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60年来，国家对古籍整理工作十分重视，这可以从以下的措施和产生的效果得出结论。

    一、古籍整理的资金补贴，从200万元，到400万元、800万元、1000万元、1400万元、1800万元，逐渐增加。这笔资金虽不能解决所有问题，但它带动和鼓励了重点项目的整理和出版，作用巨大。

    二、古籍整理与出版的规划，不断完善。“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计划”的实施，不但保证了有计划、有步骤的整理与出版，更重要的是形成了一个上下重视、上下共管、上下齐建的局面。国家有国家的计划、省有省的计划、专业古籍社有社的计划，这就形成了梯次，形成了网络，使计划观念深入人心，实现就有了保障。简单地讲，就是作为国家规划的项目，大家都挂念和操心着这件大事，也因承担这样的项目而感到光荣。

    三、基础项目与重点项目成果显著。先看看基础项目的整理与出版。如史学方面：“二十四史”和《清史稿》的整理出版应该说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古籍整理与出版工程，意义和影响远播世界。加之先前的《资治通鉴》《续资治通鉴》的整理出版，后来的《清实录》、历代纪事本末、历代会要会典、历代史料笔记丛刊等的整理出版，为新中国的古代史研究奠定了坚实而又相对完备的基础。又如文学方面：《诗经》《楚辞》《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两汉全书》《全唐诗》《全唐文》《全唐五代诗》《全唐五代词》《全宋诗》《全宋词》《全宋文》《全元戏曲》《全明诗》《全明词》《全明文》《六十种曲》《全清词》《清文海》等断代诗词文曲总集的编纂或出版，表明自先秦至清的历代文学作品均已大致搜罗完备。不但把某一代的文学作品汇集于一书，而更能窥见一代的文化风貌，也便于研究者使用。

    另外，一批辉耀古今的重大工程的进行和完成，展示了中国古籍整理和出版业的气概和实力。如《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任继愈主编)，全106册，囊括4100余种23000卷佛教经典，堪称古籍整理的大制作。《甲骨文合集》(郭沫若主编)是殷墟发现甲骨文以来真正集海内外收集之大成的合集，标志着我国上古史和古文字学研究走在了世界前列。《十三经注疏》(全新整理本)，它表明目前对中华文化的基本资料库“十三经”的整理与研究已远远超过了清代阮刻旧本。《中国古籍总目》《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大唐西域集校注》《殷周金文集成》都是了不起的古籍整理工程。至于抢救性质的重大项目如《永乐大典(汇辑本)》《俄藏敦煌文献》《法藏敦煌西域文献》等书的搜集和出版，属于总结一代文献性质的新编总集或资料汇编，如《敦煌文献合集》《中华律令集成》《中国兵书集成》《古本小说集成》《吐鲁番出土文书》《清人集总目》等，这些也都是古籍整理史上前无古人的新成果。

    还值得特别提出的是《大中华文库》(汉英对照)的出版，它把繁难精深的中国古籍译成英文，这样系统、这样全面、这样高质量地向全世界推出中国古籍整理和翻译的巨大文化工程，在中国历史上是第一次，意义十分重大。

    四、但是，我们的巨大成绩，我们的规划和宏图，距离五千年古国的灿烂文明还是远远不够的。据最近完工的《中国古籍总目》披露，中国古籍约有20余万种，初步破解了中国古籍“浩如烟海”“车载斗量”“汗牛充栋”“恒河沙数”等等形容词的真谛。可我仍然认为，现存中国古籍总数还不止于此，有待于后来者不断搜寻、统计整理了。又据有关方面统计，新中国60年来，共整理出版了古籍图书1万种，这应该是很了不起的成果了，但与20余万种相较才占多大的比例，差多大的距离?依我们现在整理和出版的速度来看，任务仍然十分艰巨，投入仍然十分有限，整理出版队伍仍然(如果不是“更加”)十分单薄。

    而市场经济给古籍整理和出版带来的巨大压力，给整理者和出版者带来的巨大冲击，令人十分忧虑和不安。

    针对目前古籍整理出版工作的状况和任务，我在多年以前曾提出若干建议与大家探讨，现据新的情况我就其中几个主要的问题，再一次提出我的建议。

    第一，清理总数，分清档次，采取不同的整理方式，进一步完善和落实古籍整理出版规划

    清理总数是一项基础性工作。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直接组织实施《中国古籍总目》的编纂工作已基本完成。这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工程。通过这一工程，我国古籍的存佚情况大致可以摸清，从整体上掌握现存古籍的品种和数量以及大致的学术内容和价值，将会大大促进对古籍的保护和利用。《建国以来新版古籍总目》已于2000年出版。上述两个目录完成之后，便可以为现存古籍和新整理出版的古籍建立一个完备的数据库，并为今后制订规划、确立重点项目、进行宏观调控等一系列工作，提供切实可行的依据。

    在清理总数、摸清家底的基础之上，可根据科研、教学工作的实际需求，对现存古籍分出档次，采取不同的整理方式。据《中国古籍总目》统计，现存古籍约有20余万种，但这大量的古籍并不需要全部整理出版。我把这20余万种古籍分成三个档次。其中的大部分只要保存好就可以说是完成了任务。特别是现已有很多科技手段，如影印、缩微胶卷、扫描、数字存储等，保存工作做起来也更方便了。这是第一档，这一档占古籍文献的大部分。

    第二档次是供科研和教学人员使用的。对这部分古籍，只要做好标点、断句和校勘也就足够了。如果一个科研人员进行学术研究要根据别人搞的选本、看别人作的译文才能读懂原文，那他用的就不是第一手材料，这种研究的价值就要打折扣了。当然，有特殊的图书例外，如确实诘屈赘牙，很难读懂的书，必须做好校释工作。这个问题涉及古籍整理与研究的结合，需要另作探讨。

    第三档次，是给一般读者看的。给一般读者看的应该是古籍中的精华，应该是能展示传统文化中最优秀的东西的。但即使是精华，也有时代性的问题，也有剥离和转换的问题。比如，古代讲的忠与现在我们讲的忠于党、忠于祖国的忠不一样；今天我们讲孝，和过去的含义也不同。所以，古代的东西即使是精华，也需要批判地继承。《论语》《孟子》、唐诗、宋词等，是古代文化遗产中比较优秀的东西，但对于其中的一些封建主义的内容，也要做科学的分析，然后才能确定取舍。给一般读者看，应该有选本，应该有注释，有的应该有译文。

     以上分类的三个档次，采取适宜的整理方式，该保存的保存好，然后集中学术界力量进行重点整理，把人力和资金集中在重点古籍的整理上，一定会大大提高古籍整理的效率。

   第二，评议已出古籍图书，推荐古籍整理新“善本”，减少重复出版和资源浪费

    古籍整理图书的重复出版是一直困扰我们的一个问题。一些大家喜闻乐见的古籍读物，各种整理本不断地重复出版，例如四大古典名著每一种的排印本都有数十种之多，《论语》《孙子兵法》等名著的新注新译本层出不穷。抛开个别出于保存古籍版本的需要不说，各种新本之间内容大同小异相互因袭，甚至后出的还达不到早出版本的水平。比如《论语译注》，大家公认杨伯峻先生整理本最好；《李太白全集》，大家认为上海古籍出版社的校点本做得好。已经有了相当不错的整理本，在一段时期内，还需要重新再搞吗?所以，是否可以成立一个评议审定小组，请专家学者对已经出版的古籍整理图书进行评议，确定“善本”。比如《孙子兵法》，将若干个译注本集中起来，经过评议，选出一种当前水平最高的整理本，如果没有更多新的文献出土，至少在一段时期内不必再搞新的译注本。评议工作逐渐开展，最终形成新中国古籍整理图书“善本”目录，以古籍领导小组的名义公布，向读者推荐。这样做的结果，一方面在读者中起到引导作用，有利于宣传推广这些图书；另一方面，更有利于集中力量整理未整理过的文献，在古籍整理的原创性上有所突破。

    古代典籍自身的特点决定了古籍整理出版与其他图书出版之间的差异。一般非古籍图书，或者出自当代作者的创作，或者出自编辑策划，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有新的积累和增加。而古籍整理是通过适当的整理方式，使传世的文献典籍为当代或未来的学术文化服务。除了出土文献，粗略地说，传世古籍是一个定量，而不是变量。既然如此，我们可以更有针对性、更有计划性，避免重复和浪费，腾出更多的人力、物力，将有限的出版资源集中到那些我们尚未问津的古籍文献上，集中到那些整理未臻完善的重要著作上。

    第三，强化古籍整理出版的质量管理，全面提升古籍整理出版工作的整体水平

    古籍整理与出版不仅要服务当代，还要服务千秋万代。因此整理古籍首先要尽可能保留古籍的原貌，提高古籍整理的水平。其次要在整理的形式、整理的方法上进一步创新，不要停留在乾嘉学派，停留在清人的水平上，要根据时代的发展要求，开拓创新，作出立足学术前沿、代表时代水平的古籍整理成果来；要总结和继承中国古代文献整理的优良传统，百花齐放，推陈出新。再次，古籍整理图书要树立精品意识，实施精品工程。如果我们能策划出像《史记》《汉书》《三国志》这样的选题，那就是不朽之盛事。如果我们能编选出像《唐诗三百首》《古文观止》这样的选本，读者将受益无穷。我们今天的条件是前人无法比拟的，应该作出前所未有的好的整理本、前所未有的好的选本，应该比前人作出更大的成绩。那样我们才可以说，我们为子孙后代作出了我们应该做的努力，我们为中华民族优秀传统的传承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要强化古籍整理出版的质量管理，全面提升古籍整理出版工作的整体水平，有两点必须做到：一是保持一支专业素质良好的古籍整理出版队伍，中共中央《关于整理我国古籍的指示》中特别强调“保持连续的核心力量”，要求“从事整理古籍的人，不但要知识基础好，而且要有兴趣”，没有一支高水平的专业队伍，古籍整理与出版工作就没有基本的保证；二是要遵照古籍整理工作自身的规律和要求，从古籍自身的特点出发，对不同的古籍采取不同的、合适的整理方式，以求达到最佳的整理效果。明人整理古书而古书亡，是前车之鉴，值得我们汲取。

    第四，优化古籍整理图书结构，实施精品战略，处理好普及与提高的关系

    中共中央《关于整理我国古籍的指示》对普及与提高工作有很具体的要求，一则是说，“现在有些古籍的孤本、善本，要采取保护和抢救的措施”，“散失在海外的古籍资料，也要通过各种办法争取弄回来，或复制回来。同时要有系统地翻印一批孤本、善本”。这些属于提高性工作范畴。另一则是说，“整理古籍，为了让更多的人看得懂，仅作标点、注释、校勘、训诂还不够，要有今译，争取做到能读报纸的人多数都能看懂”，这是属于普及性工作。普及与提高是古籍整理出版工作的两翼，都应该给予重视。

    近年来由于市场的压力较大，普及性读物读者面略广，各出版社在普及上动的脑筋更多一些，这是好事，但出于求多求快的心理，在选题上不免有些滥，整理质量参差不齐，还有一些不懂古籍的人专门在“艳情”上做文章，这些问题必须高度重视，认真解决。传统文化普及读物同样有一个精品战略的问题，普及工作的基本要求是贴近读者，适应读者的普遍需求。普及与提高二者相辅相成，不可偏废，我们要的是提高指导下的普及，普及基础上的提高。

    第五，整理和研究并重

    在这方面，古籍整理事业的老领导、老前辈李一氓先生早有明确的论述。他说：“我们曾列举标点、注释、校勘、今译、辑佚等等，无非是一些汉学家数、乾嘉本领。现在看来，长此不变，必将减少学术意义。只有开辟更为完整的科学途径，才能取得站得住脚的学术价值。”在这方面，很多专家学者做出了榜样。如《大唐西域记校注》不但征引广泛、立论确凿，而且季羡林先生撰写的《前言》长达1 0万多字，就是有关“西域记”高水平的学术论文。《曾国藩全集》“家书”部分，每封家书前都有一行提要，研究深入。《华阳国志校注》，不仅仅对泛引古籍作名物注释，还根据实际情况，作出是非判断，使这部书成为研究3世纪以前中国西南地区政治、民族、地理的有用之书。

    当然，整理工作本身也要进行研究，也属研究工作的范畴。但要体现时代精神和赶超前人，就必须从文献典籍的整理人手，找出规律性的东西，使精华更耀眼、糟粕更清晰、文献更有用。

    第六，走团结合作、集约经营的道路，以适应现代市场经济的要求

    目前全国有20多家专业古籍出版社，数量不少。因为各种原因，古籍出版社的全部出版物中，古籍图书所占的比例约为30％，也就是说古籍出版社还有70％的出版力量用在了非古籍整理图书的编辑出版上。这说明当前古籍整理出版事业主要不是增加古籍出版社的问题，初是提高古籍出版社的专业生产能力问题。从另一方面看，全国的古籍整理出版是以专业古籍出版社为主体的，20余家古籍出版社共享全国的古籍图书市场，面临共同的任务、相同的读者群，竞争是不可避免的，甚至会发展到恶性竞争、选题撞车、低水平重复出版的地步，最终损害的是古籍出版社在读者心目中的形象，损害的是我们共同的事业。

    要从根本上解决古籍整理出版的规模、出版的质量和速度，以适应现代市场经济的要求，必须走团结合作、集约经营的道路。全国主要的古籍整理出版机构，根据各自特点和市场需求，按区域范围适当联合，在全国范围内形成几个中心，由中心进而发展为一个古籍图书出版联合集团，统一规划，重点资助，大力宣传，政策保护，我想一定能起到更大的作用，收到更好的效果。

    第七，加速推进古籍整理出版工作的现代化、数字化进程

    信息传播手段的快速发展向传统的印刷术提出了强烈的挑战。在信息化时代，如何谋求古籍整理出版的生存和发展，如何使传统的古籍整理出版工作适应时代的脚步，为现代人所用，是当今从事和关心这一事业的人们所需要考虑的问题。图书的数字化已经显露了它在信息传播和利用上的极大优势。这一点就规模较大的古籍而言，优势更为明显。文渊阁《四库全书》电子版是一个明显的例子。一部经过缩印的《四库全书》，单排书摆放，需要将近10个2米高1米宽的书橱；而一套《四库全书》的光盘，所占用的空间不过一两个不必太大的抽屉。同样是《四库全书》，电子版提供的检索大大提高了使用的便利，在文献检索和某些具体问题的研究上，远非传统的面对纸质图书、皓首穷经式的检阅方式可以比拟。数字化检索不能代替学者对文献典籍的细读和涵咏功夫，但数字化古籍强大的检索功能和对于现代人的实用性，无疑将扩大古籍图书使用者的范围和使用效率。

    近几年，古籍电子化的工作已经有不少有效的尝试，电子版古籍越来越多，举其要者，如文渊阁《四库全书》《四部丛刊》《康熙字典》《全唐诗》《国学经典文库》《国学备览》等，以其信息容量巨大、检索快捷方便等传统纸质出版物无法替代的优势，深受学术界和读者的欢迎。最近由中华书局承担的“中华古籍语料库”“中国古籍网”等古籍数据化工程已正式启动。现代电子信息技术对古籍整理出版工作提出了新的挑战，也为传统的古籍整理拓展了新的领域，在古籍的保存、传播和使用上发挥了更大的效用，带来了新的发展契机。古籍数字化是古籍整理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顺应这种变化，是时代向古籍整理工作提出的新要求。

    古代典籍是一个民族历史文化的重要载体，传世古籍历经劫难而卓然不灭，必定是文献典籍所蕴涵精神足以自传。关于这一点，李一氓先生有一段精彩的表述，他说：“古籍既是中国文明的历史标志，则就古籍本身而论，它和其他文化遗产一起，已成为中华民族共同心理的历史积累的基础。因此，整理古籍亦就自然成为我们所特有的丰富的精神生产，成为和中国社会主义物质建设相适应的文化建设，并与中国现代化保有辩证的直接的内在联系。”(《论古籍和古籍整理》)我们不能将古籍整理出版事业局限于或降低为一个文化产业的位置，要将它放到继承祖国优秀文化传统、弘扬中华民族精神、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高度来认识，从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矛盾统一关系中去理解。将古籍整理与出版当做产业去看待，当做企业去发展，是没有前途的，也不符合中央的指示精神。

    中共中央《关于整理我国古籍的指示》指出：“整理古籍是一件大事，得搞上百年。”

    中国共产党的三代领导集体对古籍整理事业都倾注了极大的关怀。特别是2007年，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十分突出地指出：“要做好文化典籍的整理工作。”可以说，这是党中央第一次在这样高规格的报告中明确提到文化典籍的整理工作。我们从事这方面工作的同志深受鼓舞和激励，同时也感到要努力做好这方面工作的巨大压力。报告中又说：“要全面认识祖国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之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保持民族性，体现时代性。”这些指示，十分清楚地为我们指出了古籍整理与研究的着眼点与落脚点。做好文化典籍的整理工作已经远远超出一项业务工作的意义，而成为民族和时代的使命。我们要进一步研究新形势下古籍整理工作所遇到的新问题，迎接挑战，不辱使命，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作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本文作于2010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