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生命时限的界分，邹韬奋先生不属于“60年出版家”的行列。早在1944年7月24日，韬奋先生在不满50岁的时候，因患耳癌，痛苦地离开了这个世界。但是，人们清楚，回望我国60年新闻出版，在我们的队伍中，他始终处在“领袖”的地位。比如，目前我国新闻与出版人物的最高奖项，都冠以韬奋先生的名字。逝者逝矣，精神永存！我觉得，一位如此重要的人物，我们应该破例，再把他的故事温习一下，使他的精神真实地活在我们心中。所以，我落笔写下“邹韬奋”3个大字。

可是接下来，我的笔涩住了。我发现，一位百年彰显的文化伟人，从他逝世至今，人们为他留下太多的纪念文字。比如题词，它的名单上写着：毛泽东、朱德、周恩来、陈毅、曾山、潘汉年、史良、叶剑英、沙千里、宋庆龄、陆定一、邓颖超、李鹏和江泽民等等。研究邹韬奋先生的文字就更多了，仅以近30年为例，著作《邹韬奋》、《忆韬奋》、《邹韬奋传》、《邹韬奋的故事》、《邹韬奋传记》、《邹韬奋谈人生》、《韬奋新论》、《邹韬奋全集》以及“走近韬奋丛书”等等，达数十部。其中同以“邹韬奋”三个字作书名的，我就见到5部。至于论文和各类文章，更是多不胜数。

对于邹韬奋先生的地位，人们的评价极高。在历史上，有人将其与屈原、邹衍、韩非子、贾谊、杜微、徐积之辈相比照。郭沫若先生的挽联即写道：“瀛谈百代传邹子，信史千秋哭贾生”。在百年新闻出版史上，有人说，只有5位称得上大师级的人物，报刊为梁启超、陈独秀；图书为张元济、陆费逵；而将书报刊集合为一体之大师，只有邹韬奋先生（王振铎语）。还有人说，近现代出版的代表人物只有4位：张元济、李达、邹韬奋和胡愈之（吉少甫语）。最高的评价见于革命的名义，陈毅先生写道：“韬奋先生一生的奋斗，其伟大成功便是继孙（中山）、鲁（迅）两公之后，再度指出中国革命的总规律。这种价值是无可比拟的。”

在这样的背景下，邹韬奋先生的故事被不断地幻化成一部宏大的叙事史诗，为我们展现出一位中国知识分子亦真亦幻的人生历程。如果我们将人们赞扬“韬奋精神”的嘉句归结起来，它几乎可以覆盖中华民族全部的传统美德和进步思想。像：真诚、自由、创造、硬骨头、独立、认真、献身、革命、爱国、大公无私、坚定、虚心、公正、负责、刻苦、耐劳、同志爱、群众观点、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直至共产主义精神。

面对如此巨大的荣誉，我常常会产生某种目眩的感觉，脑海中自然地浮现出一座伟人的雕像，它沐浴着阳光，渐渐地生长起来，膨胀起来，直入云端。此刻，我低下头，从心底里，更加渴望与那位亲切的、平和的、真实的韬奋先生亲近。

我看见，在1926年10月，已经31岁的韬奋先生，开始接手《生活》周刊，也开始了他为之奋斗一生的新闻出版生涯。他用一年时间，使杂志的印数由2800册上升到2万册；又过了一年多时间，期刊的印数上升到4万册；两年后，上升到15.5万册，成为当时销量最大的期刊。这是中国新闻出版史上的一个奇迹；在它之前，著名的《新青年》，也只有1万册的印数。 我看见，韬奋先生最初接手《生活》周刊的时候，没有钱，没有作者队伍。为了丰富栏目，韬奋先生曾经用各种笔名，有心水、因公、秋月、落霞、笑世等等，把各个栏目的文章都包揽下来。1932年生活书店成立，他们的业务迅速成长起来；最高峰时，生活书店已经有近50多家分店遍布全国，共出版图书1000多种，期刊30多种。在国民党的一份材料里写道：“生活书店的书籍，虽在乡村僻壤，随处可见，可谓无孔不入，其势力实在可怕。”

我看见，在韬奋先生不到20年的新闻出版生涯中，曾经落难于震惊中外的“七君子狱”；还因为种种原因，曾经多次流亡，故有“流亡记者”之称谓。 我看见，韬奋先生一生留下800多万字的文章。以《小言论》等栏目为标志，他始终坚持 “为大众说话、让大众读懂”的写作原则。正如胡愈之先生所说：“假如鲁迅是不朽的人民的导师，韬奋却是真正的人民的伙伴，人民的朋友。”

我看见，韬奋先生理想中的期刊是“一个经济独立的刊物，有自由精神的读物”。他理想中的办刊人是“头可杀而我的良心主张，我的言论自由，我的编辑主权，是断然不受任何方面任何个人所屈伏的。”他理想中的出版是“为读者服务，是做编辑最快乐的一件事”。虽然他“为着做了编辑，曾经亡命过；为着做了编辑，曾经坐过牢；为着做了编辑，始终不外是个穷光蛋；……”

看着这些故事，我们是否已经为“韬奋精神”找到某些人本主义的依托？没有，我也无意于为那些“伟大的”再造，找寻更多的注脚。我甚至在想，如果我们遵循古训“一言以蔽之”的话，韬奋先生的哪一种“美德”，最能涵盖他的全部精神呢？我选择了“真诚”。那是一种韬奋式的真诚。胡绳先生说，它是一种极端的“言行一致”；茅盾先生说，它是一种“始终保持着的天真”；而韬奋先生自己说，我们需要一种“傻子式的勇敢”，正如高尔基《鹰之歌》中唱道：“我们唱着歌，赞美傻子的勇敢”！噢，我终于找到了“韬奋精神”的别解：傻子式的勇敢！ 你看，蒋介石曾经让杜月笙约请韬奋先生到南京见面，请他做御笔“陈布雷第二”，他不肯就范，结果只有流亡香港。国民党中央曾经提出，让生活书店、正中书局和独立出版社三家合并，政府出钱，请韬奋先生出任总经理。他说，这样做会使生活书店失去店格，“我认为失去店格就是灭亡，与其失去店格而灭亡，还不如保全店格而灭亡。”国民党还曾经逼迫韬奋先生入党，他反驳说，“我觉得以国民的立场较国民党员的立场为佳”。在一次生活书店的聚会上，他们打出的标语是：“作家出版家联合起来，击退奴隶文化！”你想，在那样一个“血腥的年代”里，韬奋先生如此直接地对抗强权，不正是“傻子式的勇敢”么？

许多时候，韬奋先生有些“傻得天真”。他说，“必须尽力赚钱”，才能维护出版的公正与独立。他还说，可以通过民主宪政的方式，反对国民党的专制；但他这边还在重庆开国民党的参政会，那边国民党突然动手，几乎查封了生活书店全部50多家分店，还抓了许多生活书店的人。此时的韬奋先生还能“参政”么？他只有含着泪，愤然离开会场。

许多时候，韬奋先生还有些“傻得坚强”。他不走《大公报》“小骂大帮忙”的路子，主张“硬骨头办报”的作风。他也不走商务印书馆“回避政治”的路子，那时的商务甚至连孙中山的书、《鲁迅全集》都没有出版；而以生活书店的《文学》、《译文》、《太白》和《世界文学》为例，他们刊载鲁迅先生译著达到78篇；单是1935年就发表47篇。生活书店还出版了大批所谓“禁书”，像抗战时期，他们被查禁的书多达200多种，作者的名单上有：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吴大琨、张仲实、陈伯达、徐懋庸、李公朴、章乃器、钱亦石、夏衍、端木蕻良、刘白羽、冼星海、胡绳、罗瑞卿、孙冶方、洛甫、艾思奇、欧阳山等等。有趣的是，他们出版过一本《蒋委员长抗战言论集》，竟然也被查禁掉了；因为这本书是在共产党的支持下编写的，旨在“压蒋抗日”。再者，生活书店的期刊也不断受到查封，他们不怕，封了《生活》，再出《新生》；封了《新生》，再出《大众生活》；封了《大众生活》，再出《永生》。这不是“傻得坚强”，还是什么？

周恩来先生曾说过：“提议以韬奋为出版事业模范”。我就想，除去上述“韬奋精神”的展现，在出版的技术层面上，还有哪些值得汲取的东西呢？清点一下，这方面的好经验确实不少。比如，邹韬奋先生把图书、期刊和报纸分别称为长媒、中媒和短媒，他是以期刊起家，继而出书、办报的。他认为，一个好的新闻出版机构，应该把这三者恰当地结合起来，这样做可以取长补短，经济上划算，运行上更容易出成果。再如，韬奋先生办出版社，除了内容之外，最看重发行网络的建设。他喜欢四处开店，让它们遍布全国。而分店的功能不只是卖书，还有地区辐射、组织送书以及组织稿件等作用。它们的西安分店出版了毛泽东《论持久战》；重庆分店出版了吴祖光《凤凰城》、陈白尘《太平天国》；香港分店出版期刊《世界知识》、《理论与现实》和《文艺阵地》等等。

另外，生活书店还有一些出色的经营活动。其一，他们的广告业务，几乎可以与当时的第一大报《申报》比肩。但他们不赚昧心钱，规定广告“五不登”，包括：妨碍道德、招摇、花柳病、滑头医生和有国货代用品的外国货；《生活》周刊还曾经专门撰文《请问申报》，批评《申报》刊登卖国广告。其二，他们还与中国、交通、上海、新华、江苏省农民、浙江兴业、聚兴诚、大陆、富滇新和华侨等10大银行签约，在国内外500多处分行，一律免收购书汇费；而生活书店作为回报，开设专用帐户，按月与银行结算一次书款。其三，韬奋先生主张编辑要有创新精神，反对“尾巴主义”，比如人家出版《胡适文存》，许多跟风者也纷纷“文存”起来，看上去令人肉麻。其四，韬奋先生亲自制定聘用编辑的4条标准，即大公无私、思想深入、文笔畅达和精通一种外语。其五，他们规定书店人员工作守则，像店内必须设椅子，为不买书的读者提供看书的方便；店员面对读者询问，不许说“没有”二字，要把缺货的书登记下来，立即去找；发现偷书的人，不许当众训斥，等等。

韬奋先生的故事确实很精彩。遗憾的是，他过早地离开了这个世界，就像一出大型戏剧刚刚演绎到故事的高峰，舞台上的大幕突然落下，激起满场观众一片惋叹之声！韬奋先生后期的病况是极其痛苦的，经常彻夜无眠；耳癌手术，使他的容貌有了很大改变！但他还在开玩笑说，这样也好，如果再遇到麻烦，就不用妆扮了。他还在遗言中写道：“倘能重获健康，……如时局好转，首先恢复书店，继办图书馆与日报，愿始终为进步文化事业努力，再与诸同志继续奋斗二三十年！”

后来，时局真的好转了，韬奋先生理想中的书店，也以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的形式发展起来。正是基于这样的文化传承，我一直把三联书店看作是“韬奋精神”的某种表现。我喜爱三联的图书风格，我喜爱三联传统的编辑思想，我喜爱《读书》杂志和新时代的《生活》周刊，我喜爱“韬奋购书中心”，我喜爱范用、沈昌文、董秀玉等出版家，我喜爱三联的logo和深蓝的底色。上世纪90年代，我还在沈阳开办一家“三联书店沈阳分店”。记得在书店开张的日子里，一些当年生活书店的老职员、老读者聚拢过来，为我们的工作和追求赞叹不已，感慨万千。 但是，这一切似乎都与当年韬奋先生的理想境界渐行渐远。那天，我的思绪悄悄地潜入梦中，我看见新旧中国被一条时间的界河一分为二，此岸阳光灿烂，彼岸雾霭茫茫。我立于此岸，拨开时光穿梭的云层，向彼岸眺望。人们行色匆匆，目若无物，一切景色都像一部变质的老电影，忽明忽暗。我点击韬奋先生的名字，看到一位伟大的爱国者，在抗日战争胜利的前夜，在天光微露的时候，猝然躺倒在他深爱的土地上。他仰卧在那里，清澈的目光，凝视着灿烂的星空。一个小姑娘依偎在他的身边，晃着他的臂膀呼唤着：怎么办？怎么办？此时，他已经没有了说话的力气，但他还是顽强地抬起手，奋力写下三个字：“不要怕”。此时，我慢慢地清醒过来，眼中含满了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