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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面对的是外国读者,作者也对辛亥革命产生的原因作了深层次的分析,更像是介于新闻报道与学术研究之间的那种“深度报道”。
记载与回忆辛亥革命的书,汗牛充栋。埃德温·J·丁格尔(EdwinJ.Dingle)撰写的英文著作《China‘sRevolution:1911-1912》(直译为《中国革命记:1911-1912》,是别具一格的一本。该书1912年初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在上海、伦敦、纽约同时发行。
说这本别具一格,是因为它的三个特点:首先,是作者的经历。埃德温·J·丁格尔是一名英国传教士,1884年到中国,在华生活多年,取了中国名字“丁乐梅”,他对中国有很深的了解,为上海的《大陆报》写过不少的专栏文章。此前已著有《步行穿越中国:其内部的生活与改革运动》(AcrossChinaOnFoot:LifeintheinteriorandtheReformMovement)在英国与美国出版。武昌起义爆发时,丁格尔就住在汉口,是革命军领导人黎元洪的朋友,整个战争期间,他一直在汉口。南北和谈在上海举行时,他又去了上海、南京,接触过袁世凯的幕僚。他利用独特的身份,穿梭于各派之间,探寻政治内幕,撰写了大量独家新闻。
其次,是该书出版的时间距辛亥革命爆发不到半年,是一个外国人对时局的实地观察,真切而又准确。书中有70余幅当时拍摄的照片,更增加了读者的现场感。
再次,该书的体例独特,既有作者对一些重要当事人的采访,又有其对时局的观察。同时,由于面对的是外国读者,作者也对辛亥革命产生的原因作了深层次的分析,更像是介于新闻报道与学术研究之间的那种“深度报道”。
为自由解放而战的武昌起义
由于武昌起义的筹备过程极为秘密,而起义爆发却非常仓促,丁格尔虽当时人在汉口,对起义的内幕也一无所知。起义爆发之时,他与其他外国人一样,感到突然与震惊。为了探究事情的来龙去脉,他冒着危险在穿梭于革命军与清军两大阵营,深入前线采访,记录下了许多珍贵的资料。
丁格尔期望中国进行变革,其立场明显偏向于革命军一方。10月20日一天里,他先后访问了革命军与清军双方的主要领导人———湖北军政府都督黎元洪与清军提督张彪。在丁格尔的笔下,黎元洪是“民族英雄”,是“中国贡献给世界的最伟大的改革者”。“乍一看,他给人以勇敢而冷静的印象”,目光专一,“极端的镇静,深邃的洞察力”,他的话语中充满诚恳与真情,热情而坚定,对中国未来充满着憧憬。对外国人,黎元洪的态度相当开放,立即发给丁格尔一张特别通行证,可在武昌自由行动。
我们不能简单地将丁格尔对黎元洪的赞美归结为他们已有私交,应是丁格尔对中国的洞悉与对当时革命形势的正确判断(在起义刚开始,革命军尚处于劣势之时,一般的中国人也难以判断,外国人就更为不易)。丁格尔对革命军的中下级军官及士兵也有许多正面描写。在他的笔下,革命军指挥部内一派繁忙,人来人往,所有的人“将热情倾注在自己所做的事情上,没有人在浪费时间”。指挥官是一个身材魁梧的小伙子,全副武装,周到而热情,非常有礼貌,在等待侦察员的间隙接待了丁格尔与另一位外国记者,同时能将繁忙的军务处理得有条不紊。谈到未来的作战时,指挥官“面色坚毅,锐利的目光中喷着火”,表示他们一定会胜利。丁格尔观察到,革命军中的士兵相当勇敢与乐观。他们在装备与训练上远逊于清兵,属乌合之众,但士气高昂,“我发现了一伙革命的新兵和老兵。他们在兴致勃勃地聆听使用步枪的技巧,神情愉快。实物射击的靶子是两头猪。两头无辜的小猪东跑西颠,新兵们努力体会射击要领,瞄准目标”。革命军士兵在作战中非常勇猛,他们缺乏训练,被敌军的优势炮火打得七零八落,有些士兵甚至是被自己人打死的,跟在后面的新兵的枪走火。但他们前仆后继,顽强作战“他们意识到这是为自由解放而战”。革命军士兵的勇敢行为让一些外国的军事观察家“羡慕得涨红了脸”。
战争的激烈与残酷
丁格尔从革命军的指挥部出来,随即又设法访问到当时湖北地区的清军最高指挥官、提督张彪。被打败的张彪已逃到江面的汽艇上,一身塾师打扮,“头发蓬乱,眼里布满血丝”,耷拉着脑袋,垂头丧气。而此前几天,他还是湖北最有权势的人之一,不仅衣着光鲜,连饰物也非常讲究。张彪虽是败军之将,对外国记者仍是傲慢冷漠,架子十足,充满了狐疑,开口就问了一连串问题:“汝从何来?意欲何为?何邦人士?”弄清了丁格尔的身份后,张彪不改其傲慢,提起革命军则轻蔑地说,“吾之耳目遍布乡间,吾拥精兵三千,远胜于逆匪”,只待援军一到“便可稳操胜券”。
对比双方的情况,丁格尔写道:“当时,任何一个公正的外国人,都会饶有兴趣地注意到,革命军士气高涨,而参战的清军部队则十分消沉”。当然,战场情况十分复杂,丁格尔也记录了从湖南来的革命军士兵临阵脱逃的事。甚至拍下了一批革命军投向敌营的照片。
丁格尔冒着枪林弹雨观察了发生在十里铺的一场战斗,他写道:
(在战斗结束后返回的路上)我继续孤独地骑车走。跨过一具穿黑色外套的已面目全非的尸体,上面爬满了苍蝇;穿过一堆未曾使用过的炮弹,它们说明了失败后匆忙撤退的情形。寂静的空气里充满着死尸的气味,烧焦的肉及木头的臭味到处都是。突然一道闪光,随即“砰”的一声步枪响从铁路边传来,我不知道是否冲我而来的,我下了车向前走了几步,显示我自己是一个外国人,但后来没有发生什么事,我骑上车继续走。不久,碰到十个穿黑外套的家伙,他们正趴在路边,准备着向铁路边乱射,更多的人在房子里掩蔽着,穿过已毁坏的窗户开火。在一些损毁的破房子中间有几具革命军人的尸体和烧得半焦的一匹马或是一头牛。再向前,在路边有一具女尸,显然是一个乞丐,半裸地躺在一摊血里。
战争的激烈与残酷历历在目,触目惊心。在中文文献中,如此细致的观察与记载并不多见。
“这个强者就是孙逸仙”
辛亥革命再一次体现了历史的进程中充满着戏剧性。辛亥革命是孙中山长期推动反清革命的结果,他也由此被视为是革命的领袖。可是,领导武昌起义的文学社、共进会等并非孙中山直接领导下的革命组织。起义爆发之时,孙中山还在美国街头疲惫地为筹备反清武装起义而募捐。从报上得知消息后,兴奋的孙中山没有直接取道回国,而绕道欧洲,为组建新的革命政府筹款。在国外,有人把孙中山当成“骗子、江湖庸医”“认为他企图利用国内动乱谋取私利”。
丁格尔与孙中山没有直接接触,但他认为“多年以来,全世界的人都知道孙逸仙是中国最积极的革命家,多少年以来他都是海外革命运动的领袖”,孙是“极其能干的新派中国人”,对其充满了敬意。丁格尔说,孙中山的思想与经历已“人所共知”,无须再多费笔墨。他在书中选了一张常见的孙中山标准像,照片上的孙中山气宇轩昂,端正大方,目光炯炯,神态坚毅。他以较长篇幅引用了孙中山以英文发表在《大陆报》上的一篇自传,认同孙对中国革命必要性的阐述与对中国前途的设想。丁格尔认为孙中山的回国是众望所归。上海和谈会议期间,形势紧张,很有必要由一个强有力的人物来稳健地指导革命,“这个强者就是孙逸仙”,大家都盼他归来。
“袁是所有中国人中最聪明的”
《亲历中国革命》成书之时,袁世凯已成为临时大总统,权倾一时,但丁格尔对他的介绍并无奉承之语。丁格尔曾见过袁世凯,形容他是“一个身材魁梧、残忍的、敏感的、乐观的中国人。他拥有广泛的权力,常常把赌徒或其他诸如此类的人抓来杀掉。”丁格尔尤其不耻于袁世凯在戊戌变法中出卖光绪帝与维新派的行为,写道:“他的誓言还挂在嘴角,就食言而背叛了他的皇上。……我们把事件的结果留给历史去评价,但我们必须记住,正是袁世凯,他给了改革派致命的一击,并为1900年中国的大耻辱埋下了伏笔。”但同时,丁格尔又介绍说,“袁被认为是那个年代里最伟大的军事改革者”,编练北洋军时将中国旧军队的一些固有缺陷“降到了最低限度”,培养士兵们对他的忠诚,提高了战斗力。
袁世凯是辛亥革命的最大受益者,他曾挥兵镇压武昌起义,屠杀起义官兵,到头来却坐上了民国临时大总统的宝座。
武昌起义后,冯国璋率清军反扑,已占领汉阳并打算直捣武昌。袁世凯出于个人野心,既要用北洋军的强大武力迫使革命军就范;又要以革命军来胁迫清廷满足他的要求。为此不惜调换了不明其中奥妙而一意求胜的冯国璋。10月30日,清廷被迫下“罪己诏”,承认“用人无方,施治寡术”。次日,“皇族内阁”辞职,袁世凯被任命为内阁总理大臣。不知是否刻意,丁格尔在书里将小皇帝溥仪与袁世凯的照片排在一起,懵懂无知的溥仪与成熟刚毅的袁世凯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袁与清廷的斗争结果如何,一目了然。
然而,袁要利用复杂的形势攫取更大的利益。对于袁玩弄权术,操纵时局的手腕,丁格尔已有一定认识,提出一系列疑问:为什么萨镇冰打了几个胜仗后,并没有趁胜追击革命军,而是沿江退兵?萨镇冰拿下汉口,准备炮击武昌而终结战争,是谁在阻止他?汉阳被攻克,武昌岌岌可危时,是谁阻止了清军前进而使革命军有喘息之机,得以重新制订作战计划?是袁把网紧紧地撒在满清政敌身上吗?这些问题的谜底都与袁有关。丁格尔不得不承认“袁世凯是所有中国人中最聪明的”。
丁格尔认为袁世凯是个毁誉参半的人物,他统治下的中国前途仍是捉摸不定:对袁世凯来说,“‘中国’已经与他的生命和荣誉联系在一起了。这里有两种结局:一个和平安定、从种族苦难中摆脱出来、得到世界支持雄赳赳地驶出港湾的中国———另一种呢?一个自身极度绝望、充满新仇旧恨、更多流血冲突的中国。”此后的历史,完全印证了丁格尔预言的第二种结局。这里,我们不能不佩服他卓越的观察力。(注:文中所有引文,均出自本书。)
《1911-1912:亲历中国革命》,(英)埃德温·J·丁格尔著,陈红民等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9月版,36.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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