禅悟与僧诤:17世纪中国禅宗的重构

☆美国亚利桑那大学吴疆教授关于明代禅宗发展的重磅著作

☆充分展现了17世纪禅宗复兴、重构的过程

☆对于晚明临济、曹洞之争中的几场关键法脉之争有深入探讨和分析

本书是美国亚利桑那大学吴疆教授关于明代禅宗发展研究的一部专著。全书分为四部分：第一部分聚焦于17世纪中国佛教的背景；第二部分聚焦于禅悟的宗旨，尤其是密云圆悟与汉月法藏之间的争论；第三部分着眼于对法脉争议的探讨；第四部分则对禅宗的兴衰及佛教复兴的模式进行分析。本书展现了17世纪禅宗复兴过程中丰富的张力、交涉与矛盾，融佛教史、文化史、政治史、制度史、文献学于一身，角度新颖，分析严密，是这一领域的一部佳作。

吴疆，1994年南开大学中国哲学专业硕士，2002年美国哈佛大学宗教学博士，师从杜维明与詹密罗（Robert Gimello）教授，专治东亚文明史与宗教思想史。现为美国亚利桑那大学东亚系教授、佛教研究中心主任，曾任宗教系与古典系以及东亚系代理主任。著有 Enlightenment in Dispute: The Reinvention of Chan Buddhism in Seventeenth-Century China（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8）以及 Leaving for the Rising Sun: Chinese Zen Master Yinyuan and the Authenticity Crisis in Early Modern East Asia（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5，该书荣获首届天柱最佳禅学著作奖）。另外编有多部论文集，并发表多篇论文。曾主持美国国家人文基金会、美国学术团体协会等的多项研究项目并担任多家国际学术丛刊和期刊编委。2023年荣获美国古根海姆奖。

目录

凡例

年表

缩写

导言

　17世纪禅宗的复兴

　僧诤与禅宗

　禅宗的演变

　禅宗传法世系的重构

　本书章节与史料来源

第一部分17世纪中国佛教的背景

　第一章　对晚明佛教的重新审视

　　第一节　从边缘到中心

　　第二节　边界模糊的禅宗社群

　　结语

　第二章　文人士大夫与禅宗

　　第一节　王阳明与禅宗

　　第二节　士大夫的文字境界

　　第三节　文人对于禅僧的影响

　　第四节　浙东禅宗社群的出现

　　结语

第三章　禅宗的崛起

　　第一节　临济宗的复兴

　　第二节　曹洞宗的复兴

　　第三节　禅宗的进一步传播

　　第四节　17世纪中国社会中的禅宗

　　结语

第二部分　禅悟的宗旨

　第四章　觉悟者之间的冲突

　　第一节　汉月法藏对如来禅与祖师禅的区分

　　第二节　汉月法藏与密云圆悟的相遇

　　第三节　你来我往的书信论战

　　第四节　密云与汉月两系之间的对立

　　结语

　第五章　理解的分歧

　　第一节　禅悟主观体验的客观化

　　第二节　圆相的秘密： 汉月法藏的密教修行

　　第三节　论诤中的机缘问答

　　结语

　第六章　雍正帝与王朝干预

　　第一节　雍正帝的禅悟之路

　　第二节　宫廷中的参禅法会

　　第三节　雍正帝的佛学著述

　　第四节　雍正帝的辩论文本：对汉月法藏的批判

　　结语

第三部分　传法世系的问题

　第七章　晚明“两道悟”之争

　　第一节　“两道悟”之谜

　　第二节　主要证据概要

　　第三节　考证在争论中的使用

　　第四节　儒士的角色

　　第五节　文人关于“两道悟”的最初发现

　　第六节　关于木陈道《禅灯世谱》的论战

结语

　第八章　清初费隐通容《五灯严统》的诉讼

　　第一节　《五灯严统》的出版

　　第二节　诉讼和回应

　　第三节　地方政府的调停

结语

　第九章　余音回响

　　第一节　重建可疑的天王寺

　　第二节　曹洞宗僧人对于“两道悟说”的不断证伪

　　第三节　关于《五灯全书》的辩论

　　第四节　文人的参战

　　第五节　“两道悟”之争在日本

　　结语

第四部分　批判性分析

　第十章　有关禅宗兴衰的解释

　　第一节　文字理想和禅林现实

　　第二节　禅宗文字社群的形成：僧人和文人

　　第三节　划界： 僧人和帝王

　　第四节　传法的制度寓意

　　结语

　第十一章历史上佛教复兴的模式

　　第一节　17世纪中国禅宗的遗产

　　第二节　禅宗在中国佛教中的地位

　　第三节　佛教复兴的意义再探

　　第四节　对一种模式的追寻

　　结语

全书结语

附录1

附录2

附录3

参考文献

译记

序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　黄夏年

　　在中国佛教史上，明清是最重要的一个时段。佛教经过唐宋鼎盛期后，到了明代则进入了新的整理时代。明代统治者朱元璋从小出家，在寺院生活七年，他对佛教了解透彻，在取得政权以后，就马上开始对佛教进行整理，将佛教分为禅、讲、教三家，试图在教法与实践上作出区分，各家安位，各修其法。他的好心对佛教发展确实有所促进，佛教一度盛隆，并且影响到现在的佛教。然而，明代佛教复兴之后，又很快地回到原位，用行政命令去改变佛教的做法，最终失败了。佛教兴盛或者复兴，靠的是自利，他利只是外缘，重要的还在于内因。有一个很好的环境、有人才与自省，是佛教复兴的最重要基础。朱氏王朝给佛教界打了强心针，邀请全国高僧到南京和北京办法会，在形式上给予佛教最大支持，但是这只是延缓了佛教地位下滑的速度，并没有彻底扭转佛教衰落的趋势。到明末清初，佛教虽有短暂辉煌，但在根子上已经一蹶不振，尽管一些汉族士大夫逃禅进入佛门，为佛教带来些许生气，然而没有多久，佛教更加衰落，以致到清末民初已经成为砧板上待宰杀的羔羊，佛教界人士被迫反击，要求“革命”……

　　明清佛教的衰落是历史的必然，除了人才匮乏、禅法不新之外，佛教界禅门的坠落乃至发生各种争论等，也是重要原因之一。从佛学层面来讲，“参禅悟道”之“禅悟”，可以放在中国思想的大框架下去进行多角度认识。“禅悟”是佛教修行境界之表述，指通过坐禅或棒喝等办法，去获得“悟道”解脱。佛教的基本派别都使用或承认禅悟的修行方法，但在具体的修行过程，则有不同认识和使用手段。唐代宗密禅师在《禅源诸诠集都序》卷一作了很好的概括，他说：“禅则有浅有深，阶级殊等： 谓带异计欣上厌下而修者，是外道禅。正信因果亦以欣厌而修者，是凡夫禅。悟我空偏真之理而修者，是小乘禅。悟我法二空所显真理而修者，是大乘禅。(上四类。皆有四色四空之异也。)若顿悟自心本来清净，元无烦恼，无漏智性本自具足，此心即佛，毕竟无异，依此而修者，是最上乘禅，亦名如来清净禅，亦名一行三昧，亦名真如三昧；此是一切三昧根本，若能念念修习，自然渐得百千三昧。达摩门下展转相传者，是此禅也。”宗密之所以把达摩禅当作“最上乘禅”，就是因为它是禅宗的禅，是中国化的禅。“禅”本是用来辅助修行的手段，通过这种手段而悟到“我法二空”的终极真理，最终显现的是本来清净的那颗“本心”，禅宗把它称为“本地风光”，所以禅也是“清净禅”。

　　禅宗有不同派别，禅法也出现很多说法，其对禅法之理解不同，于是开始出现禅诤，《揞黑豆集》卷八指出：“近代禅和，多侗、支离二病。若为药之，人根有利钝，道无南北祖，五家宗旨，不可偏废。舟行陆行，同一到家，不取途中，强分难易。” “侗”即是“笼统”，为只知大面上的，不看到细枝末节；“支离”是不完整，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为了拯救清代禅宗，心圆法师强调禅法“不可偏废”，各家宗旨都有长处，目的都是解脱，所以不能只看到一家禅法。清代《显扬正法复古集》卷二指出：“四明禅宗，分为三门： 一祖承，二宗致，三修证。”初祖承者，是指少林寺菩提达摩创立的禅宗，后世的禅宗皆从此分出。到五祖门下分出南、北两宗，以后南宗五叶分彩，黼黻其道，“宗风勃兴弥满海宇”。二宗致者，“谓此宗以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为其宗致”。三修证者，是禅法的证悟，“若就门庭，则虽禅宗也非无差别，有时时拂拭者，有本来无物者，有印心于楞伽，有印心于金刚，有三玄三要者，有五位君臣者”，虽然法门众多，但是不出顿渐二门，最后乃归为一心之宗。

　　禅宗是宗族社会的反映，像一棵大树不断地生出若干分支。到了明代，这棵大树的分支日愈发达，为了争宗统与法统发生更多的激烈争论。《宗统编年》卷一载江南常州府武进县祥符寺僧纪荫“辄相探考，会儒释之渊源，参圣贤之壸域，仿史例以编年，垂《宗统》于后世”。衡阳后学惟直智楷反对是说，著《正名录》说：“近有人焉，卤莽无稽，师心自用，引据伪言，翻乱故典，不以佛心天子卫法之深衷是念，而以全书自命，以嗣祖沙门自署，以修明僧史自任。吁，妄诞极矣。”一些边远地区的禅宗势力也开始强调本宗地位，《黔南会灯录》卷一载西南云贵高原的禅宗就认为“今东南法派紊乱极矣”，“从此黔南佛法，与中原分道扬镳，互相雄长，厥功顾不伟哉”。明清时代的禅史争正统斗争不亚于历代禅法之争，仅有关灯录史书的撰写就达到六十多本，而且所有这些争论背后都有着各种不同背景，离不开“正宗”的诉求。

　　吴疆教授是美国亚利桑那州大学的佛学教授，多年来一直在研究明清禅宗历史文化，已经发表多篇论文，在学术界有重要影响。吴教授的研究视角广阔，善于从传统入手找出问题，观察细致，鞭辟入里，提出了许多与学界不同且颇有见地的看法。他根据17世纪中国佛教界内部发生的各种禅诤，指出中国禅宗这时进入第三个复兴时期，弥补了研究空白。明清佛教一直影响当代佛教，要想推动当代佛教的研究，必须对明清佛教有深入的考察，吴疆教授给我们树立了榜样，寄希望于后来者跟上焉！

英文版前言

　　近几年，许多有关中日禅宗史的优秀作品相继问世。其中显然缺乏的是一种对于中国经历宗教变革时17世纪禅宗的全景式考察。这一主题之所以被忽略，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禅学的黄金时代业已成为遥远的过去，而大部分学者又认为禅宗社群在明清时期也已然衰落。事实上，本书将会揭示，禅宗在此一时期极其活跃，各种各样的禅宗社群根据古代的禅学理念得以重建。比如说，诸多寺刹中，福建黄檗山万福寺就尤为杰出，不仅在中国负有盛名，还在日本开花结果。万福寺第三任住持隐元隆琦（1592—1673），1654年东渡日本，为日本第三大禅宗教派黄檗宗奠定基础。隐元隆琦的事迹表明，禅宗在17世纪的中国仍富活力。本书的任务就是发掘这一中国佛教史上被遗忘的片段，希望引起广大读者的兴趣。

　　对于研究中国宗教的学生来说，这一时间片段将会弥补中国禅宗史上一个显著的缺失。禅僧在清朝的暂时得势，雍正帝对于部分禅学著作的激烈反应，历史学家也应该会有兴趣。研究中国早期禅史的专家，将会非常惊讶地看到这一景象，一位唐朝禅师的身份竟然成为17世纪禅林争论的焦点，机锋棒喝也复活为僧才教育的基本手段。17世纪僧诤导致了一系列连锁事件，日本黄檗宗也因此建立，对于研究日本佛教的历史学家来说，这也是非常有趣的。然而，本书关注的主要焦点是17世纪禅宗传统的转型（transformation）。读者或许能够发现，阅读本书并不是那么容易，因为涉及并讨论了如此之多的人名、书名及地名。阅读本书需要极大的耐心去关注那些表面上看似琐碎，但实际上极其重要的证据： 这些证据，经常被掩盖在易于混淆的纷乱人名和复杂关系之中。笔者的意图就是通过关注这些所谓“微小”的细节，在本书中重现僧诤的“复杂”性质。这样处理的好处就是，本书可以被研究者和初学者当作17世纪禅宗研究指南。在阅读这一时期的佛教文献时，学者们不可避免地会遇到本书研究的主要事件和人物，因此，推出这样一本精细的资料性书籍，成为切合时宜的需要。

　　假如读者能够恰当地运用笔者编排的深度索引（索引详见英文版原书），以及列在参考文献中的工具书籍，将会相对容易地定位自己所要查询的主题的信息。长期以来，摆在研究中华帝国晚期佛教的学者、学生面前的主要障碍，严格说来，不过就是这些人名和关系。为了梳理清楚这些僧人之间的联系，事实上，笔者建立了一个“关系数据库”，希望有朝一日公之于众。在此，笔者希望能够对那些帮助和鼓励笔者攻克各种各样研究和写作难关的师友表示感谢。首先是笔者的导师詹密罗（Robert Gimello）和杜维明，还有包弼德（Peter Bol）、普鸣（Michael Puett）、汪跃进（Eugene Yuejin Wang）、管佩达（Beata Grant）、海伦?巴罗妮（Helen Baroni）、罗伯特?沙夫（Robert Sharf）和伊丽莎白?沙夫（Elizabeth Sharf）、魏雅博（Albert Welter）、罗梅如（Miriam Levering）、安妮?布莱克本（Anne Blackburn）、卜正民（Timothy Brook）、史景迁（Jonathan Spence）、司徒琳（Lynn Struve）以及傅佛果（Joshua Fogel）诸位教授。

　　笔者尤其感谢于君方、鲍家麟和路易斯?兰卡斯特（Lewis Lancaster）诸位教授对于笔者事业和研究的支持。两位匿名评审人细致阅读了本书原稿，并帮助本书成功面世。

　　约翰?马克瑞（John McRae）和周文广（Charles Jones）阅读了本书的草稿并提供了专业意见，改进了笔者的写作和材料安排。周文广还慷慨地分享了由晚明文人袁宏道撰写和编纂的若干珍稀禅学资料。最近，笔者往返于中国，尤其是在17世纪禅宗社群活跃的浙东地区的游历，为笔者在论文最后的修订阶段增加了新的视角。非常感谢正因教授（Gene Reeves）邀请笔者参加2006年6月的《法华经》研讨会，以及随后的宁波与天台之行。这一旅行，由日本立正佼成会慷慨赞助。笔者非常高兴有机会与这一地区著名寺院的住持和监院交谈。非常感谢路易斯?兰卡斯特，为当代中国佛寺数据库项目，邀请笔者于2006年8月至11月与他一起去南京、上海、北京等地调研，这两次旅行由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电子文化地图项目（Electronic Cultural Atlas Initiatives）”资助。在笔者上述旅行中，李富华与何梅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魏德东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国际佛学研究中心）以及安虎生先生（“佛教在线”，www.fjnet.com）从不同角度提供了有关当代中国佛教的有价值的信息。笔者向他们表示感谢。

在笔者中国的师友中，笔者非常感激陈智超教授，他是著名历史学家陈垣（1880—1971）的嫡孙。最初，陈智超教授曾在美国哈佛大学教过笔者，在北京的家里还亲自指导了笔者的研究。在哈佛求学期间，庞朴和陈来两位教授也曾经指导笔者如何阅读早期儒家文献，以及新近发现的王阳明及其泰州后学颜钧的史料。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方克立教授，来自笔者毕业的南开大学，曾经不断鼓励笔者，多年来经常提供帮助。笔者还要感谢笔者的朋友魏德东和黄积钳，两人曾于2001年协助笔者参访福清黄檗山万福寺。2001年夏天，在笔者参访重建的福清黄檗山万福寺时，万福寺住持悲升和弟子明空热情地欢迎了笔者。

　　除此之外，笔者非常感激哈佛燕京图书馆员工的热情帮助。还有刘岳兵教授（当时任职于浙江大学日本文化研究所），曾经帮助笔者影印了日本驹泽大学图书馆的珍稀古籍，并与笔者分享了有关明治儒学的研究成果。日本神户市外国语大学秦兆雄教授也提供了宝贵的支持，曾经帮助笔者从万福寺文华殿获得了珍稀史料，在万福寺文华殿，田中智诚和尚为秦兆雄教授提供了友善的帮助。

　　2003年2月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佛教研究中心，以及2005年6月在洛杉矶西来寺举办的中国佛教研究会议上，笔者发表了本书附录三的内容，非常感激来自听众的回馈。来自美国亚利桑那大学图书馆的镰田钧核查了所有日语音译。辛西娅?瑞德（Cynthia Read）、保罗?霍布森（Paul Hobson）、梅丽尔?斯隆（Merryl Sloane）以及其他英国牛津大学出版社的编辑们对于本书的出版尤为关心，笔者对于他们的工作十分感恩。笔者还想对中华电子佛典协会（CBETA）表示特殊的谢意，在笔者修订本书期间，CBETA在网上提供了许多可供自由使用的中华帝国晚期编纂的禅籍，他们的工作使笔者能够高效地查找参考资料，核实本书所要考察的不同僧诤资料的可靠性。本书任何错误，概由笔者负责。

　　笔者所任职的美国亚利桑那大学东亚系，持续不断地提供了许多有用的资源，惠及笔者极大。笔者还获得了亚利桑那大学主管学术事务的副教务长办公室对于制作本书索引提供的慷慨资助。

　　最后，笔者想感谢笔者的妻子刘菁，感谢她的照顾和支持，还有笔者的女儿沙兰，感谢她给笔者带来好运。笔者将本书献给笔者的父亲吴绍尧和岳父刘诗嵩，谢谢你们给了笔者一个温暖的家。

　　2007年9月30日

　　图森（Tucson），亚利桑那（Arizon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