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乐的困惑：明代的商业与文化（精装）

加拿大著名汉学家卜正民（Timothy Brook）教授的专著《纵乐的困惑：明代的商业与文化》是继他《觊觎权力：佛教与晚明士绅社会的形成》之后面世的又一部在北美汉学界引起广泛注意的力作。《纵乐的困惑》运用一系列丰富的资料--最值得注意的是那些对社会不满的文人的轶事、观察、抱怨--再现了明代中国充满活力的商业社会，展示出商业在塑造公私生活文化上的力量，尤其是展示了明代中国仍然是世界经济中心这一论点，从而创造了一幅王朝成长过程中值得留恋的社会图画。无疑，本书的出版将会对明代社会文化史的研究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卜正民（1951- ），加拿大人，多伦多大学文学士，哈佛大学文学硕士、哲学博士，长期在多伦多大学教授中国历史。曾任斯坦福大学历史系教授，圣约翰学院院长，主要研究方向是明代社会史。主要著作有《觊觎权力：佛教与晚明士绅社会的形成》、《纵乐的困惑：明代的商业与文化》、《觊觎权力：佛教与晚明士绅社会的形成》、《明清历史的地理资料》等，另编有多部著作。

英文版作者序
中文版作者序
明代大事记

引言：明代的四季
本书出场人物
第一章 冬（1368-1450年）
墙砖
交通负担
集思成文
经济和贸易
贫富间的距离
第二章 春（1450-1550年）
中央衰退
国家与市场
商业
商业与文化
正德年间的衰落
第三章 夏（1550-1642年）
钱神
旅行和书信
消费与生产
贸易
时尚
第四章 秋（1642-1644年）
明朝的覆灭
最后的回眸

参考文献
译后记
 

崔溥一行人从扬州沿大运河北上，于4月13日抵达吕梁洪，南直隶北端的两个急滩之一。那日船在十头一组的牛队的牵引下渡过吕梁洪。为了使所有的随员安全地通过随后的徐州洪，动用了上百名纤夫。在前一任皇帝时，这里修建了以铁栓和石灰加固的石板纤路。渡过急滩之后，崔溥对维持运河水位的复杂的河闸、水库系统感到十分惊奇。闸是嵌在石堤狭窄处的相对简易的挡水木板。闭闸储水，开闸放水，以便有足够的水流可以牵拉船只通过浅滩。

临清是运河上的主要港口，也是山东北部的关税征收点。这里地势险要，船工们得设法将船只从运河转入湍急的黄河北部支流卫水中。据崔溥记载，临清是“商旅辐辏之地，其城中及城外数十里间楼台之密，市肆之盛，货财之富，船泊之集，虽不及苏杭，亦甲于山东，名于天
下矣”。向北行四日，下一个主要港口是位于山东边界上的德州，几乎与临清一样繁荣和充满生机。“土广人稠，商旅所会。”在崔溥看来，这些是他心目中贫穷、落后和死板的华北风景线上仅有的闪光点。在日记的末尾，他举出了一连串令人沮丧的鲜明对照：长江以南是宽敞的瓦顶房，而北方则是低矮的茅草屋；南方是轿子，而北方则是驴马；南方市场上用的是金银，而北方却用铜板；南方人勤于农工商业，北方人则颇为懒惰；南方人性情开朗，北方人脾气暴躁、容易争吵；南方教育发达，北方知识贫乏。然而南北方惟一的共同点就是“人皆以商贾为业，虽达官巨家或亲袖称秤锱铢之利”。
在江南水乡，船舶名目繁多，数不胜数。帆、桨、舵、吃水度的组合各异，以适应各种不同的行舟环境。船的种类成千上万，每种都有各自的地方名称。据一位16世纪观察家的记载，太湖上的船只各种各样：有运石头的“山船”，运商品的“驳船”，装载旅客的“塘船”，用于军事目的的“巡船”、“哨船”，还有“渡船”。最适于风浪中行驶的是渔船，这些渔船一年四季日夜穿梭于江南的湖面上。这些船的大小依桅杆之多少而定，从二桅（载重不超过6千公斤）到六桅（可载重12万公斤）不等。二桅和三桅最为常见，但四桅船容大载重量与灵活性于一身：大可载重6万公斤，而船体又足够小，可以在多数港湾停泊，夜间两艘系在一起成为
一个小型的水上堡垒，一般海盗不会袭击。此外还有“江边船”，从二桅到五桅不等，载重量可达12万公斤；“厂梢船”，载重量达4万公斤；“小鲜船”，载重不足600公斤；“剪网船”，船身窄但速度非常快；“丝网船”，仅可乘三人，但在风中行驶相当快；还有划艇，三四人划桨，比“剪网船”还快，可在一般船只无法进人的水域行驶。
浮桥是一座建造在浮舟上的大型木式建筑，它横跨在一条流经芜湖城门而汇入长江的河流上。明初各地都积极地重建桥梁以恢复在战争中损毁的基础设施。桥梁建筑的第二次高潮出现于15世纪末，特别是1465年中南部大水灾之后。因浮桥的建筑比固定的桥式建筑要便宜，受到明代中叶地方官员的欢迎；盖以他们面对中央在资金需索的压力，被迫寻求地方豪富的资助以在官僚架构以外安排财政上支持基建的投资。很多明朝中叶的桥梁兴建或坍塌，取决于地方官员是否能成功地寻找一些愿意出钱资助的人。
与李晋德理智保守的忠告形成对照的是在商人和士绅中同时存在的一种截然相反的驱动力：将自己置身于永无止境的名分地位追逐之中。明朝后期再也没有比多变的时尚舞台更为多彩的让人观赏竞争的场所了。明朝后期人们追逐时尚的热情并不像《商贾醒迷》的作者可能想像的那样，是复杂的道德沦丧的产物。它是商业化的简单后果，这时无数的新富起来的人在追求社会地位：有更多的价值高昂的东西出卖，有更多的人能买得起这些贵重商品，有更多的对原有的社会地位标志的可靠性的忧虑和不安。这就是人们时尚追求的完美构成。为了克服这种忧虑和不安，人们不停地购买。
如果说商品经济中追逐时尚的冲动本身非常简单的话，这种冲动却是以极其复杂的形式表现出来的。首先，时尚是在永恒的失望和失败中不断变化的。因为时尚是用来区别出类拔萃和平庸通俗的，大多数人肯定会在时尚追逐中败北；否则，每个人都变得风流倜傥，出色与一般便无法区分。时尚从来都不是固定不变的，它的界际在不断地移动，总是有新的标准被不断地制定出来，使那些正在趋近于现行标准的人遭到挫折。鉴赏家必须得比纯粹的收集者先行一步，真正的优雅一定要比仅仅是拿得出手技高一筹。
时尚的确定并不是一个公开的过程。它总是被那些既定的精英人物所裁断。时尚的标准不是由那些从底层爬上来的企求者决定的，而是由那些已经达到既定水平、需要保护既得的精英地位的人们决定的。他们划出时尚与普通的界限，将大多数企图挤进上流社会的追寻者都拒之门外；不然的话，他们的上流社会地位就会变得不值钱，他们的足以象征其优越地位的资本就会失去价值。这种排拒大多数的办法并不是没有遇到来自下层的反抗。商业圈中的精英人物力图将他们自己的时尚强加于社会，力图铲除由他人制定的、他们无法企及的那些标准。这样，那些处于社会上层的时尚的制定者和下层的追随者之间就会发生无休止的冲突。下层的追逐者千方百计地想扩大时髦的范围以便将他们自己也包括进去；上层的制定者则处心积虑要设置新的障碍，不让圈外的人进来。所以时尚设计者就必须一次又一次地使那些大众消费者明白，他所穿戴或收藏的东西是错误的，或是穿戴或收藏的方法不对，否则就会缺乏时尚创新的生命力；他们必须摒弃由下层素材构思新款式的企图，除非将其融合改造使一般民众无法企及。
毫不奇怪，获得了时尚的控制权，上层社会就能从中获利。时尚促成了一个将纯粹富有者手中的财产重新分配的过程，这些富有者必须花去越来越多的金钱来获得作为上层社会地位象征的昂贵东西。这笔财富中的一部分越来越多地流入生产奢侈品的匠人和从事奢侈品贸易的商人手中。一部分又回流到既定的精英阶层手中，他们确定哪些是象征性的贵重物品，然后拿到市场上重新出售，甚或还自己生产这些物品，就像明朝后期许多文人为人写墓志铭或模仿名家绘画作品时所做的那样。鉴赏家会贬斥那些纯粹收藏家的藏品，又不时地将自己的藏品卖几件给这些人。
1642年晚秋，满族军队越过渤海湾对山东发动了短暂但破坏性极大的一次海上袭击。丁耀亢那时正在北京，他一听到海战的消息急忙赶回家去救他的家人。他的家乡在山东诸城，一个山东境内贫穷的东南地区的偏远的县。丁耀亢是个贡生，那是一个令人尊敬的头衔，有一些做官的机会但不足以完全保证他谋得一个位置。他在京城附近滞留多时，希望能谋得一官半职，但是那年秋天，看起来是没有多少希望了。去年的饥疫使国家财政匮乏，持续不断的暴乱危机更使国库日益枯竭。无论如何，丁耀亢来自一个无名的、不起眼的县，找不到任何地方党派集团作依靠，在京城官场没有后门可走。山东的战争使他确信该是回家的时候了。
满族骑兵三年前就曾攻打过山东。尽管他们仅占领了西部的几个府，但却带来了巨大的破坏和恐怖。1639年丁耀亢还在家中，他想把家人向南疏散到有城墙保护的安全的南京城去，当时整个华东的士绅都在往那里逃。但是满族人的袭击使山东的秩序极度混乱，要想安全地将家人送到南京已经不可能。幸运的是，那时满洲骑兵还没有向南推进到诸城。但这一次情况就不同了。
顾炎武接受了张涛关于商业对中国人生活的影响的价值判断，这到底对不对呢？他抱怨他那个时代的商业化，但商业到底有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大众和个人生活的行为方式呢？是不是这些改变引起了明后期中国所面临的明显的危机？或许恰是流动和商业，通过扩展社会生活的范围而不是从根本上改变它的构造，保证了由士绅控制的世界能够团结一致，即使在王朝分崩离析的时候？
丁耀亢和李挺生的日记里所记述的经历告诉我们在1642年中国确实变了，但还没有最后伤害到士绅阶层。事实上，正是明朝后期这可流动性、金钱、地位等诸方面的变化才使他们能够安全地度过王朝擅变的动荡。二人都利用了明朝后期的交通网络来逃避危险和寻找生机。起义军和清兵走的是同样的道路，所以李、丁二人就得小心翼翼地在有用时利用它，在危险逼近时远离它。但如果是必须得上路的话，他们可以以（超出敌人的）安全速度远离危险。两人都知道利用当时还在运转的货币经济。不管是零售还是批发，李挺生干得还着实不错。丁耀亢并没有放弃士绅传统的土地收入，但他的以银子为形式的货币财产使他在关键时刻能够买到食物和支付交通费用。
比上述两个因素更重要的是他们始终得以保持士绅身份，他们可以利用这种身份经受住王朝战争的风雨。在许多关键时刻，丁、李二人都与别的士绅联合起来共同克服困难，因为他们都是逃难的难民，并且都能在那种动荡的日子里维持相对稳定的生活，假如没有这种团结，不管是士绅本人还是他们的家人可能都会受到伤害。他们的士绅身份赢得了他人的尊敬，尽管在隐瞒身份看起来更明智的时候李挺生会迅速乔装改扮。这一身份也给每个人以度过眼前的暂时困难、凡事从长计议的信心。
作为17世纪40年代的绅士阶层中的一员，他们所拥有的社会性格特征已经全然不同于40年前张涛所希冀的那样。时代变了，士绅也已学会了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李、丁二人都知道如何寻找赚钱的机会，同时又不使自己感到会贬低自己的身份。他们知道如何计算经济利益而又不觉得渺小。他们具有适应环境的能力，而对这种能力张涛或许会不屑一顾。他们是社会秩序的主宰，作为一个社会阶层他们会战无不胜，即使在与来自满洲的新统治者的较量之中。
……
 

装　　帧：精装

页　　数：332

版　　次：2004年1月第1版

开　　本：32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