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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08月17日 来源:百道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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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道编按】读过《薛忆沩对话薛忆沩》这本访谈集子,知道这个对文字严苛而谦卑的“虔诚的写作者”,把采访也都当成作品对待,一般文字回复,为精准还会修改问题的语言表述。7月5日,提纲飞过太平洋发至遥远加拿大的作家的邮箱。7月25日,收到作家的回复,“访谈最晚明天这个时候传给你。没有想到能够完成,有点不可思议。”温暖的预告和“不可思议”。而7月25日当晚,带着附件的新邮件就来了,“提前完成访谈。谢谢你最初的提纲。”
《希拉里、密和、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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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作者:薛忆沩
出版时间:2016年08月
《伟大的抑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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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作者:薛忆沩
出版时间:2016年08月
2012年以来的这四年时间里,薛忆沩在创作和出版上“高潮迭起”,成为了引人注目的文学奇观。今天又是薛忆沩的出版大年,继三联书店推出“薛忆沩文丛”(三种)之后(百道网曾做过专门报道,有兴趣读者可以移步查看“薛忆沩:文学落后于新闻,却创造人性”),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又即将推出包括他最新长篇小说《希拉里、密和、我》在内的三部作品。同时薛忆沩还在今年实现了英文版“零的突破”:“深圳人”系列小说的英译本已经在北美出版。“战争”系列小说也已经被一家英文杂志以整期的篇幅推出。时隔两年,我们对薛忆沩再一次进行了专访,希望再一次与读者、与出版界的同行分享这位“虔诚的写作者”思想的风采。
访谈,这在作品之外的说话,让我厌倦而对沉默有严肃的向往
百道网:首先,我要问两个关于“访谈”本身的问题。您做过很多的访谈,还出版过专门的访谈集《薛忆沩对话薛忆沩》。我对其中的一些篇目反复读过多遍,很受启发,与读作品不一样的启发。不过,我也注意到有不少的问题会在不同的访谈里重复出现。面对重复的提问,您会不会有不好的感觉,比如语言的贫乏、世界的喧嚣?您会不会因此感觉厌倦?
薛忆沩:我其实是一个不喜欢在作品之外说话的人,因为我从来就强烈反感随意的表白和轻率的评判。而且对人类历史的怀疑态度和对个体生命的虚无立场也让我一直感觉言说的多余。我其实很像《遗弃》的主人公,一直都在渴望逃离和“消失”。但是,写作将我推进了公众的视野,让我“不得不”经常在作品之外说话。而且随着对我个人和我作品关注程度的提高,在作品之外说话的需求也在大幅提高。你提到的访谈集是去年出版的,它差不多是我过去十六年里接受的访谈的合集。可是,从它定稿之后到现在的这一年半的时间里,我完成的访谈在字数上已经几乎达到了同样的规模,估计明年我的第二部访谈集就会要出版了。是的,有一些问题是重复的,也有一些问题是“错误”的,还有一些问题是无关紧要的,还有(也许这是更重要的一点),有一些我一直在等待的问题却从来没有被提出来过……我当然会有厌倦的感觉,因为我对语言的“纯度”有很高的要求,因为我对交流的质量有很高的要求。这是直接与生理反应相连的要求。这种厌倦的感觉会让我对沉默有严肃的向往。我相信,在我的第二部访谈集出版之后,我会进入一段“沉默期”,回避作品之外的言说。
百道网:您的访谈多数是由您自己根据采访提纲中的问题“写成”的。您还经常会对问题进行逻辑和语言上的修改。您在访谈集出版的时候甚至还对收入的一些访谈进行了“重写”。因此,您将访谈视为您的作品。这种访谈的创作过程与其他作品的创作过程有什么不同?
薛忆沩:一切涉及书写的过程对我都是创作过程,我都会认真对待,比如一份邮件、一张便条,比如过去经常要写的鉴定和检讨。将访谈当成作品来完成缓解了前面提到的“不喜欢”与“不得不”之间的矛盾。它是对自己和读者的负责。在访谈的过程中,因为我还是一个“写作者”,我对语言、结构和叙述的技巧都会有高度的警觉。而与其他作品的创作过程相比,在写作访谈的时候,“写作者”的自由却受到了很大的限制,因为他几乎不能去想象,他更是完全不能去虚构。还有,访谈中的很多问题都涉及到作品与作者之间的关系,迫使“写作者”不断在虚构和现实之间穿越。访谈的创作过程其实有点像是在虚构与现实之间搭建一座实用又美观的桥梁,在设计和施工上都有一些特殊的要求。
远离祖国,却让我好像掌握了汉语的韵律、音乐性和逻辑
百道网:阅读您的作品,无论是小说、随笔还是访谈,都能感受到一种奇特的语言之美:清晰、流畅、从容、细腻……姑且笼统称为“诗意”吧。一位出版人将“文革”以后的现代汉语称为“当代汉语”,认为它是一种“健康、成熟”的“新的语言”。我感觉您的语言就属于他称道的这种“新的语言”。您同不同意这种看法?
薛忆沩:还是2007年前后在为《南方周末》和《随笔》杂志上写读书专栏的时候,我的语言的这些特点就开始被读者注意和称道。后来,通过写作《与马可·波罗同行》,我的语言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这直接引发了我从2010年开始经历长达六年时间完成的所谓“重写的革命”。将“文革”以后的现代汉语单列出来应该是一种很有见地的学术观点。“文化大革命”被视为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由它打造出来的“新的语言”因为这种“继续革命”与传统文化彻底决裂,又因为这种“继续革命”与西方文化(马克思主义)进一步接轨:它的视野一开始就是国际性的,它也远比传统的语言更适合向灵魂深处的挖掘。我并不清楚我现在的语言是不是应该归为这种“新的语言”。但是,我非常清楚七十年代的“语言”对我的影响。在关于七十年代的随笔《一个年代的副本》中,我用许多的实例强调过这种影响。
百道网:在一个访谈里,您提到在移居加拿大也就是在远离母语环境之后,您反而对汉语产生了亲密的感觉,并且发现了汉语特殊的美。能够具体谈一谈这种好像有点反常的认知过程吗?
薛忆沩:前面说过,通过写作《与马可.波罗同行》,我对母语的感觉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就像“爱”那样的亲密的感觉出现在我和母语之间。还有就是韵律。我好像已经完全掌握了汉语的韵律。我的句子和句子之间会出现很明显的音乐性。还有就是逻辑。以前我也像大多数人那样认为汉语没有逻辑,这时候,我却发现了用汉语进行逻辑表达的奥秘。这时候,我已经移居加拿大七年了。几乎所有的移民都用是否买了房子、是否找了工作等等功利的指标来评估移民的成果,而我却是用自己与母语的关系来评估。远离母语的环境,却对母语产生了更好的感觉、更深的感觉……这的确是一种有点反常的认知过程。将来也许心理学家会对此做出科学的解释。对我自己而言,这完全是一个意想不到的奇迹。从2012年开始到现在的这四年时间里,我在文学创作上的“高潮迭起”就是这奇迹的铁证。
我追求的“文学国际化”,是建立在阅读基础上的人性的共识
百道网:您正好提到了2012年以来这“高潮迭起”的四年。在今年出现的高潮中,引起媒体特别兴趣的是您在翻译方面的突破:不久前,美国的英文学术期刊Chinese Literature and Culture(《中国文学与文化》)刚刚以整期的篇幅推出了您的“战争”系列小说专辑,而您的“深圳人”系列小说作为您的第一个英文译本也马上就要在北美正式上市。您对自己作品的“国际化”有什么样的野心?
薛忆沩:还在少年时代我就迷上过《歌德谈话录》。我完全认同他“世界文学”的理念。文学面对的是人性,而不是主权。“普世价值”是文学的终极追求。任何优秀的文学作品都应该是“国际化”的,都应该能够在“别处”获得共鸣。这种共鸣一直是我对自己的文学或者说对整个中国文学的期待。注意,这种共鸣不是大大小小的媒体或者形形色色的文学奖制造出来的噪音,而是建立在阅读基础上的人性的共识,精神的和谐。“战争”系列小说和“深圳人”系列小说在中国都是获得了最高评价的作品,我很高兴它们的译本也正在获得“别处”的普通读者的认同。我的野心可以说就是“平常心”,我希望我的作品通过翻译获得更多普通读者的共鸣。还补充一句,歌德说过,只懂一种语言的人其实就不懂语言。这也是一种发人深省的见解。一个写作者并不一定要懂得另一种具体的外语,但是他必须懂得那种最抽象的语言,那种属于全人类的“普世价值”。
百道网:您如此关注语言、如此追求诗意,在翻译的过程中,虽然“巨大而简单”的东西不会丢失,但是那些语言和诗意的细节呢?您的作品里是布满了细节的神经的,您是否担心它们会在翻译的过程中丢失?还有,您自己通晓英语,也曾经尝试用英语创作(如《白求恩的孩子们》最初就是用英语写成的),您怎么看待由别人来翻译自己的作品、自己直接用外文写作以及自己翻译自己的作品这三种不同的创作过程?
薛忆沩:是的,我非常担心细节的丢失。在“深圳人”系列小说的翻译定稿的前夕,我通读了两遍译文,重点就是检查细节的翻译情况。当然,原文中总是有一些细节没有必要也不可能翻译到另一种语言里去。对于这种情况,一位优秀的翻译者首先要有清醒的认识,然后要有应对的措施。有意的“不译”可以接受,无意的“漏译”却不能原谅。我的译者非常优秀,他的译作不仅有地道的英语语感,也忠实于原文。我们在翻译的最后阶段对细节的处理有过深入的讨论。尽管如此,在样书出来之后,我还是发现了两处“漏译”。比如在《小贩》一篇中,叙述者最开始说他在甚至解“一元一次方程”的时候都会想起小贩,而到了小说的结尾处,他又用类似的句法说他甚至在解“不等式”的时候都会想起小贩。数学术语上的对比是想说明叙述者已经进到了较高的年级。它没有被翻译出来,也逃过了我的两次审读。这当然并不影响阅读,也没有影响叙述的节奏,不过我还是觉得有点遗憾。当然,翻译本身就是遗憾的艺术。像我这样的完美主义者必须一开始就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直接用外文写作是一种特殊的经验。我自己尝试过之后,发现不能充分满足创作的欲望。我没有试过翻译自己的作品,我相信那会比由一位优秀的翻译家来翻译留下更多的遗憾。
今年的三部新作,是写作与出版的缘分
百道网:除了翻译方面的突破之外,今年也是您在国内的出版大年,或者应该说“又”是。前不久,我们刚对三联书店推出的“薛忆沩文丛”(三种)做过专题报道。现在,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推出的您的另外三部作品马上又要在上海书展上与读者见面了。您这四年的“高潮迭起”与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的全力支持当然不可分割。您能谈谈这方面的情况吗?
薛忆沩:是的,我今天的文学成就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的全力支持。2012年年初,一翻开《与马可·波罗同行》的书稿,王焰社长就立刻看到了我的写作的价值和意义,并且毫无保留地给出了最高的评价。这是写作与出版之间的缘分。这是我的幸运。《与马可·波罗同行》于当年的五月出版,是我同时在上海出版的五部作品之一。而在随后的三年时间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每年都出版我的两部作品,今年更是增加到了三部。至今为止,他们一共出版了我的十部作品,一色的精装,一色的精品,而且全都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的各个环节都非常专业,而朱华华等三位责任编辑的认真敬业更值得称道。我这四年来不可思议的创作热情可以说是被王焰社长带领下的这个团队激发出来的。如果回顾一下这十部作品在全国读者中的影响,就不得不惊叹我们之间的合作创造了中国出版界的一个奇迹。今年,整个的出版界面临着各种各样的压力,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对我的作品有增无减。我最新的长篇小说《希拉里、密和、我》以及读书随笔集《伟大的抑郁》和长篇小说《遗弃》的最新版本(第四版)很快就将与读者见面。
百道网:《伟大的抑郁》是一本什么样的书?
薛忆沩:这又回到了“重写”的话题。2012年由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的《文学的祖国》市场不错,好评很多。但是,我自己却一直都并不满意。2014年底,我对其中涉及文学的作品进行了“重写的革命”,并且交给了三联生活书店。这就是《文学的祖国》(新版)的由来。2015年11月初,我又对其中非文学类的那一部分作品进行了“重写”,再加上从《一个年代的副本》里取出的一组短文,结集而成了《伟大的抑郁》。这本书表面上是关于书的书,实际上是关于人的书。它的篇幅不大,涉及的话题却很广,相信也会深受读者喜爱的。
百道网:《希拉里、密和、我》是您的第五部长篇小说,您因此给了它“老五”的爱称。我知道它讲述的是一个爱情故事,两个异族女性与一个中国男子之间离奇的爱情故事。您的灵感来自何处?您说过人的脆弱和孤独是您全部作品的主题,这样一部关于爱情的长篇小说是在从哪个角度切入这一主题的呢?
薛忆沩:那还是在2011年的年初……《白求恩的孩子们》在出版过程中遇到的巨大阻力让我陷入了极度的绝望。我感到自己已经站在了死亡的边缘。我唯一的拯救是每天冒着严寒去皇家山顶上的露天溜冰场溜冰。就是在那一段生死挣扎的时间里,《希拉里、密和、我》中的两个人物的原型出现在我的视野里:她们中的一个是坐在轮椅上不停地写作,一个在溜完冰之后马上又去滑雪。她们的行踪都有点奇特,她们的举止都有点古怪。她们与皇家山的静谧和孤独那样协调,而她们与令我绝望的现实世界那样遥远。她们分散了我对那个现实世界的注意。她们激起了我对历史、中国以及全球化进程的思考和想象。脆弱和孤独是因为“失去”造成的,是因为爱情之死造成的……想象将我带到了历史的深处和生活的尽头。我在那个冬天结束之前就已经知道我将写下一部以她们为原型的长篇小说。当然,我没有想到它会在五年之后就孕育成功。我以为会需要更长的时间。也许是我对“失去”更为深刻的理解导致这部作品的早熟吧。
百道网:长篇小说《遗弃》是中国当代文学上的“传奇”,又被许多人视为是“经典”。它的前一个版本曾经入选2012年的“年度十大好书”,可以说在读书界享有盛誉。最新的版本是否又做过改动?这一次的出版有什么特殊的意义?
薛忆沩:刘再复先生称《遗弃》是“等待共鸣的奇观”,这种定位至今还有意义。《遗弃》带来了许多的问题:比如八十年代的社会状况、八十年代的青春生活、八十年代中国社会与西方思潮的关系、八十年代的父子关系和两性关系,还有写作的价值、反抗的意义等等。《遗弃》的确已经“享有盛誉”,但是对它的阅读却还很不充分。这就是这次出版的意义。当然,前一个版本的印刷质量低劣,为许多读者诟病,这也应该是这次出版的意义之一。前一个版本是彻底的“重写本”,这次只是对“重写本”的进一步完善,没有太大的改动。《遗弃》在这个世界上已经存在27年了。它的确是充满了“传奇”色彩的作品。最近一期(第八期)的《作家》杂志刊出了我关于它的最新访谈(《“迷宫”里的文学、历史和哲学》),许多的“料”都已经在那里“爆”过,我在这里就不再重复了。
写作是与陈词滥调的战争,在这个时代更为激烈
百道网:有人说您是非常自恋的作家。而我从您的作品里可以明显地感到您其实兼具骄傲与谦卑两种秉性:一方面,您对文学这种“最神圣的事业”充满了骄傲;另一方面,您对文学所依赖的语言和文学本身的传统又保持着谦卑的敬意。不知您自己怎么看待这两种评价?
薛忆沩:这是两种关于我的经典评价。我从来就对艺术家“自恋”的责备很不以为然,因为这种责备完全无视了艺术家的天性。所有的艺术家都有超过普通人的自恋。这种顽固的情结是对艺术家的创造力最天然的保护。没有这种保护,艺术家怎么去抵制超常的孤独和超常的敏感?没有这种保护,艺术家怎么能够将超常的孤独和敏感升华为滋养人类感官和心理的作品?从严格的意义上说,艺术家与大众是对立的。艺术家是创造者,而大众是消费者。对美从一而终的敬意是创造的根基,而消费的本质则是随波逐流和趋炎附势。记得卡夫卡的《饥饿艺术家》吗?艺术与现实的冲突通过饥饿艺术家的命运获得了最深刻的呈现。今天的艺术家面对是一个更加功利、更加平庸、更加荒谬的世界,没有对自己的天职和使命的骄傲,他不可能作为艺术家在这样的世界上生存下去。这种对天职和使命的骄傲是一种不可摧毁的精神力量。一旦拥有了这种力量,谦卑自然就会流露出来。我将近三十年独立特行的文学探险充满了艰辛,骄傲和谦卑在我的文字里留下明显的痕迹不会让我自己感觉有任何的奇怪。
百道网:《好文学的坏运气》这篇文章大概写于2008年吧。八年过去之后的今天,特别是经过2012年以来的这“高潮迭起”的四年,您对自己的文学是好文学当然更不需要怀疑了,但是,“坏运气”呢?您认为您仍然在受“坏运气”的困扰吗?您心中的“好运气”又是什么呢?
薛忆沩:好文学的坏运气是文学史上的经典现象。但是,“坏运气”在不同的写作者身上会有不同的表现。我完成过五部长篇小说,而其中的两部至今无法抵达读者,这是我的“坏运气”。这种“坏运气”并没有因为我的“高潮迭起”而消除:《一个影子的告别》的原稿是在1989年1月完成的,至今已经27年了。而《白求恩的孩子们》的原稿是在2009年完成的,至今也已经7年了。还不能在大陆出版。这两部作品都有很高的文学价值,也有很强的可读性。在我看来,写作者的“好运气”就是作品与读者之间的渠道畅通无阻,就是作品能够直接抵达“用户”,由读者去审查,去评判。好文学总是与坏运气并存,这是许多写作者必须面对的“辩证法”。这也是我不断强调写作者对写作必须具备“宗教狂热”的原因。马丁·艾米斯曾经称写作是与陈词滥调的战争。在这个时代,陈词滥调更为泛滥、更为霸权,这场与陈词滥调的战场比其他任何时候都更为艰难、更为激烈。写作者其实别无选择,他只能置“坏运气”于不顾,向“死”而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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