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部
本书取材于古今中外成名史家的治学经验和经典论著，吸收国内外历史哲学、史学方法和史学史的研究成果，并结合作者本人研究和教学的体会，采取深入浅出的笔法，运用平实晓畅的文字，系统而条畅地论述治史所应具备的修养、技艺和规范，并对史学的学科特性、历史知识的性质、历史理解的意义、历史的用途等问题加以讨论，对后现代主义的史学理念也做了适度的回应。本书在方法论方面推许开放性、多元性和实践性，强调历史主义、语境主义和历史语义学的重要性；在研究策略方面主张兼顾实证性、理论化和可读性，提倡“以大观小、小题大做、因小见大”的选题和写作方式。
李剑鸣，湖南常德人，曾执教于湘潭大学、南开大学和北京大学，现为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曾任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理事长，兼任教y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国家社科基金评审委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著有《大转折的年代：美国进步主义运动研究》（1992年）、《文化的边疆：美国印第安人与白人文化关系史论》（1994年）、《美国的奠基时代（1585—1775）》（2001年）、《“克罗齐命题”的当代回响：中美两国美国史研究的趋向》（2016年）、《美国社会和政治史管窥》（2021年）、《美国建国时期政治文化的主流》（2023年）等。
导 言
第一章 史学的特性
一、专业化之路
二、文史的合与分
三、科学主义的得失
四、社会科学化的利弊
五、独特的人文学
第二章 历史知识的性质
一、个别与一般
二、治史的选择性
三、知识的相对性
四、客观性问题
五、史学的真实
第三章 立场与视角
一、治史的任务
二、人文关怀
三、现在与过去
四、偏私和公正
五、从民族到全球
第四章 学养和功力
一、知识积累
二、理论修养
三、专业训练
四、文化底蕴
五、历史的想象力
第五章 治学的路径
一、求知与求用
二、博通与专精
三、史德与自律
四、学问的境界
五、读书与治学
第六章 由“因”而“创”
一、学术史的梳理
二、第二手文献的利用
三、问题与方法
四、材料和解释
五、“述”与“作”
第七章 史料和证据
一、史料的概念
二、史料的类型
三、史料的地位
四、史料的解读
五、史料的运用
第八章 历史的解释
一、解释的含义
二、解释的地位
三、解释的模式
四、理解与评价
五、事实关联
第九章 常用的方法
一、历史叙事
二、因果分析
三、定量分析
四、比较方法
五、跨学科路径
第十章 研究的步骤
一、课题的类型
二、问题与选题
三、课题的确定
四、资料的收集
五、研究的推进
第十一章 文体与规范
一、体裁的演变
二、行文的特征
三、引文的处理
四、标注的方式
五、图表、译名与书目
第十二章 文章的艺术
一、写作的意义
二、论著的构成
三、成文的步骤
四、表述的手法
五、史家的文笔
参考书目
索 引
初版后记
《历史学家的修养和技艺（修订本）（李剑鸣作品系列）》：
良好的天赋当然是可遇不可求的有利条件，一个人若在记忆、理解、想象、文辞各个方面都超出常人，其成才的道路自然要顺畅得多。可是经验表明，单凭天赋还不足以成为“良史”。训练、实践和勤奋同样十分重要。前辈学者总是提醒后学，要趁年轻多下苦功，“打好基础”。中国古代史专家赵光贤谈到，研究历史，“首先要做好充分的准备工作，也就是要打好基础”。他所说的这种“准备工作”或“基础”，包括理论修养、古汉语能力、目录学和校勘学知识。古典文学专家程千帆对治学的“基本功”做过更具理论色彩的界定：一是本学科的基础知识；二是本学科的基本材料；三是本学科的基本研究手段；四是本学科的基本操作规程。如果将他们两人的说法结合起来，我们就能比较完整地看到治学“基本功”的内涵：丰富而可靠的专业知识，深厚而坚实的理论修养，广博而详赡的材料占有，精纯而实用的方法技艺，严谨而得当的学术规范。初学者只要沿着这个方向用功，就不愁不能逐步接近“良史”的目标。
人年轻时是“打基础”的最佳阶段，这是常识，但要做到却并不容易。这个时期人精力旺盛，吸收力强，倘若全力以赴，无疑能够为今后的学术发展练就扎实的“基本功”。可是，年轻人也容易耽于幻想，难以抵御各种诱惑，以至把持不定，虚掷时光。所谓“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似乎不仅仅是提醒年轻人趁早用功的一个警句，而更像是许多“过来人”的心酸体会。另外，治史者还需要长期积累和终身磨砺，即使是有成就的学者，也须不断学习，以改善素质，增进学力。如果一头扎进自己的专业领地，成年累月只知道做课题、找材料和写文章，而忽略修养的提高，似乎也难以成为学问大家。古语说“文章老更成”，史家的学问来自于不舍涓埃的长期积累，同时还要通过较长的时间来检验。
归根结底，才、学、识三者的结合，方构成史家的综合素养。治史者探究一个历史问题，实际上是面对一个遥远而陌生的世界，只能依靠一些蛛丝马迹来探知过去的“真相”，如果没有渊博的知识、丰富的想象和高明的技艺，如果没有博大的人文情怀和打通古今的魄力，就难免感到束手无策。另一方面，史家毕竟又是生活在现实中的普通人，其研究不可能完全排除个人的情感和成见，也无法抹去所处的时代和社会在其精神上打下的印记。因此，为获得可靠而可信的历史知识，史家不得不面对许多难题，需要处理各种复杂的关系。如果没有很高的综合素养，也很可能举步维艰。除此之外，综合素养的高低，还会直接影响到方法的选择和运用，并最终反映在论著的学术水准上。关于综合素养的重要性，美国治中国史的名家史华慈在1964年说过一段值得玩味的话：
最根本的一点是（话虽陈旧，但说的是实情），一个人无论是什么学科背景，他的整体文化素养（或者说他的“整个教育”）越广博，越深厚，他就越愿意调动他所拥有的一切才智来作用于他正在探讨的课题。这种才智不论是否来自其学科的“方法论”，都能够增加他说出有意义的东西的可能性。相反，如果用独立自足的（self-contained）“模式”或“体系”来狭隘地看待某个孤立的“学科”，并将它机械地运用于一种文化（无论是当代的还是“传统的”），而一个文化修养有限的人对这种文化的任何其他方面又没有做过什么研究，就会导致没有创造性的、甚至是荒谬的结果。
史华慈在这里强调的是，治史者不能只顾引进其他学科的理论和方法，而忽视整体的文化修养，否则理论和方法也难以发挥作用。他当然不是说，方法对于治史是无足轻重的。史学早已成了一个专业，但凡专业都有自己的专门方法。不过，不同时代的史学，在方法上自有不同的特点；历代史家对方法及其意义的看法，也不完全一致。
随着后现代主义的兴起，关于史学研究对象的属性再度成为一个议题。后现代主义者认为，启蒙运动以来所形成的“理性”、“进步”、“解放”之类的“宏大叙事”都已经失效，以往史学关于历史趋势和社会结构的描述，不仅不真实、不可靠，而且带有“控制”和“压迫”的意图或后果。在他们的眼里，历史的天空漂浮着无数不规则的“碎片”，历史本身并没有什么“目标”或“必然性”，任何以“趋势”、“规律”、“发展”等“大词”来概述的历史，都带有“目的论”的性质。在治史实践方面，一些带有后现代主义取向的学者，采用“微观史学”路径，质疑“新社会史”所诉诸的各种宏大叙事。荷兰学者F.R.安克斯密特形象地总结说：历史好比是一棵树，西方传统中的“实质主义”史学集中研究树干；历史主义和现代科学主义史学关注的是树枝，同时仍然十分留意树干；而后现代史学感兴趣的既不是树干，也不是树枝，而是树叶。但问题是，树叶与树的联系相对比较松散，一旦秋天和冬天来临，就会被风吹走。他接着写道：“在后现代主义的历史观中，目标不再是整合、综合和总体性，那些历史的碎屑成了关注的中心。”俗语云，没有两片树叶是完全相同的；由此推论，研究“树叶”的后现代史学，自然就更注重个别性和独特性。
不过，史学究竟是关于个别还是关于一般的知识，说到底似乎主要是哲学家所关心的问题。历代史家一直在研究各种各样的课题，他们有的致力于探寻历史的趋势和规律，有的热衷于讲述细致而生动的故事；有的喜欢提出概括性的大结论，有的则专注于分析具体的事件。但是，一般和个别总是相互联系的，探究一般性时不能忽略个别事件，而讨论个别事件也无法撇开一般性。换言之，史家的实际工作很难按照个别和一般来做绝对的划分。作为一个整体，史家既关注个别，也重视一般，而且力图从个别中看出一般。美国学者约翰·加迪斯曾谈到历史研究中的“概括”，称史家通常“寓概括于叙事之中”，而社会科学家则反其道而行之，喜欢“寓叙事于概括之中”。前一句包含的意思，与爱德华·卡尔所谓史家关心“特殊中的一般”，似有异曲同工之处。
乍看起来，人类过往的经历不过是一大堆杂乱的个别事件，其中是否存在某些一般性的特质呢？如果存在，史家是否有能力将它们发掘出来？那些认为史学只能处理个别现象和特定事件的人，看到的只是史家对个别现象和具体事件的描述，而未留意他们讨论个别事件的意图。事实上，眼里完全只有个别事件而成为史学大家的学者，在中外史学史上都不多见。孔子整理《春秋》，旨在阐发具体史事中包含的“大义”；司马迁作《史记》，立志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司马光等人编纂《资治通鉴》，意在总结历朝历代兴亡的教训。当今史家更是注重通过个别来揭示一般。即使是偏爱“小历史”的后现代史家，何尝不是一心要从“小故事”中引出“大看法”来。史家之所以希望通过个别来揭示一般，是因为个别事件与一般性存在联系，从众多的个别事件中可以看出某种一般性。例如，中国历史上各次农民战争爆发的原因不尽相同，但其中有些问题却具有共性：吏治腐败、恶政横行、土地兼并、社会不公、灾荒连年、饥馑蔓延，这些严重的弊端叠加在一起，逼迫农民走上造反的道路。世界近现代历史上的各次革命，其发生的原因也不一样，而社会矛盾的激化、核心群体的动员，通常是导致革命的共有因素。只不过，这些共同性并不一定构成某种规律，因为同样的情形在历史上反复发生，而并非每次都能引起农民战争或革命运动。
相对来说，古代史家比较重视个别事件，而现代史家则更关注一般性问题。现代学者有时直接研究一般性现象，诸如政治文化、经济增长、人口变动、社会变迁、群众运动等，都是他们乐于探究的课题。有些史家则力图通过对个别事件的分析来探讨一般性问题。在美国长期流行一种看法，认为19世纪的美国社会充满机会，社会流动活跃，普通人比较容易改善自己的处境，提高社会地位。1964年，哈佛大学教授斯蒂芬·瑟恩斯特罗姆出版《贫困与进步》一书，通过分析1850-1880年间马萨诸塞的纽伯里波特的社会流动，发现“机会之乡”的说法不过是一个神话，对普通劳工来说，改善处境的余地并不太大，多数底层人的地位难以上升。他采用的研究方式，就是现代史学中常见的以个案研究来挑战一般性结论。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表面上只是娓娓道来地讲述一连串个别的人物和事件，而他的实际意图是想通过这些看似属于细枝末节的人和事，来揭示明朝乃至整个中国中古历史的症结。这无疑是一种“因小见大”的手法。这一类研究，有点类似于中国成语所谓“管中窥豹，见其一斑”。一本书或一篇论文，如果不能把个别史事和一般性问题挂起钩来，就有可能落入“就事论事”、“见木不见林”的窠臼。这种从个别现象中提炼出一般性结论的办法，有时也称作“理论的升华”。
装 帧：精装
开 本：16开
纸 张：胶版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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