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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天瑜先生关于制度文化史的深思与总结
体大思精，广征博瞻，探究中国古代制度文化的生成与演变
为什么我们今天说“秦制两千年”？
根源于周制的儒学何以成为两千年秦制社会的正统思想？
（1）为什么关注制度？
制度是人类在一定的文化生态环境中自创的相对稳定、用以实行的规则、法令、礼俗和认知结构，通过传统性、强制性（渐趋自觉）势能，规范社会运作与走向，导致“路径依赖”。制度的长短优劣及其改善之道，应当受到历史的、批判性的特别关注。
（2）周制、秦制的特殊性
中国社会制度史历程繁复错综，原始氏族社会约定俗成的习惯法且不深议，自跨入文明门槛，确立权位世袭的王朝政制以后，三千多年的社会制度，略分周制与秦制两大系统。
宗法封建制行“王道”，成形于西周，变态于东周，传世三千年；君主集权制酝酿于春秋战国的列国之间，定格于秦代，行“霸道”，辅以“王道”，传世两千余年。
故中国制度史似可作这样的纵向分类：“中国传统社会”前期行周制，天子与贵族分权，又在一定程度上受国人制衡，是一种间接的、相对柔性的君治制度。“中国传统社会”后期行秦制（汉以降兼采周制），天理、贵戚、官僚、乡治虽约束王权，但臣民终究归附于皇帝威权之下。秦汉及以后列朝实现“王权支配社会”（中有跌宕起伏），至明清方全方位达到直接的、刚性的皇权专制。
秦汉以降，由皇帝直辖的科层制官僚系统取代分权贵族政治，日趋刚性化的皇权掌控社会，但柔性君权的周制并未消弭，或隐或显地在朝廷乃至社会基层（村社）延绵推衍。两汉以至明清，秦制呈显性，周制呈隐性，而在观念领域则阳儒阴法，周秦二制彼此颉颃又相互为用，综合为一种“霸王道杂之”“儒表法里”的汉制，铸造了前近代中国的社会形态。
（3）中国制度演变的两次战略性变革
第一次大更革（周制演为秦制）发生于周秦之际，在生产力进步（牛耕、铁制农具使用）、生产关系演化（土地可以买卖的地主经济取代土地占有是政治特权的领主经济）推动下，世袭贵族式微，军功新贵、参政士子崛起；“天子与贵族分权”的宗法封建制，演为“帝王通过朝廷命官统辖庶众”“天子与士大夫共天下”的君主集权制。
秦汉以降两千多年，政治经济制度层面，秦制为显、周制为隐；观念文化层面情形似乎相反，“从周”的儒家为显，“从秦”的法家为隐。周秦两制彼此博弈，互动互渗，共构以地主经济、王权政制为内核的中古—近古社会形态。
中国社会形态第二次大更革发生在清民之际。19世纪中叶以降，随着工业文明降临，西学东渐，世界由分散走向整体，伴随西制的楔入，中国固有的经济—政治结构渐趋解体，发生社会形态的近代转型，周秦二制综汇而成的社会制度体系是此一转型的基点。
近代制度（无论冠以多少名目）并非单凭某些政治家、思想家“设计”出来，而是在历史演进、中外互动中渐次形成的，是在对周秦二制承继与解构过程中得以重建的。故而清理并反思周制、秦制，须置之于文化生态演化的背景下进行，这是今人探讨制度问题不可旁贷的一项“共业”。
（4）托古改制、回到三代
周秦之际，周制已然衰微，秦制勃兴，但周制的影响力并未消失，它作为秦制的比较物，每每成为两汉以降儒者修正现实制度弊端的参照系。更有甚者，还试图依古样复原周制，西汉末年的王莽便是典型。秦汉以降列朝皆出现过统治危机，不断有儒者吁求复兴周制。继王莽改制以后，又陆续有多起制度更革，其中著名者是“王安石变法”。
“两王”变制的共通之处在于：变革者皆托周制之古，作“仿周”设计，试图克服现实的社会危机，结果却适得其反，社会危机反而被激化。个中因由值得反思。
（5）传统制度文化的双重性
周制与秦制构成中国制度文化的传统主体，而传统具有双重作用：一方面，“传统是一种巨大的阻力，是历史的惰性力”，周制的宗法属性、秦制的君主专权的独断性，皆给中国社会进步造成严重障碍；另一方面，传统又源源不竭地提供物质生活、精神生活的资源，是人们赖以前行的地基，三千年的周制、两千年的秦制，经过改造、更新，滋养着今人今制，又约束着今人今制。制度前行，依凭对过往历程的再认知及继承间的改造，在扬弃中螺旋式上升，此即所谓“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
冯天瑜，湖北红安人，武汉大学资深教授、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湖北省中国史学会会长、湖北省地方志副总纂、“荆楚文库”总编（之一）、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和台湾研究所所长。主要从事中国文化史、明清思想史、地域文化史研究，创建了新时期中国文化史的研究范式和叙述框架，是半个世纪以来中国文化史学科的主要领军人物之一，其中国文化生态论、中国文化特质论、元典精神论、新民本论、历史文化语义学等学说影响深远。独著和合著有《明清文化史散论》《张之洞评传》《中华元典精神》《“千岁丸”上海行》《新语探源》《中国文化生成史》《“封建”考论》《中华文化史》《中国古文化的奥秘》《解构专制》《晚清经世实学》《辛亥武昌首义史》等，结集为《冯天瑜文存》20卷。
自 序
导 言
一、“制度”界说
二、制度的结构性功能：“制度决定论”并不可取
三、中国史学的制度考释传统
四、制度生成机制比较（甲）：中与西
五、制度生成机制比较（乙）：中与日
六、以“社会形态说”观照制度史
第一章 周制来路
一、古制分期
二、“天下为公”的“大同”
三、酋邦制与“尧舜禹”崇拜
四、夏制：“大人世及”的“小康”
五、商制：“王神与共”?君治建构
六、殷周因革（甲）：“共主”进为“君主”
七、殷周因革（乙）：“神治”到“德治”，“先鬼重巫”到“人文化成”
八、东周—两汉：《三礼》等阐释周制文本集成
第二章 宗法封建的分权周制
一、天子与贵族共天下
二、周制非“奴隶制”
三、宗法
四、封建
五、井田
六、礼乐
七、原始民主遗存（甲）：启用出身微贱者
八、原始民主遗存（乙）：师保辅贰制、国人议政
九、原始民主遗存（丙）：乡治、乡校
十、原始民主遗存（丁）：采风、诽谤
第三章 儒家周制论
一、“三代之治”：儒家制度论的文化原型
二、孔子的制度保守主义
三、孟子的有限君治论
四、实施度最高的荀子尊周崇秦论
五、古制供参酌而不可重复（甲）：王莽改制—“复周”挽歌
六、古制供参酌而不可重复（乙）：王安石变法—托周改制，以秦制新法富国强兵
[附] 墨、道、法诸家品评周制
第四章 周秦之际制度因革
一、周制奠定君治基石
二、周制式微
三、后世承袭周制，“周”名被多朝沿用
四、春秋更制：以郑执政卿子产为例
五、战国：士的崛起?客卿当政
六、列国变法
七、君主掌控社会：从周制柔性间接式到秦制刚性直接式
八、封建贵族政治转向君主直辖的平民—官僚政治
九、中国制度停滞性及其反证：殷周之变—周秦之变—清民之变
第五章 君主专权的大一统秦制
一、王权绝对化
二、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统一民族国家形成
三、皇帝制度：“独制于天下而无所制”
四、中央集权：三公九卿、中朝外朝
五、变“世卿世禄制” 为“军功爵制”“流官委任制”
六、御史制：监察臣民
七、郡县制：君主实辖地方
八、编户齐民制：朝廷直掌平民
九、地主经济取代领主经济
十、“利出一孔”：君国独控全部利益通道
十一、工商官控与民营之辩：《盐铁论》管窥
十二、皇权“临民”?农民战争频仍，造反而不变制
第六章 法家秦制论
一、法家：秦制构思者、力行者
二、《管子》：“富国强兵”“尊王攘夷”
三、《商君书》：倡耕战和强君国? 驭民五术
四、《韩非子》：君主独裁的法? 术? 势
五、强化“治民”，禁绝“民治”
六、君本位—官本位
七、四民社会? 重本抑末? 官商旋转门
八、制度成本趋高
九、天朝上国：对外交际“厚往薄来”
[附]“过秦”“颂秦”文献
第七章 百代皆行汉政法
一、“汉承秦制”“复古更化”
二、皇权—相权博弈
三、“马上”“马下”之辩：文治政府确立
四、从察举到科举：官僚考选与“英雄入彀”
五、秦制改良版—汉制的“专制性”程度估量
六、形上之道（天理、民心）约束皇权
七、政治实体（贵族、官僚）制衡皇权
八、民间自治对皇权的稀释，“民变”对皇权的威胁
九、制衡皇权诸因素的有限性
十、“霸王道杂之”“儒皮法骨”的汉制沿袭百代：对一个名言的修订
第八章 周制文化与秦制文化
一、周制文化（甲）：“轴心时代”元典创制
二、周制文化（乙）：“道术为天下裂”与诸子争鸣
三、秦制及其改良版汉制的“文化一统”路径：以法为教—黄老无为—独尊儒术
四、汉制文化：周秦互渗，外儒内法，济之以道
五、帝王“称制临决”，“治统”囊括“道统”：“石渠阁议”“白虎观议”及“明祖排孟”
六、学术集成与精神统制：以《永乐大典》《四库全书》为例
第九章 近古—近代解构周秦二制
一、秦制解构期
二、明清之际：“新民本”论者赞颂“古之君”，谴责“今之君”
三、“新民本”在康雍乾嘉隐而未彰，重新昭显于清末民初
四、道咸经世派申斥“一人为刚”的秦制
五、“开眼看世界”哲人以近代民主比附周制
六、早期改良派的“盛世危言”
七、维新志士解构周秦二制的多元走向
八、晚清革命派非秦，力辟君主专制，引入民主共和
九、新文化运动清理重点转向宗法礼教
十、现代新儒家“复周”构想：以熊十力《论六经》为例
结语 周制、秦制、西制与制度现代转进
一、周制向秦制递嬗及二者互渗
二、周秦二制对制度近代转型的奠基与阻碍
三、秦制改良版—汉制是前近代制度的完成形态
四、近代体用之辩中的周制、秦制与西制
五、从“郡县—乡里社会”到“单位社会”“后单位社会”：迈向“自由人联合体”
后 记
装 帧：精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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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 本：32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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