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时候，报刊上出现“夏丏尊”三个字时，我总会特别留意一下，这“丏”字是否被换成 “丐”字了。

    夏丏尊先生是我国著名的文学家、教育家，1946年4月23日在上海病逝。夏先生写作、翻译乃至编辑的作品很多，但流传最广、影响最久的则是由夏先生翻译、迄今仍在重印的《爱的教育》。

    今年国庆长假，得闲时我花了不少时间翻阅民国时期出版文化的资料，重读夏先生1945年12月17日刊在《大公报》上的一篇《中国书业的新途径》，再次发现夏先生的伟大：“书业以传达文化，供给精神食粮为职志。书店之业务可分为二部，一是将有价值的著述印制成书籍，这叫做出版；二是将所印制成的书籍流通开去，供人阅读，这叫做发行。”简单明了地把出版、发行的概念、分工说清楚了。那么，经过了8年的抗战，   1945年之后的中国书业新途径是什么呢？夏先生的答案是：

    即将原来机构改组，把出版机关与发行机关分立。其办理大致如下：

    一、以上海现有书店为发起人，在上海组织联合书店（假字之名）股份有限公司，资本十亿元（假定之数），任各方投资。

    二、联合书店不出版书籍，但以发行为业务，在全国各省市各县设立分店，其普遍应如邮局。

    三、现有各书店各自动改称为出版社。出版社专营出版事业，其资本可大可小。各出版社以所出版之书籍批发与联合书店发行，不自设总店门市部与各地分店。

    四、联合书店营业以现款交易为原则，于收到各出版社所出之书籍时，即按批发折扣，以定价几分之几付给现款，余款按期结清。

    这只是个大钢，详细办法与实际上的技术问题，无暇在本文中叙说。书业若如此改组，在出版与发行二方面有许多好处：

    一、发行效力大可增加，假定一部新书每县销行十册，全国二千余县合计可销行二万册。印数既多，造货成本自廉，可使读者减轻负担。

    二、推广费及管理费可以减少，无滥放回头及吃倒账等流弊。

    三、资金周转灵活。

    四、任何著作者可纠合同志或独力以小资本经营出版社，依各自的兴趣刊行各门类的书籍，不必一定再委托书店出版。书籍的种类将因此大大增多。其委托书店出版者，亦可于成书时即取得版税。

    五、营业统一，无垄断可言。书籍之销行与否，全视其内容与定价如何。各出版家将专在书籍的内容上成本上互相竞争，促成文化的向上。

    仅就上面所举的几点来看，好处已经很多。为各家书店减轻原来笨重的负荷计，今后的发展计，为整个文化界的利益计，这条途径似乎平坦可行，是值得采取的。

    我在前面已经有过介绍，文章是在1945年年末刊出的，夏先生在之后的1946年4月病逝了，那么，这篇文章所提示的中国书业新途径是否能够实行呢？显然，从1945年至1949年的解放战争时期，书业新途径难有生存的空间，而在新中国成立之后，新中国书业途径又如何呢？

    就让我们根据以上引文逐一对照一番：

    1．解放初期成立的上海联营书店就是以上海现有书店为发起人组成的股份公司，这家公司以发行为业务，将股东书店以前出版的图书集中经营。从上海联营书店到中国图书发行公司（上海分公司）、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上海发行所）一路走来，基本的路径就是沿着夏先生设计的那样。

    2．书店以发行为主业，新华书店覆盖城乡，普遍曾超过邮局。

    3．含有出版业务的书店基本上都统一以出版社相称了，也都不设总店门市部与分店，都委托北京发行所、上海发行所等机构批发了。这也符合夏先生的预言。

    4．现款交易没有实现，可能是银行同时实现了国有化，转账、结款比1945年时更加可信、实效。

    这个新途径带来的好处，夏先生描绘了五点，只有第四点没有实现。

    我以为，夏先生的伟大就在于他在1945年描述的书业新途径在1949年后被新中国的出版委员会、出版总署几乎照单全收。这也许与出版总署组成人员胡愈之、叶圣陶、周建人、黄洛峰、徐伯昕、金灿然等都与夏先生一样长期在上海从事出版事业、彼此互为熟悉有关。

    这个新途径只是到了1978年才开始出现变数，在夏先生学徒辈的努力下，出现了一幅新图：出版社自办发行、自设门市，好像除了没有大张旗鼓地在各地开设分支机构，仍然没有出现“任何著作者可纠合同志或独立以小资本经营出版社”。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多元形态下的书业变革，已经使出版、发行变得更加复杂，似乎又回到了以前曾经的模式。

    重读夏先生的遗文，回味60年的书业路径，在传达文化、供给精神食粮层面，可供我们思索的问题还有很多。

(本文原载于：书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