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秋天，文化体制改革又一次成为中国高层关注的热点问题。

    2011年7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将研究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问题。

    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到吉林调研。李长春强调，当前，我国文化建设正处在深化改革、加快发展、促进繁荣的重要时期。我们一定要以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深刻认识文化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中的重要作用，深刻认识保障人民基本文化权益、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的重要责任，深刻认识提高文化软实力、增强国家综合实力的重要意义，加快推进文化改革发展，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进行文化创造，不断开创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局面。

    《瞭望》新闻周刊采访的权威人士认为，以高度的文化自觉和自信深化文化体制改革，一要以基层和农村为重点，加快构建覆盖城乡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更好地保障人民基本文化权益；二要大力发展特色文化产业，不断壮大文化产业整体实力，努力推动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性产业；三要加强对文化创作的生产引导，也就是加强对文化内容生产的引导；四要进一步增强紧迫感，加快深化文化体制改革，为文化的繁荣发展注入新的生机活力；五要进一步探索努力提高网络的舆论引导能力和水平。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张晓明对本刊记者说：“目前中国人均GDP已经超过4000美元，正处于文化体制改革的窗口期，应该进一步深化改革，鼓励民间文化创造，为文化发展注入活力。”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与文化权益

    今年3月，“十二五”规划纲要提出：“增强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供给。公共博物馆、图书馆、文化馆、纪念馆、美术馆等公共文化设施免费向社会开放。建立健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以农村基层和中西部地区为重点，继续实施文化惠民工程。改善农村文化基础设施，支持老少边穷地区建设和改造文化服务网络。完善城市社区文化设施，促进基层文化资源整合和综合利用。”

    权威人士认为，构建公共文化体系是保障人们基本文化权益的重要途径，也是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内容，是提高人民群众幸福感的重要途径。公共文化服务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是公益性。政府提供的公共文化服务是免费服务，或者是远远低于成本、收费很少的服务。

    二是基本性。基本的文化服务包括看电视、听广播、读书、看报、上网、公共文化鉴赏、参与公共文化活动，农村再加上每个月一次公益性电影，其他多样性的需求可以找市场。

    三是均等性。不分男女老少、不分富人穷人、不分城市农村、不分东中西部，都要实行均等化服务。

    四是便民性。要网点化，出门多远都有群众参加文化活动的途径。社区文化活动中心是最重要的网点化体现。

    清华大学国家文化产业研究中心主任熊澄宇对本刊记者说：“文化权益在文化权利基础上产生，公民文化权利应该包括享受文化成果的权利、参与文化活动的权利、进行文化创造的权利和知识产权受到保护的权利。公民的文化权益是相对的，不同的人、不同地区、不同发展阶段，有不同的文化权益诉求。”

    “保障基本文化权益，就是说城市和乡村、东部和西部、发达地区和不发达地区，应该享受基本均衡的文化设施。”张晓明说，“所有人应该平等享有消费文化成果的权益，所有人也应平等享有创造文化成果的权利。”

    根据“十二五”规划纲要，未来中国将继续推进广播电视村村通、农家书屋工程、文化资源共享工程、“西新工程”、农村数字电影放映工程、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新闻出版东风工程建设，并规划建设一批地市级公共图书馆、文化馆、博物馆。

    “为农村社会兴建公共文化的硬件设施是必要的，确实过去的欠账比较多。”张晓明说，“兴建硬件设施相对简单，真正复兴乡村的文化生活却非常复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从硬件建设进入到下一个阶段，应该鼓励和支持老百姓自发参与，发挥文化创造的积极性。”

    熊澄宇认为，文化服务体系不仅包括文化设施，在硬件设施完善的同时，更要考虑配套的行政管理制度、运行机制和法律保障。硬件设施只是文化服务体系的一部分，没有完善的运行保障机制，这个体系是不完整、不健全的，甚至没有活力。“文化服务是行为，而不是产品。以图书馆为例，建筑规模、藏书数量是基础，对图书馆而言，最重要的是图书流通量，有没有人借阅。流通量越大，产生的效益就越大。硬件建设是必要的，但是，看得见、摸得着的事情容易做，现在应该做看不见、摸不着的，将静态的设施建设变成动态的文化服务。”

区分政府主导与市场主导

    权威人士指出：如果说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是政府主导，那么文化产业就是市场主导。长期以来，我们这两个概念不清，该是政府负责的，政府经费不足，让其去创收，很多图书馆、博物馆出租场地、搞服装展；而应该进入市场的经营性文化服务单位，还躺在政府怀里。这是深化改革的重点。必须明确，文化产业就是市场主导，公共文化服务就是政府主导。

    熊澄宇解析道：“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当中，包括了事业和产业两个方面，既包括保障公民基本文化权益的内容，也包括了各类文化服务。文化服务既有政府免费提供的、无偿的服务，也有保本的、有偿的服务。”

    张晓明告诉本刊记者：“根据国外经验，代表国家文化发展水平的文化机构，如文化馆、艺术馆、博物馆、非物质文化遗产整理保护机构，如果完全靠消费者自主购买的方式，无法维持下去，需要国家出钱。有些文化产品本身并不是公共品，由于社会阶层收入不一样，单纯依赖个人购买，一些弱势群体买不起这种服务。要保证公平社会权利的落实，国家要出钱购买这些产品，向这些群体提供。”

    “公共博物馆、图书馆、文化馆、纪念馆、美术馆等公共文化设施，在政府主导下，向社会公众提供价格低廉、质量高的文化产品。此外，文化事业也要经营，例如，博物馆并不应该单纯躺在文物上向国家要钱，纪念品和衍生品都可以增加收入。政府可以鼓励各种社会力量参与公益性文化事业，发展非营利性的文化机构。”张晓明强调道。

    熊澄宇说：“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相互支撑、相辅相成，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有的事业是公益性的，但并不是纯公益性，可以有经营性利益。”他举例道，台湾故宫博物院，除了门票收入之外，每年的文化产品、印刷品、纪念品等收入，达到了6亿多新台币，相当于人民币1亿多元。

    张晓明提出：“我并不认为，除了纯粹的市场主体，就只能存在政府供养的文化事业单位。应该动员社会力量，有些图书馆、博物馆，是不是可以以民间基金会的形式来做？是不是可以发展非政府的非营利性文化机构？”

“主要是培育市场主体”

    2010年7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深化中国文化体制改革研究问题进行第二十二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主持学习时强调，深入推进文化体制改革，促进文化事业全面繁荣和文化产业快速发展，关系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实现，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关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十一五”时期，出版、发行、影视制作等行业基本完成转企改制任务，全国共核销事业编制17.2万多名，共注销事业单位4300多个；文化市场空前繁荣，电影产量由2003年的100部以下上升到2010年的526部，成为世界第三大电影生产国；新闻出版业总资产、总产出、总销售比“十五”时期翻了一番。

    截至“十一五”末，中国共有461个国有文艺院团已完成或正在进行转企改制，共组建了46家演艺集团；全国35家国有电影制片单位、70家电视剧制作机构、204家省市电影公司、293家电影院完成转企改制；十多万家国有印刷复制单位、3000多家国有新华书店全部转企改制，除少数拟保留公益性出版单位外，中央各部门各单位、地方、高校出版社都已转企改制，1251家非时政类报刊出版单位转制和注册为企业法人。

    “这轮文化体制改革，主要是培育市场主体。”张晓明说，“经营性文化单位转制之后，关键是要把市场的存量做活，通过市场化机制盘活国有文化企业的存量资源。文化企业做大做强，不光涉及转企改制，还涉及管理体制的突破，要打破条块分割，推动文化资源在市场上自由流动。”

    张晓明坦言：“文化企业光做大还不够，还要做‘专’、做‘活’。一方面要推动文化产业存量资源的兼并重组，盘活存量；另一方面要鼓励民间资本进入文化领域，做大增量。继续推进文化体制改革，一定要进一步放开准入。”

    熊澄宇说：“在现在的市场条件下，大企业集团有实力参与市场竞争。文化的重要特点是差异性和多元化，中小企业更能够做到多元化，创新力更强，多种资本进入的中小企业是文化产业最活跃的主体力量，应该给予更多关注。越是政府支持的大企业，在国际竞争中越容易受到别人的围追堵截，有政府行为的文化产品，容易被认为带有政治宣传和意识形态色彩。如果能够支持中小企业按市场规则在市场中发展，更有利于文化产品‘走出去’。”

    “文化体制改革要注意评估体系、管理体制和财税体制的配套改革。”熊澄宇认为，“在评估体系方面，需要把评估体系从评价硬件水平，改到评价服务水平和用户的满意度上，将老百姓的文化生活满意度列为官员考核的一个标准。在管理体制方面，很多文化产品已经不能按照管理机构的设置、划分进行管理了。比如数字内容产业，目前网络游戏、电子出版和网络视频，分由不同的行业部门管理。这种状况，容易造成管理上的交叉或空白。在财税体制方面，文化需要投入，应该在财税方面有所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