的读者唤作“顾客”——这个称呼显得刻板而生分，哪比得上“读者”的生动与温情？

    我和爱人在郑州三联书店结缘，又先后离开了那里，由于有共同的工作经历，生活中不时说起书店的事儿，其中就有对读者的追忆和品评：那位家住郑州新通桥附近喜欢自制鸡蛋糕曾经送给我们分享的老读者，不知道还在不在？开封通许的陈国光老先生今年该七十多岁了，他还坚持长跑和编印手抄报《长跑报》吗？专门收罗书名以“天”字打头的图书并将书斋命名为“天斋”的那位读者，是否依次购买了《天下衙门》《天地有大美》《天大的小事》？

    书店作为一个公共空间，每天出入其间的人难以计数又形形色色，不同的话语汇聚于此，“反映他们的时代，而且帮助形成那个时代”。这一点，由秀州书局范笑我的记录可证。我是个粗心的人，很少留心于此，现在回想起来的，多为只鳞片爪——
有读者作如此断语：“谁要是一下子买走全套《新世纪万有文库》，他准不是读书人！这套书自有其优点，但也有不足，比如古籍（传统文化）部分，全无注解，就是大学教授也难全盘攻下——有人全套买之，岂不可笑？”

    有读者看到店员开发票时写的字，好为人师地要其练字，练毛笔字，“不要为找捷径而去学硬笔字，那都是骗人的！硬笔字写得好的，都有毛笔字的功底，而许多年轻人以为直接学写硬笔字就能写好了，其实不然。”他拿出了几封什么名人学会寄来的信，又说，“名利这东西真怪，不求它，只顾自己努力刻苦，到一定时候会自动找上门来！”

    有读者热心购买各个时期的禁书禁刊，一有风吹草动，必来书店点名讨要，比如《第三条道路》《开放时代》《方法》等书刊，不过，也有信息失误导致其反应过头的情况。当然，来书店询问禁书禁刊的，未必全是真正的读者，我就遇到过拿着禁书清单意欲“钓鱼执法”的主儿。

    有读者状若审查官，某日，那位老兄指着书店墙上周作人的照片，出离愤怒地质问：“这是个汉奸，你们书店为什么要挂他的肖像？他的书都应该烧了才好！”我们一时无语，只好笑着听他发牢骚……

    自然，也有印象深刻的。1999年北京图书订货会期间，某次闲聊，我提及：前一段戴大洪在《大河报》等媒体上发表的系列文章，汇编起来其实就是一本不错的书，以戴的水平和地位，此书绝对胜过记者们拼凑的《绝望的绿茵场》《中国足球俱乐部内幕》。不想，几个月后，这样的一本书（《与风车的搏斗——中国足球改革纵横谈》）就由河南大学出版社推出了。戴大洪原任河南建业足球俱乐部总经理，辞职后，面对中国足球界的黑幕，不平则鸣，而此书便是一本1998年中国足球大论战的备忘录。

    某日，戴大洪到三联书店买书，大发感慨：现在开书店是在做善事，没有什么利益。我们问他：足球能赚钱？他说：足球也赚不了钱，但是足球至少热闹！言外之意，开书店不但利润微薄，还寂寞。但显而易见，他并不满意热闹的足坛，连篇累牍地炮轰中国足协、揭露足坛黑幕，并且结集成书。他在为书店经理买的《与风车的搏斗——中国足球改革纵横谈》上如是题签：“没有书籍和足球的世界是不可想象的！”经理问戴：如果中国足协的人看了此书，会作如何感想？戴云：这个你得问他们去！

    在《与风车的搏斗——中国足球改革纵横谈》的后记里，止庵称戴为“悲观的理想主义者”，而其书名，也让人联想到挥舞长矛不自量力的堂·吉诃德，显得悲壮不已。数年后，就任河南建业足球俱乐部董事长的张宇，在谈及戴大洪时，认同其为“殉道者”的看法，不过又说，戴大洪当年太热衷于去争一个是非了，足球是不能说理的，他成天就只想到说理，将建业引向了一个歧途——俱乐部是一个企业，老戴的这种行事方式，显得自私了，将企业行为变成了个人行为。此后又数年，中国足坛掀起“打假扫黑”风暴，一批足协高官纷纷落马，有人回望往事，不禁念叨戴大洪的名字和作为……

    而此时，戴大洪已远离热闹的足坛。从本质上讲，戴是一个纯粹的读书人，这一点让多年的好友止庵深为折服。止庵在《师友之间》提及，当年他和戴打算自己编一部《二十世纪外国文学家辞典》，“已分别写出若干条目，但是规模太大，无力完成，遂改为编纂《二十世纪外国文学家台历》，挑选了三百六十五位作家，依生卒时间分别系于一年各日，每则约四百字，印在台历的一面上，大概不多不少。其中我只写了一小部分，所以应该算是他的著述。联系过几家出版社，都说有兴趣，但终于没能出版。”多年以后，止庵与戴大洪合作校注了周作人的《近代欧洲文学史》（团结出版社2007年7月1版1印，定价36元），可谓再续前缘。最近，戴大洪翻译了《第三共和国的崩溃》（[美]夏伊勒著，新星出版社2010年1月1版1印，定价98元），据说此举便是缘自止庵的建议。戴大洪的“回归”，是读书人的福气。

    在万千读者里，不乏有着浓重三联情结的人，有的以至于更进一步，和我一样，由读者而成为书店的一员。经理是个过来人，每每此时，总要先浇点儿凉水，让其这份情感降温、稀释一下——如果没有这个缓冲，当诗意的想象遭遇琐碎的事物与缺憾的现实，受伤是在所难免的。但毫无疑问，对于书店来说，拥有忠诚的读者总是幸事，那是自身生存与发展的基本保证。2000年初，为迎接十年店庆，郑州三联书店举办了“我看三联”征文活动。河南建设集团冯长建的应征文章《品尝生活真味，读出社会新知》，便表达了这类读者的心声，摘录几句，挽结此文：

    “就像我们的一日三餐，懒惰和现代节奏使我们早上匆匆喝一杯牛奶或在肮脏的地摊上吃两根油条再来碗什么汤之类的，中午一个盒饭或者冲泡一碗方便面，这都是敷衍和应付我们自己的胃。然后到晚上，结束一天繁忙的工作，回到钢筋丛林的都市兽笼里，步履安详，心境柔和地熬一锅香喷喷的米粥，再讲究地炒上两个小菜，放足各色的调料，然后细细品尝，慢慢回味。我们需要的就是这样的晚餐，如果说我们吃早饭和午饭是为了活着，那么我们活着是不是为了这顿丰富祥和的晚餐呢？三联为我们提供的就是这样的文化晚餐。文化不是即冲即食的方便面，它需要长时间的积累和沉淀——米粥熬得时间越长，它的香味就越浓郁。夏天我们喝24小时加工出来的啤酒，那是为了解渴；冬天我们要喝陈年老窖，那是为了取暖。三联对我来说就是一锅熬了好久的米粥，一瓶放了多年的好酒，给我营养，给我热量。”

4. 作者碎影

    出入书店的读者里，有不少还是作者，他们的书就在书店陈列待嫁呢。之所以不称其为“作家”，惟因这名号外延太小。2000年初，在即将迎来十岁生日之际，郑州三联书店聘请了六位作者为顾问。在这六个人中，孙荪、何向阳以散文与评论见长，王大海、刘思、朱根发则专于杂文，而张宝明对“五四”的研究是别开生面。“作家”对于他们，实在是过于轻浅和浮华了。

    当然，聘请他们为顾问，不仅仅是缘于其专业上的成就和社会影响力，更是对他们长期以不同方式支持书店的答谢。单说 孙荪先生，在书店成立之初，买书之外，他还自发作文《郑州，有一家三联书店》，发表于19900803《郑州晚报》，向读者推介郑州三联书店。受聘为顾问后，他又写了一篇《学人需要三联书店》，字里行间满是殷切期盼，且抄两句：“书籍既是文化，也是商品。一定要有一系列适宜于读者又适宜于市场的操作，建好一座又一座联系读者的桥梁，形成一套又一套吸引并拴住买书者的机制，在书籍市场的竞争中，才能不败，进而取胜。这就要靠书店切切实实的努力了。”

    说起来，书店的聘礼实在寒酸，不过是一本《东方学》一本《己卯五说》而已。我经办了此事，得以和他们深入交往。仍说孙荪先生，当他看了最新一期手抄报《我》，如此评论：“办个三五期没什么了不起的，你要办它个三五十期就了不得了！这要靠一个‘韧’字……”有了他的勉励，我不敢懈怠，就手抄报来讲，创办十五年，已出五十八期矣！铭记他们的言语之外，我还珍存着他们的赠物，比如签名书，比如明信片。王大海先生曾寄给我一叶明信片，上面写着：“你的贺卡很美丽，而更美丽的是友谊。谢谢。祝阅读愉快！”此前，我给他寄了张吕吉人水乡国画明信片，仿其心情写了句“几回回梦里回水乡”——在某文中，我得知其故里是水乡苏州，方有此言。

    对于来往于书店的作者，若没有打过交道，我肯定是毫无印象的。某日，一位老者来书店，询问书架上《商代地理概论》的销售情况，我们不明所以，实话奉告：不好卖。老者摇头叹息，告退。后来得知，老者乃《商代地理概论》的作者郑杰祥，就职于河南省社科院，而此书是他放在三联书店代销的——我们的回答肯定伤了他的心。书店时常会接手代销作者自费出版的书，而那些书的销售态势，十之八九如同蜗行，我们店员也是爱莫能助啊。有时也会想些办法，比如将包括代销书在内的滞销书集中打折销售，但经理看到后，连忙从中挑出代销书，说是让作者瞧见了不好，云云。

    然而，书店的空间毕竟是有限的，每隔一段时间，我们就会清理书架，把滞销书退回仓库。属于出版商发行的品种，随即踏上返程的列车，而那些代销书，如果作者不及时取走，限于当时的保管条件，便难逃鼠咬雨浸灰袭的遭遇。或许正是当年见多了代销书的冷遇，所以我对自费出书心生畏惧，出版散文集的计划是一推再推。相对于代销书作者的窘境，便是名家的风光。在众多出版商的邀约下，名家疲于应付之余，另辟蹊径，重复编选，这本选ABC，那本选BCD，再一本就选ADE了。面对此举，我相信，除了痴心的读者胸怀苦楚，那些代销书的作者也会黯然神伤的。

    接触代销书作者的一个结果是，我因此受赠了不少签名书。那些书我都会过目，感兴趣的，就认真读下去，反之，就让它睡大觉了。且说2000年底，一个叫黄海平的作者，带着自己的《佚人手记》，找到时任郑州三联采购总监的我，恳请书店代销。说起来，《佚人手记》并非是一本独立的书，它和另外两人的作品共同组成了这本《莽原》2000年的增刊。黄当时是康佳电子河南区销售经理，虽在商界，文学梦不曾泯灭，这部跨文体写作的长篇发表后，换来的是若干本杂志。代销书我经手太多了，大多赖在书架上不肯动，所以对它没有好感，就不温不火地接下了事。闲时，翻看他送我的《佚人手记》，一部没有情节尽是原创诗歌和笔记架构的“小说”，几次都读不下去。他的语言很美，但一段一个意象，几段下来，心都乱了。不过，当我撞见下面这段时，不禁深受震撼：

    千山鸟飞绝
    万径人踪灭
    孤舟蓑笠翁
    独钓寒江雪

    本绝句《江雪》四行前四字即“千万孤独”。

    平实的文字，道出了浅显的事实，也营造了一种大境界。我甚至以为，黄海平是《江雪》作者柳宗元的异代知己。但是从总体来看，这部作品实验性太强，其销售前景实在是堪忧啊……

    的确，阅历多了，对一些事物难免有偏见，比如对代销书条件反射般的冷漠。话说有一天，河南省文联的张斌先生来电话，言及自己出了本书，叫《一岁等于一生》……听到这儿，我想起前两天《大河报》上曾发过此书研讨会纪要，就料想又有人要三联书店代销书了——代销难卖的书，唉！正想着要不要回绝呢，他又说了，自己从上海文艺出版社八折买了200本书，已经送出大半，这两天有不少人求购无门，最后电话打给了他——他想让三联书店先从自己那儿借走20本去卖，以便读者购阅此书，等进货了再还给他。也只有这样了，出版社给他的折扣太高，如果代销，这折扣我们是无法接受的。我问得张斌先生的地址，随后去他家取书，留下借条，并请他在一本《一岁等于一生》上题签——他说，自己实在是送不起了，那，就算是我买的吧。

    既然买下了，那就翻翻吧。“总有一天我会到他那儿去的，他却再也不会到我这儿来了。”《一岁等于一生》开篇这句话，定下了全书的基调，也让我不由得追读下去：刚刚来到人世的龙儿，患有先天性心脏残缺的绝症，这种病只能使他享有短暂的生命，而且还得经受病痛的不断折磨——十万分之一的概率落在了龙儿身上，给亲人以沉痛的打击，他们面临选择，要么放弃龙儿的生命以减少他的病痛，要么在他短暂人生中给予更多的亲情与爱护，最终，出于对生命的热爱，亲人选择了后者……目及困厄命运中家庭成员的心理状态和演变，我感同身受，禁不住流泪了。

    当即，我给张斌先生打电话，向他表述自己的心情。张斌说，他写的就是自己的经历。我的猜想得到了印证，同时对他及其家人肃然起敬。两个月后，我到张斌家还书，见到了张梦华（书中“书念”的原型），和她聊了会儿。从她口中得知，生活又往前发展了，“竹子”又生了个小男孩，现在已经一岁半了……我似乎很想知道这一点，但知道了又有种异样的感觉，似乎破坏了我读书时的情绪，竟莫名生出伤感来——在此之前，得知周国平也有了另一个“妞妞”，我也是这种感受。回到住处，心绪难平，提笔作文《爱在生命中》。此文是《一岁等于一生》的读后感，也是我第一篇真正意义上的书评，随后发表于19990803《河南新闻出版报》。

    后来，我离开了书店，也疏远了作者。但毫无疑问，与作者交往曾经是我工作的一部分，我不可能就此淡忘他们，反而会在日后的生活中，默默地关注其最新的动向，伴以喜忧歌哭：

    继《一岁等于一生》之后，张斌又创作出版了长篇小说《你要小心》；

    2001年8月8日，王大海先生去世；

    大概是不甘于《佚人手记》屈居《莽原》的增刊，几年后，黄海平又为其推出了单行本，而他也跳槽成功，倾心于励志教育、人文营销的事业……

5. 同事素描

    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郑州三联书店成立以来，在这儿历练过的人不计其数，我想，那大约会比现有的店员还要多吧。曾经三联的我，与不少人同行共处五年，我们因缘得以际会并且相互敲打着成长，又因成长漂离不同的方向。偶尔在媒体上撞见昔日同事的名字，总是让我梦回书店，唏嘘不已。

    话说某日，闲翻2010年第2期《天涯》，发现了曾子炳的《我们能像动物一样思考吗？》，我顿时心生敬意：多年未见，雄鹰终展翅矣！想当初，作为大学毕业生，曾子炳在书店仓库理货，由于性格孤傲，极不合群。背地里，有同事口出轻薄之言：大学生又怎样，还不是和我们一样打包搬书？那时候书店招聘员工，学历要求是高中以上，当然，现实中“以上”的寥寥无几。曾子炳在工作之余，潜心考研，却屡试未中。结果出来那几天，同事关系最为微妙，大家各怀心思，近乎尴尬地相处。

    那时，我也很少有可以深入探讨问题的朋友，对善于思考追求上进的曾子炳颇有好感，多次交流，自己是受益匪浅。且说某日，已任店长的我约曾子炳来门市一叙。他看了我写的《人文精神失落了吗？》，认为我对“人文精神”理解太浅，又说，前几年人文精神失落与否的论争，潜在的指向是知识分子与政方的关系，知识分子大半已丧失了独立的精神和自由的思想——我豁然开朗：《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之所以热销，原来有这么个背景啊！

    后来，曾子炳先于我离开书店，从此再也没有见过面。作此文时，特意上网搜索了一下，得知他其后成为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2000级研究生，涉猎甚广，成果颇丰。曾子炳远离了书业，走上了另一条路，而很多同事即便出走郑州三联书店，却仍在行内，或另立门户，或谋职于其他书店。比如李义。

    我和李义是黄河科技大学的同学，又先后加盟郑州三联书店，成为同事。涉世之初的那几年里，我们住在一块儿，同甘共苦。前期由于收入不高，加上押金、工装等方面的支出很多，我俩不时东挪西借，对付着过日子。有一段时间，清晨一杯白开水、晚上两个豆沙包就是我俩的伙食，中午么，那得各自找同学蹭饭去。每每回想那段时光，我总是心酸不已，只想穿越时空，借给“那个人”一点钱，好让他生活得更舒服更有尊严一点。

    虽然一时困窘，我却没有想过向家人求援。进入社会后，我期望从家人那儿得到的支持，纯属精神领域的。那时我和老爸通信极为频繁，平均半月一个来回，经由老爸的疏导，我走出了一个又一个雾雪的心情。进入书店，在仓库不过月余，我就被调往天然商厦支店负责营业，又月余，我得知自己将会去马上开业的紫荆山百货大楼支店任店长，便膨胀起来，心浮气躁，告知老爸这个消息后，换来他的“野虎登山”之说：“你属虎，虎登‘山’，纯属‘天然’！在万替时你来信总写上‘东关虎屯’字样，我就有点不喜欢，虎是兽中王，但被关起来，在公园里就只能供游人观赏，一只老虎的价值远非如此！”“万替”是我之前就业的公司，其注册地是个唤作“东关虎屯”的都市村庄。后来，我并没有被安排“登山”，“踏空”之后，自己好长时间缓不过劲儿；再后来，李义在仓库做了近两个月后，前往紫荆山百货大楼支店就职，又让我心理失衡了多日——当然，这些都是和同事李义没有什么关系的。

    正所谓“失之东隅，收之桑榆”，我年中“登山”未果，岁尾却意外地得到了去郑州三联书店农业路门市这个“开山店”的机会，在这儿，我找到了自己的“另一半”，怎不让人感叹？在农业路门市，由于我要住店值夜班，自此后，便和李义“分居”。我和李义在书店“比学赶帮超”成长为骨干的经历，似乎没有必要在这里铺排，倒是有两件与李义有关的趣事值得一记——

    《我认识的鬼子兵》是1997年底的畅销书，某日，某读者来电询问书店是否还有此书，又说，除了没装固定电话的郑百支店，她问了一圈郑州三联书店各连锁店，均告售罄。我便告知其郑百支店店长李义的传呼号……传呼连响，李义忙检索内容，却见：“某某某小姐问你那儿是否有她所认识的鬼子兵？”

    有一段时间，经理见店面库存偏大，究其原因，乃是仓库配货者不懂书及观念不对路所致，于是要求配书看店况，减量供应。话说华夏出版社来郑参加一次订货会，每种各一本的样书用过之后懒得带走，五折处理给了郑州三联书店。随后，这批书配给了各个店面。后来我到太康路支店闲逛，店长李义说：“现在说减量仓库真的就不敢配书了，前几天来的好多书都是一本！”

    几年后，李义携家带口，远赴福建发展，仍从事书店工作。他在给别人打工数载之后，又脱身创业，在福州图书销售圈内立足。每次订货会，我们总是约着碰头，而平常也多有联络，互通信息交换看法，延续着情谊。更多的书店同事和我则少有联系，彼此成为生命中匆匆的过客。我常常设想，他日再会，我们必定亲切熟络如初的。然而，有的同事却是今生再难相见了，每念及此，自己不禁黯然神伤。比如訾向彤。

    訾向彤有别于一般的同事，那时，他是郑州三联书店的“名誉店员”，在本职之外，不计报酬地热心于书店的事业。在我对郑州三联书店的第一印象里，最突出的是镶着镜框的学人照片，而那就是喜欢摄影的訾向彤翻拍冲洗的。由于家在河南农业大学家属院，距离农业路门市很近，他经常到店里来作检查指导。说实在话，工作在訾向彤的阴影下，有时候我会感觉很不舒服，甚至生出厌恶感。对没有兴趣的书不了解，复本上架不及时，卫生打扫不认真，等等等等，都会被他训教，我一度找不到自信。实践证明，他都是对的，他鞭打我的懒惰和无知，应是爱之深责之切吧。这让我在很长一段时间，形成了一个习惯：做某件事时，我会想想如果他见了，会是什么态度。有一天，由于新书来得太多，我将一套现代作家译著，从中国现当代作家作品专架移至外国文学架上。不久，他来店里，转了一圈，发现了这个变化，问我是谁的主意。我忐忑不安，说出了原因和自己的理解。他竖起了大拇指，同时也竖起了我的信心。

    后来，我由店面来到办公室，从事采购工作。訾向彤有时也会参与其中，比如和我们同去北京参加图书订货会。一次订货会间隙，我们闲游大栅栏，他问我：“出来也不给小牛买个东西回去？”牛桂玲也是郑州三联书店的店员，我曾经的部下，现在的爱人。于是，我问得小牛的鞋码，准备在内联升鞋店为她买双鞋。内联升鞋店不仅仅卖内联升牌的鞋，而其他牌子的鞋价钱略低，选购时，我一时拿不准该买哪种。訾向彤说：“这就好比郑州三联书店，卖三联书店的书，也卖其他出版社的书，我不敢保证其他出版社的书都很好，但三联书店出版的书总是不错的！”因为他的话，我下定决心，为小牛选了一双内联升牌的皮鞋。
再后来，书店进了不少新人，訾向彤渐渐淡出了书店，也远离了我的视野。我对书店的变化无所适从，最终也作别了郑州三联书店。一晃将近十年过去，我再没有见过訾向彤，只是偶尔从朋友那儿听到他的动向：他结婚了，他有儿子了，他……走了。从弛安那里得知这个消息，我颇为诧异，訾向彤才不过38岁啊——原来是肝癌带走了他年轻的生命。“相见亦无事，不来常思君。”弛安说，前一段还和俊鹏提起，很久没见訾向彤了，回头找时间聚聚呢。我说，如果訾向彤是位名人，记者一定会写，他的离世，象征了一个时代的结束……

    我至今还保留着一幅訾向彤翻拍冲洗的弘一大师的照片，再次取出观看，不禁“悲欣交集”。梁文道在悼念罗志华的文章中说：“过了两天，和朋友谈起你的事，我认真地对他说：‘无事常相见’。原来我们这么快就走到这个年纪了。”是啊，原来我们这么快就走到这个年纪了。

6. 盗版书一瞥

    出版业有主渠道与二渠道之分，在出版口，主渠道是国有出版社，二渠道是民营图书公司，在销售口，主渠道是新华书店和外文书店，二渠道是大大小小的民营书店。当然，市场是复杂的，此二分难以涵盖多元的业态。比如盗版商和专营盗版书的书店、摊点，无论在出版口还是在销售口，自非主渠道，然而要将其归入二渠道，经营正版书的民营书商是不会答应的。但不可否认的是，盗版书拥有着庞大的市场，那么，其当属于“三渠道”了？深受其害的从业者私下闲聊，并不愿抬举其为“三渠道”，不过无奈于其存在，戏命之为“二点五渠道”。

    盗版书可谓“古已有之，于今为烈”，屡禁不止的根本原因，乃是其中有“黄金屋”。盗版的方式无非两种，一为直接扫描原书，一为另行录入编排。为节约成本，大部分盗版商选用的纸张油墨不佳，也不愿费精力编校，所以盗版书多印制粗糙，错别字也不少。盗版商多盯着时下热点，不过也有另辟蹊径者，对工具书和名著下手。盗版书的批发商相对集中，或隐蔽或堂而皇之，在城市立足。其零售商则无孔不入，或固定或流动，遍布城乡。盗版书售价很低，比照其定价，读者自可判断其来路，以作取舍。

    也有无良的销售商，经营正版书的同时，将印制还算过得去的盗版书杂陈其间，按正常价格出售，引得读者无意间上钩。我在中学时买的《围城》，就是这种情况。其时，“盗版书”对我来说还是一个冷词，毫无概念，翻阅着错字连篇的《围城》，如鲠在喉如沙在口，对出版业失望至极。后来，我由县城来到省会求学，在又一次误买了盗版的《傅雷家书》后，正怀疑人生之际，经人点化，方知世上竟还有这种勾当。此后再买书，我就留意了，必仔细翻阅以作定夺，再无失手。试举一例。1994年10月18日，面对精装和平装的《文化苦旅》，身为穷学生的我一时作难，对比两种版本，似乎前者印制更好，虽说贵了两块钱，最终还是挑选了精装本（余秋雨著，上海知识出版社1994年9月1版6印，定价14元）。其后我才得知，那时出版社只推出了精装版的《文化苦旅》，平装的是盗版书，自己便庆幸不已。

    进入书业，我本想着可以远离盗版书，但不久就发现，自己在工作中实在是绕不开盗版书的话题。有读者的口吻满是狐疑：“你们店里的书都是正版书么？”这位肯定被“蛇”咬过；有读者十分不解：“你们书店为什么不打折？人家别的地方都卖三五块钱一本呢！”这位要么是真傻，要么就是在装傻；有读者带着一本可疑的书，请我们加盖书店的销售印戳，说是学校让学生往图书馆捐新书，要求来源正规——这，我们就爱莫能助了；有读者拿来一份书单，询问书店是否有货，得到否定的回答后，亮明自己的身份，原来是新闻出版局扫黄打非人员，来书市查禁书单所列的非法出版物的——多年以后我才明白，他这架势乃是“钓鱼执法”……

    我一直疑心相关部门是在“选择性执法”，即便是有所选择，也是一阵风而已。他那张书单上的书，均为港版的“敏感词”们的传记，自然，在大陆流通的，肯定是盗版书。这是盗版商的一个“保留曲目”，不过，也许他们晓得了管理部门的脾气，那些书是不便碰的，为避其锋芒，即使有心“传播港台文化”，也多选择文艺书了。恰如储安平所言：“在中国人民的行为及一般生活中，凡涉及政治的，处处受到限制；只要与‘政治’无关，极尽自由。”那几年，刘墉的《杀手正传》、李敖的《李敖快意恩仇录》、余秋雨的《山居笔记》、比尔·盖茨的《数位神经系统》（即《未来时速》）等书，在大陆都是盗版书先行上市的，而其原本即来自港台——此举让余秋雨连叹正本的可怜。对了，还有高行健的《灵山》和《一个人的圣经》，由于不可能在大陆正式出版，也是盗版商的一时之选——好奇的我先后寻得，翻了翻，实在提不起兴趣，将其打入冷宫。

    还有一种情况，也让我百思不得其解。上面一纸通告，宣布某些正规出版物为禁书之后，底下的人是一通忙活，搞得书店鸡犬不宁，然而，他们却对那些书的盗版放任自流，不管不问——就像看着路人围殴犯罪嫌疑人，在一旁幸灾乐祸。贾平凹的《废都》、王跃文的《国画》、李佩甫的《羊的门》、章诒和的《往事并不如烟》等书，均有如是遭遇。读者看不到正版书，只得另做打算。不管是有意还是无心，管理者和盗版商成了合谋，十足吊诡。

    屁股决定脑袋。那时，我对盗版书是深恶痛绝的，不时现炒现卖，向读者指陈其利害：盗版商克隆出来的书，其成本仅限于印制运输环节，所以售价低廉，不过其侵犯了作者和出版商的利益，任由其发展，必将危及整个出版业，而买卖双方构成了交易市场，购盗版书和买孩子没什么区别，都是违法的，切不可助纣为虐，云云。离开书店后，我的心态平和了许多，闲逛已经名不副实的旧书市场，再见到买盗版书的人，自己甚至觉得，他们倒比不看书的人可爱呢。我有时也会驻足盗版书摊，了解一下其流变：有盗版商将手伸向了畅销的杂志，逐期翻印；有盗版商将自己的产品一一塑封，不给你鉴别的机会；有盗版商对原书进行了整理加工，比如将连环画合在一起，横16开的一页容纳了原书四到六页的内容——这当然失去了口袋书的便捷味道，不过也算是一种“创新”吧，颇受欢迎，可原来的出版社怎么就没有这么做呢？

    话说有一天，中学时的某位朋友来访，言及想在家乡开间书店，非要让我带着考察一下郑州的盗版书批发市场。几经打听，问清了方位，我们赶到了那个都市村庄。眼瞅着街面上三三两两或打牌或聊天的“闲人”，定是传说中的盗版书批发商，可询问了半天，人家都说这儿根本就没有卖书的。信息不可能有误啊。我一思量，坏了，我俩衣帽整齐，还都戴着眼镜，人家肯定心存戒备……正绝望呢，旁边终于有人憋不住了：“兄弟，要不要‘仿真版的书’？”

    从都市村庄回来，不知道为什么，我没有给执法部门打电话。

7. 偷书记

    如今想来，我的前世一定亏欠书的太多，以至于要用今生所有的时间来偿还。这话有点酸了，但仔细想想，可不是这样么：买了几十年的书，也卖了十几年的书——过去是在书店，现在是在杂志社，将来也应当距此不远；读了不少书，也喜欢写点东西，出了几本书——当然，水平一般，书也不好销；受赠过别人的书，也送给过别人自己的书；曾经偷书被人捉，也曾经在书店捉住过偷书的读者……

    就说偷书。孔乙己说，读书人的事儿，偷书只能叫窃书，而窃书不能算偷。其实是一样的，他不过是在掩饰自己的伤疤而已。

    我第一次偷书，是上初中时，在姑父那个村的图书室。其时，图书室瘫痪已久，村里的人要培育果蔬苗了，就会到那儿抽几本书，拿回来撕了用。姑父知道我爱看书，便指点我潜入图书室，拣几本书看。我翻腾了半天，却发现尽是些七十年代出版的书，政治味儿很浓，对自己来说，那些书仅仅是印了字的纸，近乎废纸，被村里人拿去培育果蔬苗，也算物尽其用了。挑来挑去，我只拿了几本《十万个为什么》，悻悻而去。

    到省城读大学后，课程很松，我和同学经常到学校旁边的省图书馆，翻会儿闲书，消磨时光。不知道从何时起，也不知道是谁先动手的，同学们纷纷从省图书馆偷书回来。大家还交流经验，说是最好穿着军大衣，塞几本书也不会让人怀疑，云云。偷书回来，是因太喜欢某些书，为看着方便？怕是不见得，因为，一而再再而三偷回来的书，都扔在床底下睡大觉呢。起初是追求一种刺激的感觉吧，后来不过是无聊而已，当这种刺激渐渐麻木，同学们也就罢手了。我没有参与这个游戏，只是在某一天，将同学们床底下的书拉出来，选了本《杜甫叙论》（朱东润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3月版），看得如痴如醉，并一直留存至今。呵呵，黄雀在后啊。

    不过，上大学时我也是偷过书的，还被捉住了——在新华书店，是 1994年1月9日，我清楚地记得那一天。快放寒假了，趁着星期天，我到街上转，想买两本书回家看。在恒大书店，我买了本《家》（巴金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7月版），意犹未尽，又转进附近的新华书店。各个书店的书大同小异，我巡视一圈，倒也没有什么值得买的，惟一看上的《早晨从中午开始——<平凡的世界>创作随笔》（路遥著，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3年5月版），我已经在《女友》上读过了，而且那么薄薄的一本，竟要3.30元呢，厚厚的《家》不过才6.95元啊——我心里有点不平衡，一个念头忽地闪过：不如把它偷走吧，塞到棉夹克里也不显眼，还可以省出一天的饭钱！孰料，在我行动时就被人家给盯上了，待到出了门，给抓了现行，人赃俱获。

    我毕竟心虚，居然没想起说“忘付款了”，只辩解一句“是在别的书店买的”，就被人家的“那怎么没有销售戳”压了下去。书店工作人员要我写份检查，并接受书价的十倍罚款，否则就要把我送到派出所，通知学校去领人——得，又不是什么好事儿，咱还是认罚吧。口袋里有五十多元钱，可那是回家的路费和放假之前十来天的生活费啊，我求着人家能不能少罚点儿，自然被“书店规定”给顶回来了——唉，本来想省一天饭钱，倒搭进去十天的！写了检查，交了罚款，我怯怯地问：是不是那本书就归我了？“你要是真喜欢，就把它买走！”去你妈的，我是真喜欢，可绝不在你们这儿买！

    耻辱啊，耻辱！回到学校，我心绪难平，在《家》的扉页写了一段话，挖苦自己，平时写点东西，喜欢附庸风雅，缀个笔名，可写检查时怎么用起本名了？名字是自己的，自己又不善待它，情何以堪？我发誓，今生再不用笔名发表东西，要用一辈子的努力为本名洗刷这个耻辱！

    真是造化弄人，两年后，我居然成了郑州三联书店的一员，开始为不断地丢书而劳神，不经意间还捉住过偷书的读者。

    书店开架售书后，图书破损乃至丢失在所难免，一般书店都有一个可以承受的折损额度，是营业额的千分之五，至于超出部分，就要店员分摊承担了。那时候还没有什么监视器、防盗磁条，只有靠店员用心了。对于偷书者的惩罚，似乎所有书店都有内部规定，都是书价十倍的罚款。有的书店为防患于未然，在店里张贴一些“偷一罚十”的纸条，委婉点儿的，有“请自重”、“请注意自己的行为”之类。我总以为那是虚张声势，把读者视为潜在的贼，给人的感觉不好。作为三联书店的分销机构，郑州三联书店自然是不会这么做的，奈何丢书不止，我们却毫无办法，一直想不通他们是怎么将书弄走的。交流了半天，我们认为，穿墙隐身是不可能的，他们能够得手，还是因为人的注意力有限。可一直见不到他们偷书的过程，却每每看到丢书的结果，让我们极为沮丧，不得不怀疑他们拥有超能力了。

    这个心结终于在有一天解开了。那天顾客挺多，有同学来访，我和他在收款台说话自是不合适，便让同事收款，我们立于顾客间交流。忽然，我瞄见某位读者从书架上抽出一本书，插进腰间皮带里，放下夹克遮住——不细看还真发现不了。好小子，终于撞到我的枪口上了！我的心跳猛然增速，脑子飞转：现在就指责他的举动，容易被他找了借口脱身，不如就等他出门吧——刹那间，我有点恍惚，是我在看人偷书，还是我在偷书呢？后来的事儿仿佛是几年前的翻版，只不过我的角色转换了而已。顺便提一下，那个年轻人所偷的书，是田雁宁的《无法悲伤》。

    有人偷书是为自己看的，而有人偷书纯粹为了变卖换钱，这当然要在得手后费点周折，而且卖不上价，于是，这类人再到书店，很容易在转移你的注意力之后，连偷带抢，直接下手营业款的。某日，恋人小牛当班，就遭遇了这种情况，小牛大喊“抓小偷”，起身连追几百米，最终是被他逃脱了。回来报告给领导，领导训示：怎么那么不注意呢，钱被抢走就算了，你还追出去，万一他被逼急了，伤了你可怎么办？我得知此事，从办公室匆匆赶到店面……小牛依偎在我怀里，痛哭失声，说：
“我想结婚……”

8. 书店姻缘

    某男嗜书，因初入社会，囊中羞涩，常至书店蹭书，每日阅数十页。始，临别，不忍折页标记，夹以白纸一条，然或为店员抽离，或为读者移位，续读难辨矣。无奈之余，再别时，更以字条，道实情，求高抬，果遂愿。一日，忽见字条上有人跟帖，表赞佩，话此书观感，乃知音之言也。男在其后致谢，留己通联，求面谈。数日后，某女来访……

    这是我早年臆想中的一桩书店姻缘，当然，其结局开放多元，未必完美。因缘书店成就的姻缘，有读者与读者、读者与店员、店员与店员三类，前两者我未曾得见，而后者，我正经历——书店生活虽渐行渐远，姻缘却越来越浓……

    那时我是书店的店长，有两个部下，爱人小牛是其中之一。起初，我对小牛并不特别在意，只是在开发票时，写到“收款者”是“牛”，“开票者”是“马”，不觉莞尔。过年放假，我和她分别几日，再见时，说过“新年好”之后，接下来，竟再也没有什么话了。由于当时我倾力于书店事务，无暇他顾，引来同事调笑：“小马在许多方面都挺勤快，就只有一点不勤快（我心忽的一紧）——在对待终身大事上不勤快！（哦，原来如此！）但也许暗地里特别勤快的！”

    暗地里，我只是在观察而已。当我觉得同样踏实勤快的小牛值得交往时，却又顾虑重重。闲翻王小波的《我的精神家园》，在李银河写的后记里，我读到了王李的恋爱轶事。王小波刚结识李银河时，某日问李：“你有朋友吗？”李如实相告：“尚无。”王又问：“你看我怎么样？”我不认为此乃虚构，也不认为这是王的“滑头”，谈恋爱也是需要技巧的。说心里话，原来我就曾想这么说这么做，可是看到这个故事以后，犹豫了——小牛应该也翻过此书，她不会认为我剽窃王小波的创意吧？如果她说自己有朋友了呢？即便万事顺遂，另一个部下会怎么看？经理会怎么想？你看，别人会说：“门市都成小马和小牛的夫妻店了！”问题是我和小牛仍然还只是普通的同事，而别人也没有这么说，我倒想到了，唉，提前预支的苦恼！那就先不和小牛提心思吧，但我又实在不甘心就这么错过她……

    后来，这个死结因为我由门市调到采购部而得以解开。新年在即，我买了一打邮局发行的有奖明信片，除了给外地亲友寄去祝福和思念，还有三张，我寄给了自己和门市的两位同事。在给小牛的明信片上，我写道：“许多年后，当牛桂玲回首往事的时候，最感欣慰的是，在自己二十一岁时结识了……”

    为写那一年的总结，我翻看自己的日记，有关小牛的记述不断跳出来，甚是扎眼，忽发奇想：将这些内容抄录下来，给小牛姑娘看！有些话是说不出来的，用文字表达也许更合适。我随即行动，成就洋洋五千余字，赶在寄给小牛的明信片送达之日，奉送给她。那时，郑州三联书店都是手工记录销售图书的，某日，我查看售书记录，见小牛将周国平的《爱与孤独》误记为《爱与狐独》，开玩笑地说：也对，也许爱都是“糊涂（狐独）”的吧——在“信”中，我便将自己在书店值夜班居住的六平米小屋，命名为“狐独斋”。不日，小牛回送了我一份“东西”，并说：“风雨人生路，你将是我心灵的归宿！”我心潮澎湃，说了声“谢谢”，本想上前与她握手，最终又没有这么做。小牛回送了我一封“信”，更是一颗滚烫的心！阅毕小牛的《我愿意在红地毯的那一端——等你（写给小马）》，幸福感遍布每个细胞：

    “许多年以后，当我回首往事的时候，最感欣慰的是，在二十一岁时结识了一个温柔的你（小老虎）！小马，我愿意靠近你，并肩和你走过漫漫风雨人生路，更希望你能从你的‘狐独斋’里走出来，因为：我愿意在红地毯的那一端——等你！你的小牛。”
   
    …………

    因缘书店成就的姻缘，日常的琐屑里，自然少不了书和书店，删繁就简，捡拾几片吧——

    当时，由于同在书店，我和小牛一起的休息时间很少，仅有的，也多是和她到不同的书店转，闲聊时，也是三句话不离本行，小牛不免有怨言：“谁和你谈恋爱了？我们在一块儿谈的都是工作！”话虽如此说，小牛接着便对人家的图书摆放、经营管理指手划脚，我乐得不行，取笑她：干脆，你到这儿做主管吧！

    我珍藏着一册《亚玛街》（花城出版社1986年6月1版1印，定价2.15元），扉页有小牛题签的“蓝英年”三字，以及我于19990419记述的絮语：“本书自郑州某书社半价购得，还未翻阅。得知本书译者蓝英年要来郑州‘越秀学术讲座’，便有意请其在书上签名留念，惜乎这几日在河南省第四届书市上忙活，不能亲往。爱人小牛得知后，大包大揽，说会托人帮我实现此愿。不料那人最终并未成行，我的愿望落了空。今特请大包大揽者——小牛爱人代签，以解心中一结！”

    话说某日，小牛要我帮她写“培训总结”，说是要写1500字——我一听就烦了，这种形式主义的东西出现，绝不是什么好事，还要求必须写1500字！便推脱，让她自己写。她说：“人家都说了，你守着个作家，这资源不利用能行？”呵呵，别说我不是个作家，就算是个作家，就是用来代人写“培训总结”的吗？我说：“你都接受培训了，总有一些感受，写出来不就得了，难道比生孩子还难？”她回应：“生孩子也是你给的嘛。你给我起个头！”得，我就给她写吧……

    同事书店的经历，让我们即便先后离开了那儿，也拥有许多共有的话题，可以不时回忆往昔，咀嚼人生。我们家的“公案”很多，且说说张爱玲与乔叶。很多年前，我先后给安达的张爱玲与修武的乔叶写信，后来，乔叶没有回复，而张爱玲却成了自己的好友——在交往的前期，生活带给我的迷茫和脆弱的时刻，一定程度上，是她这位过来人指点迷津，伴我安全度过的。近几年，乔叶来到河南省文学院后，致力于小说创作，成绩斐然，是那一拨青春美文作家里转型较为成功的一个。乔叶的中短篇小说，多被《小说月报》转载，引得小牛热捧追读。看过后，小牛爱向我推荐，每每此时，我总是托故婉拒。小牛见状，打趣道：“不就是人家当年没给你回信吗？”这话击中了我的要害，自己却不愿承认，转眼又说，没有回信，更多的是她的损失——乔叶文章写得再好，都与我无干，不像张爱玲，和我拥有互动的成长历程，在我某段人生里是一个秉烛者……

    十足的以自我为中心的论断，情浓理淡——写到这里，我都忍不住要笑自个儿了。

9. 邮购流水

    说到郑州三联书店的邮购工作，是绕不开《读书》的。

    在1991年第2期《读书》的“阁楼人语（编后絮语）”里，主编沈昌文先生写道：“本刊于读者服务工作，有志已久。目前可做的，……二是央请三联书店郑州分销店，帮助读者购买本刊评介的书刊。这一分销店为豫省书友主持，规模虽小，用心颇大，亟盼有关出版社和读者支持。（郑州分销店地址：郑州10707信箱，邮政编码：450002）”

    在1991年第4期《读书》的“阁楼人语（编后絮语）”里，主编沈昌文先生写道：“王（作进）先生信上说：‘在十二期末尾读到读者购书不易之苦恼。岂止一位，我等皆然。为购三联版《美国山川风物四记》等书，几次托在京同事找寻，不得如愿。今见有郑州分销店可托，不禁喜出望外，即打电话0371-332127。尽管回话此书售缺，但一位张姓工作人员十分客气地表示歉意后，要下了我的地址，表示以后一定要寄书目订单来。我忙不迭地谢谢，他却说还得谢谢您！所有这些，犹如寒冬里的暖流。’感谢郑州分销店我们未曾谋面的张先生，您的有条理的工作大大地弥补了我们的不足。”

    按现在的眼光看，文中有地址有电话，无疑是“广而告之”的范畴。不过，多年以后再读这些文字，还可以让人感受到读者、编者、书店经营者之间的温情。那个时代，人文社科书在基层新华书店几无立锥之地，而多数民营书店更是难觅其踪，读者饱受寻书之苦。《读书》刊载以书为中心的文章，编辑部面对求购所评介书刊的读者，限于人力，爱莫能助。郑州三联书店的全称是“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郑州分销店”，1989年下半年开始筹备，1990年4月正式营业。这是三联书店自1986年恢复独立建制以后，在全国设立的第一家分销店，由时任三联书店总经理的沈昌文先生，和薛正强先生共同促成。郑州三联书店的设立，顺应时势，在服务中原学人之外，经由《读书》牵线搭桥，开展了邮购业务，以服务海内外读者。

    所谓“服务海内外读者”，并非虚言。从一开始，《读书》的作者和读者就不限于大陆，而海外读者购阅中文新书之难，一点也不亚于大陆的同胞。那时不少海外读者得书的渠道之一，便是通过郑州三联书店邮购。我加盟郑州三联书店较晚，不过也得见其事。海外读者汇款为美元，当然，我们通过银行取出来的，是已经换算过的人民币。在空邮和海邮两种方式里，海外读者多选择后者，即便如此，其费用也高于书款。记得其时海邮包裹到美国的任一城市，都需要一个月以上的。话说有一天，郑州三联书店收到了一封来自美国的信，读者吴道平先生在信中如是说：

    “从容女士/先生：您好！首先请原谅我用了这样奇怪的称呼。我难以判断您究竟是巾帼还是须眉，只得使用这种在美国通行的方法——大约也不合国情。感谢您的来信，昨天您寄来的书也收到了。读了您的来信，当时就有一种强烈的感觉：您办事非常认真负责，真正是一丝不苟。有这种精神，百事可做，无事不成。有这种精神，您就能得到大家的信赖。鲁迅曾经感慨中国人做事太不认真，而日本人却太认真，两者相遇，其胜负可知。假使国人无论做大事小事都能像您的服务一样，社会的现状总要比目前好一些吧？”

    “从容”并非具体的某个人名，只是郑州三联书店邮购部工作人员的代称。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自郑州三联书店开展邮购业务以来，林榕、张佳、陈娟、马旭、郑红惠、肖红、魏晓栋、范旭峰等人，先后从事此项工作，一直延续使用着“从容”这个名字。我猜测，“从容”是拆解“林榕”之名而来。细究之下，这些曾经的同事均为女性，如此说来，读者应使用“从容女士”的称呼为好，呵呵。

    起初，郑州三联书店只是“帮助读者购买《读书》评介的书刊”，后来，经过商议，作为必要的补充，由郑州三联书店提供评介之外的书目，每期《读书》刊登十种左右，以解读者之困。自然，书目的选择，尽在学术新著。这项工作原由经理亲自上马，后期由我接手完成。确定书目，除了其品位，还要考虑其存量——总不能到读者邮购时缺货吧，那就被动了。书目由经理过目后，我就要给《读书》编辑部发传真了。刚开始，郑州三联书店还没有配备传真机，我每次发传真，还得到附近的邮局——当时每页传真的价格是十元。

    在郑州三联书店成立之后，三联书店又和不同的机构合作，先后在杭州、济南、汕头、武汉等地设立分销店，以推广三联书店的品牌和图书。似乎为平衡各方的利益和情绪，在刊登郑州三联书店的邮购书目之外，《读书》也兼刊其他分销店的邮购书目，其中难免有不约而同的。不过，这种“好日子”并不长久，到了2000年，《读书》上的图书广告全部改为彩印，并开始收费，各地分销店也不再享受免费刊登邮购书目的“福利”。这个变动在我的意料之中，但在感情上却一时难以接受，我们似乎成了断线的风筝，和三联书店不再有什么联系了。唯一的广告通道一断，郑州三联书店的邮购量随之骤减，几近于无……

    邮购时代，渐渐远去。其时，放眼全国，经过业内人士的多年努力，各地纷纷涌现出了优秀的同仁书店，读者购书已不再是一件难事——在北京有万圣书园、三联韬奋图书中心，在上海有季风书园，在南京有先锋书店，在广州有学而优书店，在太原有尔雅书店，在长春有学人书店……谁还会舍近求远地去邮购呢？

    也有例外。2000年，在《南方周末》上“发现”刘亮程以后，感动之余，出于职业敏感，我立即联系新疆人民出版社发行员王鹰，紧急调来《一个人的村庄》（新疆人民出版社1998年4月1版1印，定价14元），而其销售势头也如我所愿地好。随后，我给《南方周末》写信，记述此事。我的信（附地址）刊发不久，先后引来广西北海何开典、贵州贵阳牟晓顺等读者汇款邮购《一个人的村庄》。说实在的，当时我内心充满“吾道不孤”的温暖，以及及时的采购、宣传带来的成就感——虽然是微不足道的。有同事对负责邮购的“从容”戏言：“应该给小马提成，近期光《一个人的村庄》就邮购了三本，都是缘于小马的介绍！”
我笑笑，而已。

10. 排行那个榜

    销售排行榜是市场经济的产物，它是阶段性的回顾，更是指向未来的导引。就内地书业来说，排行榜无疑引自港台唱片业。排行榜基于图书的销售成绩，但是从一开始，排行榜就并非销售实情的完全反映，出版商花钱买名次就不说了，编制排行榜的书店也会因某种考虑，对其作出调整。

    虽然喜欢读书，可是自己刚刚进入书业时，依然惶惑不已。就说排行榜吧，在我的概念里，“畅销书”是时下卖得较火的书，那么，“畅销书排行榜”自然也就是这类书的依序排列了——可现实却轻轻地给这个结论画了个问号。某日，中央电视台“读书时间”栏目的马宁来电话，要郑州三联书店提供销售排行榜。其时书店还没有上电脑，销售都是手工记录的，我扒拉了半天，按销售情况列了个榜单，报给经理。不料，这榜单却被他否决了大半：《中国人》、《石评梅散文》太老，《宋词三百首》（海南版）难登大雅之堂，《求真意志》过于高深……没办法，我更换了一些大众化高品位的新书，重排了一个，不过，这个应该叫作“新书推荐榜”才是啊。

    其后不久，书店实行了微机管理，再统计图书的进销存就方便了。我也渐渐认同了经理的思路，想想看，如果排行榜上尽是些《新华字典》、《现代汉语词典》之类，又有什么意义呢？后来，我出任书店企划部总监，专门负责宣传事宜。那时，我和身边的报纸杂志电台电视台联系密切，选送新书撰写书评之外，必不可少的，还有提供销售排行榜。排行榜是对书评的补充，点面结合，全方位展示了书业的风景。

    就排行榜来说，值得一提的是与《城市早报》“读书”版的合作。其编辑王驰起初的想法，是将郑州三联书店的排行榜与京沪民营学术书店的并列，以映照各地读者的阅读趣味。不过，大概是限于版面，她最终决定只刊登“郑州图书销售排行榜”（注明“郑州三联书店提供”），并约请我作简评。点评排行榜，我原本想以专栏的形式出现，拟名“马说排行”，但被王驰否决了，只是在文字后注明“特约点评：马国兴”。这个系列每周发布一次，前后共计16次。每次都是我写好后，连同排行榜一同传真给她，如果不及时完成，人家的报纸都有可能开天窗的。这是一个痛苦的差事，因为榜单有时变化不大，我不得不想方设法从不同角度说话，往往有语尽词穷之感。我说的是郑州的图书市场，或许从中也可以看出当时全国的基本情况吧。

    2000年，大众的读书偏好是什么呢？在信息化的时代里，一本书销售成绩的好坏，除了自身的品质，还要由媒体散布信息的多少而定。刚进入新千年，就传来了台湾作家李敖因《北京法源寺》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的消息，大小报刊是一番热议，相应地，李敖的旧作《北京法源寺》再版后，许多读者争睹其庐山真面目，立即引发销售热潮；上一年，王朔借《看上去很美》复出文坛，其后批鲁迅评金庸骂白岩松，争议不断，这一年他的随笔集《无知者无畏》几经周折终得出版，引领一时阅读风尚；“70后作家”里，最惹眼的是“美女作家”卫慧和棉棉，两人互相指责对方抄袭了自己的作品，让人雾里看花，惟一可以看清的是，卫慧的《上海宝贝》和棉棉的《糖》先后上榜，不过，“70后作家”立足未稳，不久，韩寒携《三重门》横空出世，宣告“80后作家”从此登上历史舞台；影视与图书互动由来已久，屡试不爽，这一年，受益的图书有《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大明宫词》、《人间四月天》、《永不瞑目》等等；这一年春节后股市的攀升，带动了投资类图书的销售，《股市操练大全》、《短线是银》、《炒股就这几招》、《股往金来》等书随股市浮浮沉沉，这类书大都成系列，和文学书一样，也造就了一些畅销书作家和响当当的品牌，比如“李几招”、“唐短线”……

    十年之后再看我的文字，恍如隔世。“都是浮云！都是垃圾！”老六的口头禅可以为它定性，而曾出现在排行榜上的那些图书，大都距此不远。离开书店后，我恢复了纯粹的读者心态，原来为写点评文字而要熟悉的那类书，如今再也不愿去碰了。每每翻阅《出版人》，撞见北京开卷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汇总的排行榜及其点评，我总是会心一笑。再过十年，谁还会看《中国不高兴》、《小时代》、《求医不如求己》、《杜拉拉升职记》？

    “什么书好卖就卖什么，无可非议。什么书好卖就读什么书，愚不可及。”止庵的话有点“狠”，不过确属忠言，转引于此，与排行榜外的读者共勉：“大概这是我们一以贯之的读书态度罢，尚未脱出来某篇曾经鼎鼎有名的文章里所说的‘要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在用字上狠下工夫’。出版界面对的是现在的读者，读者面对的却不只是现在的出版界——他不一定非读新书不可，迄今为止出版的书，只要能找到的，都在可读之列。真正读书的人，什么书好才读什么书，并非什么书新才读什么书。”

11. 所谓书评

    作为一名老编辑，石湾先生见识了太多文坛和书业的怪象，一一作文记之，立此存照。阅毕其《昨夜群星灿烂——石湾编辑漫记》（作家出版社2005年1月1版1印，定价23元），我印象最深的，乃是剧评的“早产”：“你以为还是从前那样，一出新戏出来，报刊编辑主动到戏剧研究部门约人写评论呀？老皇历早不顶事啦！如今是新戏出来之前，剧团就来请你看戏、写鼓吹文章。文章写好之后，交给剧团，至于安排在哪家报刊上发表，那是剧团的事……”

    其实，这种雇人作评之风早已袭及书业，成为许多出版商宣传策划的一个“固定动作”。记得在书店时，阿来的《尘埃落定》还未出版，我们就收到了人民文学出版社寄来的几篇书评，其后附有评论家的联系方式，言及发表后请寄样报样刊，云云。这些书评自然不只是让我们看看而已，其意更在让我们推荐给本地媒体发表，为图书造势。我猜测，评论家已由出版社“润笔”，而随着书评的遍地开花，样报样刊飞去的同时，稿费也是少不了的。呵呵，这是一件多赢的事儿。几年以后，受朋友之托，我也友情炮制过一篇这样的书评，当时那本《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尚在运作中，自己仅凭目录和序言，勉力而就《纸上的行旅》——如今想来，汗颜不已。

    说起来，我在书店时写的书评，其性质大多与此类似。起初，郑州三联书店没有人专门负责宣传，我由店面到采购部以后，自觉担起了这项任务。我喜欢这个工作，它能让我将爱好融入其中，比如写书评，就让自己在亲情友情的题材之外，开拓了另一个疆域。在那之前，我读书很少记述观感，多是在“文摘卡”上抄几句妙语，以证“到此一游”。转引几句吧：“有时候，我们以为自己厌恶恭维，实际上，我们只是讨厌恭维的方式而已。”（郑辛遥《智慧快餐》）“拒绝赞扬出自一种想被人赞扬两次的欲望。”（[法]拉罗什福科《道德箴言录》）“幕后人物更需要舞台。”（马长山《思路花雨》）“我们每个人都拥有一段时间。在这段时间之内活着，叫一生。在这段时间之外活着，叫永恒。”（李钢《北窗漫画》）“如果你手里只有一把锤子，你会把面前的一切事物都当作钉子。”（[美]巴士卡里雅《爱和生活》）

    我写的第一篇书评，是评论《一岁等于一生》（老张斌著，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年3月1版1印，定价12元）的《爱在生命中》，发表于《河南新闻出版报》（19990803）。此文虽说写的稚嫩，但毕竟是有感而发，倾注了自己的心血。其后，由于书店与本地媒体的合作越来越多，我操刀拼盘了不少图书的推介文字，先后在相关媒体刊布，比如《大河报》、《城市早报》、《郑州晚报》、《质量时报》、《东方家庭报》等等，算是在省会媒体转了个遍。我都不好意思说自己写的是“书评”，只因其多浮光掠影，游离于书外，目的性功利性极强，明显都是些速朽的玩意儿。而所选图书，多为新近出版的大众化读物，比如《灵魂的出口》、《没有人知道你是一条狗》、《写食主义》之类。我那时思路还算开阔，推介图书并不限于“读书”版，也依次将书香引入“绿城消费”、“绿城休闲”、“绿城美食”、“康乐”等版面。

    人脉渐广，我时常接到非读书版编辑的约稿，勉为其难地参与一些话题讨论，写了一些相关文字：前天刚在“家天下”里“对亲子鉴定说不”，昨天又于“情感世界”中表明“舍才能得”，今天还得“电影院外看电影”……当然，我所拿手的生活随笔，写出来也不愁没有出路了。那段时间，我是忙得连轴转，刚刚应付完一个稿债，又有新书眼巴巴望着自己了。说实在的，疲于奔命不堪其累之余，我还是颇为自得的，感觉极好。在2000年里，我共计发表文章五十余篇（次），稿费收入一千余元，精神和物质上都得到了很大的满足——那时我的月工资不过才七百元。

    那些介绍图书的文字，实在浅薄，没有什么文学价值，不过，在写作的过程中，客观上锻炼了自己的文笔。检阅自己那时所谓的书评，拿得出手的，惟有《读张宇》一文，而这，缘于对作家张宇作品的深入研读，以及数次交往谈话的结果。我在告别书店工作以后，书仍然读着，“文摘卡”依然抄着，此外，还记着有话则长无话则短的读后感。偶尔，对刻骨铭心的图书，我也会写一篇像样点的书评，比如品评《查令十字街84号》的《寓言：事关远方》，比如品评《书海泛舟记》的《泛舟书海，凭吊流年》，比如品评《书店的灯光》的《不同的书店，一样的灯光》。吊诡的是，如今这些让我颇为自信的书评，在纸质媒体上却找不到出口了：报纸上大都砍去了“读书”版，仅有的也多被裹挟着利益的出版商所占领。

    所幸还有网络。如此，读后感或书评写出来后，我也懒得给纸质媒体投稿了，一一发于自己的博客、豆瓣、网络书店，权当自娱自乐了。当然，也有的引得网友热议，乃至被外地纸媒读书版的编辑看中，编发于相关报刊，满足了自己的虚荣心。曾在“典晶创艺”编辑《文化墙》的邱小石，对“自娱的快乐”有一番别样的见解，我深以为然，抄在这里：

    “崇尚自娱的快乐，自娱之余得到一些回应，也没有理由拒绝这样的内心满足。一些东西用一种物质的手段把它保留下来是有价值的，这种东西流转于这个世界的某一个角落，不知道会在哪个时间，让你突如其来地来一个幸福的喷嚏。正好，今天我取回了《TO SON》，美其名曰为儿子办的杂志，其实是自己内心活动的里程碑，因为我知道，即使百年后，不知道自己会呆在哪个未知或者还很孤独的角落，但依然会有幸降临幸福的喷嚏。”

12. 签售因果

    我的书店之路，是从仓库理货起步的。

    某日，面对一台板数百本的《疼痛与抚摸》，我颇为疑惑：这本书为什么进这么多呢？知情者说，书店本来有意请作者张宇来做签名售书的，不知道什么原因，没有成行，就压这儿了。那会儿是不兴退货的，不过好在之后细水长流，《疼痛与抚摸》慢慢给卖完了。当时我没有想到，几年后，自己在书店也会组织签售活动，而且找的对象还是张宇。

    十余年前的内地书业，读者俱乐部风起云涌，蔚为壮观。声势较大的，有外资的“贝塔斯曼”，民资的“席殊好书”，以及由全国33家人民出版社合组的“东方书林”。它们都与相关媒体紧密合作，推广这一新兴的购书读书形式，如“贝塔斯曼”在《读者》等畅销刊物上广而告之，“席殊好书”与《中华读书报》合办专刊，“东方书林”则是立足于《文汇读书周报》。它们都办有内部会员刊物，给予读者购书一定的优惠，通过邮购这种途径为读者服务。这三家都是1997年已成气候的，进入1998年，读者俱乐部又得到长足的发展，外研社、三联书店、商务印书馆等出版社纷纷涉足其中，“风入松”等书店紧随其后……

    其时，郑州三联书店也意欲追赶潮流，分切这一块蛋糕。起初，读者俱乐部拟名“黑眼睛”，计划与河南发行第一报《大河报》合办，不过最终没有谈成，而书店已是箭在弦上，便于1999年初独自成立了“新知书友俱乐部”。因为宣传不力，经由店面招募的会员，更多的是来往于书店的老读者，无助于邮购业务，而且，由于一时没有人用心组织活动，会员只是享受了不同程度的购书优惠而已。我们可谓骑虎难下，进退为难。读者俱乐部这个新生事物之于书店，如同鸡肋。

    而此时，商场里的支店也是问题不少。1999年5月，由于销售萎缩等原因，紫百支店和郑百支店先后撤店，图书和书架合并搬迁至新建立的太康路支店。太康路支店旁边就是 1999年2月12日开业的新华书店郑州购书中心，之所以与其比邻而居，主要就是试图错位经营借力发展。太康路支店是郑州三联书店传统门市的升级版，特意辟出空间设立咖啡屋，在其中放置读书类报纸和出版社的订单，如此，读者总算有了歇脚和交流的场所。但是，或许知者寥寥，太康路支店一时读者并不太多。

    为宣传太康路支店，也为更好地服务新知书友俱乐部会员，1999年底，郑州三联书店专门设立企划部，任命我为企划部总监。那时，我由理货到营业再到采购，在书店已历练多年，各个环节了然于胸，对于全新的企划工作，却也不由得茫然无从。刚开始，我在同事的协助下，为各个店面设计制作了展板，让“新书预告”“重点推荐”“销售排行”“广而告之”各得其所，又联系了省会媒体读书版编辑，或作书评推介新书，或提供销售排行榜并作点评——自然，是注明了郑州三联书店太康路支店的地址或电话的。经理对此并不满足，说我的企划部实际上只是“宣传部”，应该组织一些活动，云云。我也有心寻求突破，可不知从何处着手，一筹莫展。

    话说某一天，和朋友闲聊中得知，作家张宇创作了长篇小说《软弱》，已在2000年第3期《中国作家》上发表，即将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本地的《大河报》也将连载。听闻这个信息，我激动不已，脑海划过一个企划案：谈地区包发，做签名售书，发相关报道——郑州三联书店太康路支店不就名声在外了吗？

    我当即买了一本《中国作家》，通读了一遍张宇的《软弱》。张宇以郑州为小说背景，借警察与小偷的故事，对人性进行了深层次的思考和分析。“小说中也有一些‘作秀’的地方，譬如王海的父亲要卖盆景时，借机大侃盆景艺术的流派，王海到休闲山庄时，又借机大谈茶艺和茶文化，倒是有点粘上去故意作秀之嫌。”何镇邦对小说的评价我也有同感。另外，对小说中的性描写，我也难以接受，写得太实在了，也许小说中王师傅的话表达了张宇的心声吧：“我是得于实，也失于实。知道自己的短处，又改变不了自己。为什么呢？这就是书上说的局限了。因为玩什么东西开始是技术，入了道就和怎么做人接通了。我这个人为人太老实，所以我的作品到啥时候也不会飘逸和灵动起来。”然而，总体来看，《软弱》是一部好看的小说，卖点颇多，值得我一试身手！

    我给同事林桦谈了自己的设想，并请他“审阅”《软弱》。他一口气读完后，积极支持我去实施计划，并说：“郑州三联书店成立十年来，还没有做过一个漂亮活儿呢！”我坚定了信心，先是联系了张宇，他表示，愿意配合书店的任何活动，随后，我和经理沟通，请他务必和出版社敲定包销事宜……

    接下来的一段时间，我每天都跟打仗一般，又忙又累又兴奋：数次前往张宇家，确定签售细节，送去他购买的150本《软弱》（书店按进货折扣出售），作简短交流；在媒体上发布签售消息，安排专访和书摘事宜；通知新知书友俱乐部会员，请感兴趣的读者与作者互动；调动各条战线的同事，围绕此事服务……结果，张宇签名售书活动顺利举行，现场签售二百多本，增加了太康路支店的人气，还算成功吧。

    签售当晚，河南电视台都市频道报道了张宇签名售书的消息，其中有采访我的段落。在电视上看到我之后，家人十分骄傲，老爸特写信表示祝贺。遗憾的是，我原来梦想的在太康路支店举办《软弱》研讨会最终没有成行。其后，在时任河南省文学院院长的孙荪老师邀请下，我参与了在丰乐园度假村召开的“张宇长篇新作《软弱》对话会”，并作为书店代表发言。我的与会，被评论者解读为作家不再“小楼一统”闭门造车而是贴近市场与读者的标志。后来，郑州电视台“咱老百姓”节目组录制张宇与读者见面会，本想放在新华书店郑州购书中心，经张宇建议，移师太康路支店完成。再后来，经由阅读张宇的几本书，加上前后接触会谈，我将感受铺排成文，写了一篇近两千字的《读张宇》，这可谓我在那一年“书评”领域的代表之作，先后发表于《河南新闻出版报》《新华书目报·社科新书目》《河南商报》《热风》等报刊。

    那个签售活动，郑州三联书店并没有现金的支出，只是送了张宇以及媒体人一些书而已。事后，店里却作出了“得不偿失”的结论，所以接下来此类活动我就没有再做。在此谨记录当年组织、承办的其他一些活动：2000年4月6日，郑州幼师团委将第二课堂移至太康路支店，我们邀请了王大海、朱根发、饶丹华等作家，与同学们交流；2000年5月27日，“中州青年学人读书会”首期活动在太康路支店开展，与会学者有王中江、张宝明、刘怀玉、安继民、何向阳、水镜君、崔波等；2000年6月25日，在太康路支店，举办美籍华人、经济学博士李民骐演讲活动；2000年10月21日，在太康路支店，承办韩德强博士主题演讲《WTO带给中国的机遇与挑战》，由袁庾华主持。

    既然说签名售书，有一件趣事不得不提。我任店长时，某日，在店里翻书熟悉业务时，忽然发现某当代名人自传的扉页，签了传主的名字，明显不是印上去的，而是后写的，并且店里作者的其他几本书，有的签了有的又没签——我十分惊诧，开始还以为哪位店员搞恶作剧，询问一圈，排除了这种猜测。我苦思冥想了半天，试图还原它的“前世”：出版社请作者到某书店签名售书，调了很多书过来，但是捧场的读者不多，冷场可太难堪了，怎么办呢，忙找来社里编辑和书店店员充数，一一捧着本书排队签名；散场后，这些书被书店退回社里，发行部再将其发往其他书店。那些人可算是“书托”，我真担心作者热心地询问对方名字，非要题上款可如何是好，不过也许作者心知肚明，维护着虚假繁荣，“看透别说透，还是好朋友”，呵呵。

13. 书市春秋

    说的是图书订货会的事儿。

    我第一次参加的订货会，是1998年2月的北京图书订货会。其时，我刚刚由郑州三联书店门市调至业务部，以采购者的身份与会。劳累之外，更多的感受是惊奇：二渠道书商竟然是包下一个宾馆，在房间里交易的；仅凭一本打样的“假书”，二渠道书商居然能征收到很高的订数和大笔的现金；“西北三剑客”之一的靳小文细述“四大名著式的书店”，让我对书业心明眼亮起来……

    从北京回来，便收到了爸爸的家书。得知我赴京参加订货会，在信里，爸爸对我能参加“全国性的会议”表示祝贺！说实在的，在此之前，我没觉出自己有多么的荣幸，见了爸爸说的“全国性”三字，倒有种异样的感觉。后来回家，爸爸再次强调，哪怕是骡马会呢，全国性的都比地方性的要好，让人开拓眼界。呵呵，老爸所言非虚啊。

    在书业界，订货会颇多，除去地方性和专业性的，全国性综合性的订货会，一个是每年年初在北京举办的北京图书订货会，另一个是每年轮换承办城市的全国书市。单说全国书市。全国书市原来的全称是“全国图书订货会”，从第十七届开始更名为“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其举办时间长期漂移，或春或秋，也是从第十七届开始，固定在有着“世界读书日”（ 4月23日）的4月。历届全国书市具体的举办时间和承办城市为：第一届1980年10月北京、第二届1989年10月北京、第三届1990年8月上海、第四届1991年8月广州、第五届1992年10月成都、第六届1994年10月武汉、第七届1996年11月深圳、第八届1997年8月长春、第九届1998年10月西安、第十届1999年9月长沙、第十一届2000年10月南京、第十二届2001年9月昆明、第十三届2002年10月福州、第十四届2004年5月桂林、第十五届2005年5月天津、第十六届2006年6月乌鲁木齐、第十七届2007年4月重庆、第十八届2008年4月郑州、第十九届2009年4月济南、第二十届2010年4月成都。

    可以看出，全国书市是改革开放的产物。改革开放的另一个产物是二渠道书商，几乎从一开始，二渠道订货会与主渠道订货会便如影随形，而且先于主渠道订货会举办，从业者称之为“会前会”。虽说官方的“全国书市”专指在会展中心举办的主渠道订货会，可在从业者的概念里，“全国书市”却是两个渠道订货会的总和，不可分割单列的。在书店时，我先后参加了在长沙和南京举办的全国书市，就二渠道订货会而言，值得一提的是在长沙举办的第十届全国书市。那是我第一次独自参会，身上带着几万元现金，就为在订货会上订些新书——二渠道书商对于新户要求甚严，或付全额书款或交纳订金。在这次订货会上，民营书商晓白推出了《行走的祝勇》（三卷本，中国文联出版社1999年12月版），我十分看好这套书，并对其中一册《手心手背》里王焱的插图品头论足，引得一旁的祝勇十分讶异（知道王焱并喜欢其作品的人大约不多），加入谈话，并谈定经销事宜——我或许道出了知己之言，拉近了双方的距离，在祝勇的支持下，订这套书便没有付全额书款乃至交纳订金。

    二渠道订货会且按下不表，就说主渠道订货会。那时，订货会还比较原始，得一个个摊位去“抢”订单（晚了就没有了），然后呆在宾馆房间“闭门造车”（填订单）。订单一式两份，一份留存，一份递交出版社。当然，递交订单时，还需看看样书，必要时得修改一下订数。这时就体现出订货会的好处来了，看样订货总是能避免想当然而导致的失误。某次递交百花洲文艺出版社的订单时，我们顺手翻阅样书，发现王元化的《读黑格尔》是手稿影印版，连忙将订数减半——其后的销售果然并不理想，经此看样变数，我们免除了更多图书无谓的“火车旅行”。相对应的“教训”也有，且举两例。1997年，我们订了不少作家出版社的《邓小平》，不想却是罗高林的长诗，虽有邓公去世的背景，但依然走得很慢。还有一次，由于准备在书店设立音乐电影图书专柜，我们单独订了某出版社某套书中的《名家道乐》，谁料那只是汇集了文化名人说“乐（le）”的文章，意思不大——我们认“乐（le）” 为“乐（yue）”了。我想，如果看了样书，我们应该不会订这些书，至少也不会订那么多的。

    内地有五百多家出版社，当时和郑州三联书店有业务联系的，将近二百家。每次订货会归来，我们都是大包小包的，有自己买的地方特产和出版社赠送的笔记本名片夹之类，更多的是留存的订单。出版社的订单可不仅仅是几张纸，都是厚厚地，而且有的印装精美，完全不逊于正式出版的图书，即便一时和这家出版社没有业务联系，也让人舍不得丢掉。之前多人结伴出去还好说，每个人分担点，倒并不觉得是多么大的负累，但长沙那次订货会可把我累惨了，且不说二渠道订货会与主渠道订货会两头跑（二者有几天是重合的），单是将那些订单提回来就够我受的。正所谓“思路一变天地宽”，其后我们就不再死板了，会后将订单办理托运，返程便轻松了不少。

    从一开始，全国书市就不仅仅是一个订货会，这还是一个结识新朋会见旧友的盛会。初入书业，每每聚议，我更多的是倾听，并暗暗记下业务高手的经验之谈。且录几句：方玉说，做业务其实是做人，订货很简单，关键是要处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贵阳西西弗书店的蒋磊说，做业务最重要的是克服自己的心理障碍；上海季风书园的夏明昌说，做零售起家的做不好批发，反之亦然，虽然同为书业，但零售和批发是两种思维、两种经营方式，零售而批发或批发而零售，总会将原有的进货和经营思维带入新领域，从而走向误区。斗转星移，沧海桑田，虽然我与他们走上了不同的道路，但依然一见如故，话题始终绕不开书业，比如实体书店在网络时代的生存现状和转型可能，比如读者阅读兴趣的演变和出版物未来的形态……

    到杂志社做发行后，角色变了，但我仍是在书业过日子，仍是一次不落地参与全国书市，福州、桂林、天津、乌鲁木齐、重庆、郑州、济南、成都……一路走来，以年为经，以城市为纬，编织着人生的画卷。也还是先后参加二渠道与主渠道订货会，当然，由于杂志的销售网络已经成熟和完善，我参加全国书市，更多的是会见朋友交流讯息，以及展示宣传。成都的第二十届全国书市将二渠道与主渠道订货会合二为一，我以为是顺应时势之举。由于出版社和书店的关系渐渐稳定，订货和结算趋于日常化，全国书市的订货功能越来越弱，以至于有人提出废除全国书市的想法。这怕是不可能的，仅凭其能聚集十万左右的人，就会让各地政府争个不亦乐乎了。

    2011年4月，第二十一届全国书市，哈尔滨见吧！

14. 书店物语（二则）

    趣 闻

    都是跟同学兼同事李义有关的。

    《我认识的鬼子兵》是1997年底的畅销书，某日，某读者来电询问书店是否还有此书，又说，除了没装固定电话的郑百支店，她问了一圈郑州三联书店各连锁店，均告售罄。我便告知其郑百支店店长李义的传呼号……传呼连响，李义忙检索内容，却见：“某某某小姐问你那儿是否有她所认识的鬼子兵？”

    有一段时间，经理见店面库存偏大，究其原因，乃是仓库配货者不懂书及观念不对路所致，于是要求配书看店况，减量供应。话说华夏出版社来郑参加一次订货会，样书（每种各一本）用过之后懒得带走，五折处理给了郑州三联书店。随后，这批书配给了各个店面。后来我到店面，李义说：“现在说减量仓库真的就不敢配书了，前几天来的好多书都是一本！”

    后来，李义离开河南，远赴福建发展，仍从事书店工作。李义的老板在开书店的同时，还经营者某品牌鞋业。某日，春风文艺出版社发行员来访，问他原来是做什么的，他说是“做鞋”的，人家便问：“有什么代表作？”他一愣，说：“旅游鞋。”人家社里出过《高跟鞋》，一听还有叫《旅游鞋》的书，就说：“回头一定拜读拜读！”李义忙出面化解误会……

    老 鼠

    某年某月某日，沈昌文先生来郑视察，看到郑州三联书店（农业路门市）左边一家炸鸡店，右边一家火锅店，笑言：“这整个一三明治嘛！”

    这话别人听了，只当是一个笑话，至多感叹一番文化在这个时代的尴尬处境，而我，却是百味杂陈。就说鼠患。因为左右都是饮食店，老鼠便循之而来，在那儿饱餐，在书店休养，磨牙啃书、便溺污书，有时还张狂地蹿过我的头——我当时在书店值夜班，凌晨三四点之时，老鼠最为猖狂。我没心情也没能力打它们，学几声猫叫，也是无济于事，只得早起。这样，白天我就没有精气神了……

    我十分恼怒，想尽办法对付它们。刚开始我们曾投放鼠药，可是往往找不到它的尸体，却要忍受多日的腐臭味，后来改用粘鼠板。将粘鼠板置于老鼠出没处，效果极佳，每夜均有斩获，如是几日，睡觉时方可得一丝清净矣！某日，休假回来，打开抽屉，忽见里面有几个小肉团在吱吱地叫——我才走几天，大老鼠就把这儿当产房了！我一下子恶心不已。接着，我又发现大老鼠躲在另一个抽屉里，惜乎没有制伏它，让它逃走了。一气之下，我将尚未长毛的小家伙都“点了天灯”。过后，我不由得多想：杀了七条鼠命，它会报复吗？

    有同事得知我的遭遇，深表同情与钦佩，末了又说，老鼠啃书脊，并非我认为的是在磨牙，而是在找吃书脊上的胶……

15. 纪念訾向彤君

    五十年生活读书新知甘苦万千
    半世纪读者作者编者相濡以沫

    1998年，三联书店成立50周年，我办的手抄报《我》，准备出一期纪念专号，我拿了王鸿良拟的这副对联，请你题写，你欣然提笔……如今，你的墨宝依然遒劲鲜活，而你，却走了。

    是从弛安那里得知这个消息的。我颇为诧异，你才不过38岁啊——原来是肝癌带走了你年轻的生命。“相见亦无事，不来 常思君。”弛安说，前一段还和俊鹏提起，很久没见你了，回头找时间聚聚呢。我说，如果你是位名人，记者一定会写，你的离世，象征了一个时代的结束……

    那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呢？

    “‘这家咖啡馆兼书店的墙上挂满了镶着镜框的作家肖像和照片，……标签上打印着他们的名字，我大声地读着以图记住他们。在这个新地方有一种亲密的历史感，一种过去时代及其传奇的重要性，一种像我这样成长在没有历史的加州的年轻人感受到的历史感。其实最令我触动的是这些大作家的生平。他们的照片不仅是装饰；他们的作品放满书架。’

    “没错，这就是我进入郑州三联书店的第一印象。那是一个平平常常的秋日午后，出了考场所在地郑州九中的校门，不经意间，竟然撞见了‘三联书店’——在我之前的概念里，它只是几个印在我的《庄子说》、《人生五大问题》、《傅雷家书》等书上的汉字，只是一家距离自己过于遥远的出版社，没有想到它还可以是一间书店，让人漫步其间。我与它一见钟情。农业路店很精致，不过四十余平米，三面顶天立地的书架上，满满当当全是书。自然，这里没有咖啡馆的位置，它还处于书店的初级阶段，而那个时代的读者，似乎也还没有这种奢求。镶着镜框的照片，多是近代中国学人的，诸如弘一大师、冯友兰、马一浮、周作人，等等，在他们的注视下，我的无知一览无余。”

    ——在我对郑州三联书店的第一印象里，最突出的是那些镶着镜框的照片。几年以后，我加盟郑州三联书店，随后在农业路店做店长，这才得知，那些照片都是喜欢摄影的你翻拍冲洗的。我至今还保留着一幅你翻拍冲洗的弘一大师的照片，再次取出观看，不禁“悲欣交集”。

    那时，你是郑州三联书店的“名誉店员”。由于家在河南农业大学家属院，距离农业路店很近，你经常到店里来指导工作。我是一个爱看书的人，然而刚刚进入书业，要学习的还是不少，有如婴儿蹒跚学步。某日，一读者问起一本书，说是“新近出版的解放初在中山大学任教的学者的传记”——有没有？我一下子晕了，幸好有你在，判定为《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此书眼熟矣，是那时的畅销书，惟因自己没有翻过，不解其详，差点与此单生意擦肩而过！我尴尬不已。你要求我不要只是阅读自己感兴趣的书，应该对书店所有的书都有所了解。那时我负责夜间看店，下了班关上门，这儿便成了我一个人的书店。我从书架上抱下一大堆的书，恶补猛读——读是说不上了，是看，是翻，翻前言后记，翻精彩段落，稍做笔记。风吹哪页读哪页，这是对我那段生活浪漫的表述，而真实的感受是头昏脑胀，往往不知不觉沉沉睡去。时日既久，我对书店里的书都已略知一二了。

    说实在话，工作在你的阴影下，有时候我会感觉很不舒服，时间长了，甚至有一种厌恶感生出。副本上架不及时，卫生打扫不认真，性格偏软、疏于管理、不善交际，等等等等，都会被你训教，我一度找不到自信。事实证明，你都是对的，你鞭打我的懒惰和无知，应是爱之深责之切吧。这让我在很长一段时间，形成了一个习惯：做某件事时，我会想想如果你见了，会是什么态度。有一天，由于新书来得太多，我将一套现代作家译著，从中国现当代作家作品专架移至外国文学架上。不久，你来店里，转了一圈，发现了这个变化，问我是谁的主意。我忐忑不安，说出了原因和自己的理解。你竖起了大拇指，同时也竖起了我的信心。

    后来，我由店面来到办公室，从事采购工作。你有时也参与采购工作，比如和我们同去北京参加图书订货会。一次订货会间隙，我们闲游大栅栏，你问我：出来也不给小牛买个东西回去？小牛（桂玲）也是郑州三联书店的店员，我曾经的部下，现在的爱人。于是，我问得小牛的鞋码，准备在内联升鞋店为她买双鞋。内联升鞋店不仅仅卖内联升牌的鞋，而其他牌子的鞋的价钱略低，选购时，我一时拿不准该买哪种。你说，这就好比郑州三联书店，卖三联书店的书，也卖其他出版社的书，我不敢保证其他出版社的书都很好，但三联书店的书总是不错的——思来想去，我下定决心，为小牛选了一双内联升牌的皮鞋。

    再后来，书店进了不少新人，变化很大，而你，渐渐淡出了书店，也远离了我的视野。我对图书对书业的认识越来越深，同时又对书店的变化无所适从，最终也离开了郑州三联书店。一晃将近十年过去，我再没有见过你，只是偶尔从朋友那儿听到你的信息：你结婚了，你有儿子了，你……走了。訾向彤，你的名字对我来说，不是陌生的毫无感情的存在，你的短暂的人生里，有那么几年和我的生活交汇在一起，我不可能无视你的离去。你的离去，让我回望来时的路，重新审视那个渐行渐远的时代。

    我总是在想，是什么促使你这个“局外人”，不计报酬地投身于这个书店？是对图书本身的热爱，是对三联书店这个品牌的敬意，还是对经营者个人气质的认同？应该是兼而有之吧。这样有着人文情怀的人，今后或许不会再有。

    也就是那个时代，书店里的人从上到下，胸怀文化理想，虽然营业条件简陋，工作报酬不高，但大家仍然乐此不疲；也就是那个时代，书店会是读者工作和生活之外的第三空间，虽然书店里硬件设施有限，脾性相投的同好交流，往往还要到另一个场所，但人们感情是真诚的，读者与读者如此，读者与店员亦如是；也就是那个时代，很多的人出入书店，热情地买书认真地读书，虽然电脑已经进入工作中，网络也已经出现，但电脑不过还只是协助人们查疑补缺的工具，而受限于网速和支付手段，网络购物听起来更像是一个遥远的故事……

    然而，这样的一个时代的大幕，正在渐渐落下。书店里的设施越来越好，可买书的读者越来越少，一些人钟情于网络，已经很少读书，一些人在书店看好某些书，转身上网订购去了；进货量、销售量、存货量、周转率，在一些冰冷的数字压力下，架上图书的命运已是新胜旧汰，经营者已经顾不得图书本身价值高低了，新书一到，旧书下岗，如是轮回；传统民营书店销售量萎缩，经营者忙于进货退货，沦为搬运工，许多书店举步维艰，甚至关张……

    我没有和你交流过对新时代的看法，不知道你的认识。而我，已经很久没有到过书店了。新时代降临，我很快转换角色，融入其中，如鱼得水。虽然我钟情传统书店，但在那里找书的成本也太大了，往往不能满足需求，而且没有折扣，所以我如今买书，也选择了网络书店。我前两天在当当买的《中国好人》，2009年2月刚刚出版，当当就半价在卖了——如此，可以预见的是，传统书店会流失更多的读者，恰如《书店的灯光》作者所言：“电子商务将人们困在计算机前而不再光顾商店。所有我们这些曾在‘普林特斯’工作过的书虫都参与构建了这个将‘普林特斯’抛弃了的未来，我们大家留下的是一片空旷。”

    《出版人》（总第115期）“封面报道”关注当当卓越的竞争史，颇具深度。“在这场网店发动的渠道竞争中，民营批发商正在被逼向死角。”报道提及，许多零售店抛弃了批发商，直接从网店进货，因为一些小批发商的进货折扣比网店的零售折扣还高。零售店的做法似乎无可厚非，但许多读者也和其做法一样，跳过了中间商，直接到网店买书了。

    作为印证，本期《出版人》报道了上海季风书园的近况。（之前的《出版人》总第108期刊发《季风书园是面镜子》，报道上海季风书园陕西南路地铁站分店因租金压力过大，有可能被迫搬迁。）季风书园最终得到有实惠折扣的续租合同：如今续租的租金是把书店一半的面积按10年前标准结算，而另一半面积则按最新价格结算，新价格肯定低于20元每天每平方米——“几乎是把陕西南路店全部利润上交了。” 季风书园虽暂时无关张之虑，但由于此次续签是短租（1+2年）而非长约，加之不可避免的读者流失，不禁让人为其三年后的未来捏一把汗。

    对传统民营书店感情深厚的你，是不会看到更为惨烈的战局了，从这个意义上说，你是幸运的。博尔赫斯说：“我心里一直在暗暗设想，天堂应该是图书馆的模样。” 你呢？如果设想过，应该是书店的模样吧。天堂里的书店，谈笑皆鸿儒，往来无白丁，而且，应该不存在进销存的压力。对了，你还会翻拍冲洗那些名人的照片吗？

    訾向彤君，一路走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