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路撒冷以东：一部巴以边界的民族志

　　本书是首部中国人类学者在中东世界进行田野作业完成的民族志作品，作者基于15个月的田野调查，全面描述和讨论了“在边界上” 的耶路撒冷社会。沿着地缘-生命政治的理论路径，本书兼顾不同逻辑、不同主体、不同层次的表述方式，将巴以冲突放回到真实的日常生活世界去考察，描述并揭示出家族、宗教与国家在“耶路撒冷以东”的本来面貌以及持续经历治理化的复杂过程，力图清晰详实地呈现历史叙事、权力关系与治理效果在地化的多样性与复合性，最终还原出一个客观、真实、饱满的耶路撒冷与巴以边界。

　　赵萱，1986年生，北京大学人类学博士，中山大学“百人计划”引进人才，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副教授，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中东研究中心成员，中国世界民族学会理事。主要研究方向为政治人类学、海外民族志、批判边界研究、文化遗产研究，曾于耶路撒冷完成15个月的田野调查，并以“边界”为母题带领研究团队在中国新疆、云南、广东等地，突尼斯、保加利亚、比利时、新加坡等国从事田野作业，关注生命政治、流动、治理、发展等议题，著有《边观 ：全球流动的人类学笔记》《常人之境 ：中国西北边地口岸人的口述》等，发表核心期刊论文20余篇，主持国家社科基金、教育部项目等多项研究课题。

绪论：一路向东

　一 破题：“以东”

　二 书写：告别地缘政治

第一章 橄榄山上

　一 家族的诞生

　二 话语翻转：阿拉伯伊斯兰社会的家族叙事

　三 民族国家与家族社会

　写于橄榄山上

第二章 城门之间

　一 圣地秩序与世界想象

　二 “民族国家之外”的遗产存续

　三 文明与国家

　写于城门之间

第三章 隔离墙下

　一 分割与缝合：巴以关系的重建与生产

　二 何以为敌？超越领土性

　三 地缘-生命政治下的巴勒斯坦人生

　写于隔离墙下

结语：生命、人口与自我

参考文献

后记

专家推荐意见一 周大鸣

专家推荐意见二 龚浩群

巴以冲突的认识论修订

　　福柯认为，在18世纪法国大革命之后战争-镇压图示的历史书写方式被一种面向未来的历史书写方式替代，一方面，建基于将民族形成的“形式条件”与“实体条件”翻转，一种“面向未来的民族”取代了“面向过去的民族”，使得战争的内涵从对外的暴力征服转向对内的保卫社会：“确定一个民族的，不是它的过去，它的祖宗、它与过去的关系；而是与其他东西的关系，与国家的关系。”

　　民族不再是对外暴力和征服的主体，而是对内的自我实现和提升的主体，这种由外向内，从横向竞争到纵向控制的变化促使福柯在民族的“时间解释”上获得了一个有关历史书写的重要结论：“从潜在向现实的过渡，从民族整体向国家普遍性的过渡，因此这种历史既集中在现实上，也集中在国家上；这种历史在国家、在现实中国家完整而丰满的整体形象即将建立的时刻处于最高峰。”民族不再是像贵族那样是由于当下时间的干涸与遗忘而需要从看似丰沛的历史记忆中调用，恰恰相反，当下的时间本就是丰满的，从而也指明了未来的民族和国家的同一性的实现，尽管无法回避战争，却是以科学的话语，以保卫和建设社会为名在社会中继续。也由此衍生出生命政治二期的全新解读，政治作为战争的延伸，其不再停留于历史哲学话语的战争与绝对的、消极的权力形式，而在治理概念的引入过程中孕育出兼具肯定性与生产性的生命政治。我们可以说，书写当下就是在书写历史，书写战争就是在书写社会。

　　不可否认的是，在现行主流的巴以冲突书写中，地缘政治思维依然是叙事的主线（不管是面向过去还是面向现在与未来），虽然由于非欧洲国家的定位与第三世界的语境使之存有差异，但在一定程度上是完全可接受，我将其命名为“地缘政治叙事”，但其实质是在民族国家的语境下，将战争的历史话语嵌套于晚近的地缘政治认知之中，在明确了这一属性之后，我们就会发现地缘政治叙事所带来的巨大的知识困境。

　　首先，被迫接受一种狭隘的二元论与僵化的整体论，一种基于二元对立的分析方式主导且干扰了人们的思维（虽然二元论作为政治问题思考的起点具有一定的有效性），即表述的主体永远都是作为闭合的独立实体的犹太民族与阿拉伯民族、犹太—基督教信仰与伊斯兰、以色列政府与巴勒斯坦的民族主义者，主观或客观地简化了不同群体内外的多样性以及新的分类方式（横向的），例如，巴以边界两侧拥有不同流动能力与生活方式的跨界群体和分类原则；以及治理关系上的复杂性与偶然性（纵向的），例如，以色列生命政治治理下不同层次的治理形态及其不确定的治理效果。

　　其次，将权力关系单纯地解释为单向度的、压制性的和支配性的，而忽视了权力关系同样是具有多层次的、培育性和生产性，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的核心政治技术是治理，而不是直接的统治，更不是粗暴的领土占领。例如，以色列在现代民族国家进程中不得不对巴勒斯坦社会传统的地方组织方式承认与吸收，以及出于关心人口的目的，为其持续提供公共服务与基础设施建设，这些往往被忽视的篇章很难被轻易地表述为服务于军事战争与地缘政治。

　　再次，民族国家构成了巴以问题分析唯一的研究单位，其既作为巴以问题产生的起点，也成为问题解决的终点，对于民族国家的过度聚焦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一是将所有的冲突都纳入民族国家冲突的解释框架中，包括宗教、族群与文明；二是民族国家作为冲突的缘由又被矛盾性地看作冲突解决的最后方案，例如，不绝于耳的巴以和谈与“两国方案”，因为只有民族国家才被认为是当代地缘政治的合理单位和国际行为体；三是忽视了巴以冲突的国际社会维度，这里并不是指向熟悉的大国博弈与国际协商，而是在日常经验层面，丰富多样的非国家、次国家以及超国家行为体乃至个体的参与，包括信仰、性别、商业等多样化的社会团结方式。

　　最后，领土及其民族国家诉求被看成是构成巴以冲突唯一重要的载体和动机，但却忽视了以色列的最终目标绝不是单纯地控制领土，更是对领土之上与社会之内的所有人口（普遍的权利个体）与每一个人（差异化的经济文化个体）—对于现代国家治理而言无法兼容、永恒矛盾的二元属性—同时进行治理，纯粹的战争模式与领土主义叙事已然告一段落。更加关键的是，巴勒斯坦人的真实诉求也从不只是建立国家，而是追求并迈向具有新自由主义意义的“美好社会”；在治理术的“引导之引导”之下，巴勒斯坦个体与家族的自我认知与日常抉择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与分化。

　　正是基于以上四点反思，生命政治的进入才是必要的，简言之，为战争话语所嵌套的地缘政治叙事已经将民族国家和领土的意义推到了一个不合理的高度，从而造成了一个悖反的效果，对战争记忆的过度图绘而造成对当下性的日常实践的遮蔽，严重削弱了解释当代巴以问题的能量。即便鉴于地缘政治的顽固情境，犹太人与巴勒斯坦人之间的确存在空间和社会上的隔阂，但从不意味着日常生活上的相互分离。

　　恰恰相反，对于以色列而言，巴勒斯坦人是社会运行的重要支撑，例如巴勒斯坦人作为独特的文化景观与必要的劳动力为以色列的民族国家建构注入了不可或缺的活力与现代性。对于巴勒斯坦人而言，以色列提供着丰富的基础设施和制度可能，事实性地维持了巴勒斯坦地方社会的独立性与生命力，不断积累着维系民族存在的“实体条件”。相较于西岸和加沙地区，20世纪80年代以来，更多的巴勒斯坦人选择在耶路撒冷和以色列生活，在21世纪初期巴以隔离墙落成以后这一趋势愈发明显和快速。从而，一个更具合理性与结构性的理论分析被引入—巴以之间的生命政治。

　　生命政治揭示了巴以冲突的一个全新阶段，围绕人口与流动展开的多层次治理构成了理解巴以冲突的核心问题。叙事的主体是作为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整体的，也不必然存在固定边界的巴以社会及其丰沛的日常生活，而不是生硬地指向双方直接的身体冲突和战争，我认为这才是理解巴以关系的主线。巴以冲突的研究重点不应是民族国家及其领土与边界的划定和争夺，而是治理，包括治理理由的变化、治理技术的运用、治理效果的出现以及对治理本身的反复追问。我们需要关注的是日常实践中不同主体如何频繁地互动与主体性塑造—一种生命政治意义下的竞争与改变。而在方法论意义上，生命政治进入地缘政治叙事中来，使得民族志方法的重要性得以彰显。

　　摘自本书70—76页

装　　帧：精装

页　　数：428

版　　次：1

开　　本：32开

纸　　张：胶版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