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部
标 签：
本书是一本文化散文集。以《汉书》《史记》为基本阅读范畴，以史实及相关史料为基本内容。从中梳理中国传统的人文精神。全书约20万字，文章写世态，写人情，指陈弊病，纵论古今，不乏诛心之论，更是有世事洞明，人情练达做底子。作者看重古人的规矩，遵循规矩对照当下文学审美，以此走出百年以来国人于西学的“学徒”心态，寻回文化自信。行文疏密相间，雅俗同赏。本书语言精悍，立意深刻是一本难得的文化散文集，相信有好的市场前景。
穆涛，《美文》杂志常务副主编。西北大学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中国散文学会副会长，陕西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散文专委会委员。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著有《中国人的大局观》《明日在往事中》《俯仰由他》《看左手》《先前的风气》《肉眼看文坛》《放心集》《散文观察》，文学访谈《平凹之路》，点评本《土门》等作品。曾获第六届鲁迅文学奖、第十九届百花文学奖，《先前的风气》入选2014年中国好书。
中国文学要有“中国芯”(序)
主气和客气
经济膨胀之下的政治滩涂
端午节，自汉代开启的国家防疫日
犯规者
没有底线的年代，笨人是怎么守拙的
《汉书》告诫我们的
汉代的一国两制
刘邦发现文化的亮光之后
罪己诏
冒顿单于与吕后的一次互通国书
“和亲”与“倒悬”
丝绸之路不仅是一条路
与丝绸之路相关的物产
以丝绸之路为罪证的一次互通国书
酷吏的隐患
在养羊大户与政治明星之间
脏唐臭汉
全民举报
算缗和告缗
这一仗，刘邦输了150年
《食货志》里的一笔良心帐
尊儒术，是汉代的主旋律
五经与大众读物
在汉代，文学意味着什么
《史记》与《汉书》的体例之功
中国爱情的旧款式讲话
礼仪之邦的底线
多留神
冬至这一天
礼物是有规矩的
黄羊解
热不自热，寒不自寒
被怀念的，是逐渐远离我们的
长安城散步
黄帝的三十年之悟
先生与先醒
耳朵麻痹了
参话头
士与倡优
民变，还是政变
老政治的痛点
神通
如果历史学家集体闭嘴
有多少种觉悟是迷悟
汉代的五个特别行政区考述
我参加空港新城道路命名的经过和一点认识
向未来的可能性敞开（评论）杨辉
旧制度下的公知者
在旧体制时代，皇帝听取不同的政见被誉为美德，颂辞是“广开言路，兼听之明”。
事实上，专制之下的“兼听”，基本上是皇帝个人的雅量，因为并没有与“兼听”相应的政治路径。另外，“兼听”也是帝王术的一种手腕。在中国古代，即使一手能遮住天的皇帝，也是需要平衡术制约局面的。中国的大历史里有两条政治线，主线是皇帝线，辅线是宰相线。皇帝线是抛物线，因为中国的皇帝是家庭承包制，皇帝的水平忽高忽低，起伏落差大。宰相线是平行线，中国的宰相整体上水平比较高，业务素质过硬。好皇帝与差皇帝的区别在能力上，好宰相与差宰相的分野在心地和心术上。宰相是皇帝的战友，是距离最近的手下，但也是潜在的对手。中国历史的长河中，皇帝受控于宰相，支流漫过主流的案例时有发生，一旦这样的情景出现，则兆示一轮激烈的政治漩涡，甚至惨痛的生灵涂炭。皇帝制约宰相的常规手段，就是“广开言路，兼听之明”。
汉武帝刘彻是中国皇帝中极特殊的个例，他的政治格局以及政治视野的基础，产生于“兼听”。或者换一种表述，刘彻是“兼听”的土壤中成长壮大的苍劲之树。刘彻的政治情操，是和民间的“知识领袖”共建的。他是一位罕见的倾听者，广泛倾听，择善落地，进而再使之制度化。刘彻是宫廷政治的改革者，在中国首次提出并确立治理国家的指导思想——即“独尊儒术”。一位皇帝，不以自己的“圣言”为重，而以一种“系统学说”为大，是很了不起的，最起码是知道天高地厚。此外，他与知识领袖们探索并开创出一种中国古代国家公务员的选拔模式——“察举制”，隋唐之后逐步完善为“科举制”。这项制度一直适用至清朝末年，被多个朝代沿用，基本贯穿大一统状态下的中国古代史。给政府的权力中融入中国智慧，以智慧治国，是这一项制度的重要标识。
汉武帝的霹雳手段和低姿态
中国古代皇帝以年号纪元，由汉武帝刘彻开始，从公元前141年即位，到公元前87年山崩，用过十一个年号，分别是建元、元光、元朔、元狩、元鼎、元封、太初、天汉、太始、征和、后元。前六个年号每六年一纪元，后四个年号每四年一纪元，最后的“后元”为两年，共计在位五十四年。
刘彻七岁被立为太子，十六岁承皇帝位，在位五十四年之中，任用过十三位丞相，但只有六位善终，另外七位或被处死，或自尽。仅即位后的前三年，就更换过两位，具体是田蚡、窦婴和许昌，均是树大根深的老臣。其中窦婴被斩首示众，“（元光）四年冬，魏其侯窦婴有罪，弃市。”（《汉书·武帝纪》）皇帝与丞相之间既密切又紧张的矛盾程度，在中国政治史中，汉武帝刘彻是拔了头筹的。
刘彻是西汉第六位实权领导人，之前分别是高祖刘邦（公元前206—公元前195），惠帝刘盈（公元前194—公元前188），高后吕稚（公元前187—公元前180），文帝刘恒（公元前179—公元前157），景帝刘启（公元前156—公元前141）。刘彻于公元前140年即位，此时建国已经六十余年，他对西汉前期政治生态中的痼疾深恶痛绝，甫一即位，则从意识形态领域下硬手段，进行治国理政的全方位创新与改革。
即位元年，面向全国征召选拔一百多位以儒学为主体的“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立为“博士官”。并在诏书中明确认定黄老之学，法家，纵横家为“乱国政”之学，不在征选之列。虽然认定为“乱国政”之学，但并不禁止民间的学用，只是申明不适用于国家治理。
“建元元年冬十月，诏丞相、御史、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二千石为省部级官员，“中”表示中央朝廷官员）、诸侯相（汉代下辖的诸侯国，由中央朝廷委派丞相，后称为相，以区别朝廷的丞相）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所举贤良，或治申（申不害，战国思想家，兼融黄老之学与法家）、商、韩非（商鞅、韩非为法家代表人物）、苏秦、张仪（苏秦、张仪为纵横家代表人物）之言，乱国政，请皆罢”。
这一道征召令是“建元元年冬十月”颁布的。西汉建国后，在历法上“承秦制”，沿袭秦朝的“颛顼历”，以农历十月为岁首正月。一直到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汉武帝改革历法、废《颛顼历》，行《太初历》，一年中的岁首正月与今天相一致，定为农历一月。也就是说，这道征召天下儒学贤良的皇令，是汉武帝即位元年的正月发出的，相当于“中央一号文件”，由此可见汉武帝变革朝政的锐意和急迫。
汉代的博士官，地位相当于今天的院士，是学术资质的国家级认定。比院士稍特殊的是，还兼任皇帝的文化政策顾问，参知政事。用汉武帝诏书中的话表述，“贤良明于古今王事之体，受策察问，咸以书对，著之于篇，朕亲览焉。”
这道征召令，是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儒家学说为治国指导思想的肇始。汉武帝首批遴选的一百多位“博士官”中，董仲舒和公孙弘这两位“知识领袖”在列。汉武帝刘彻心仪儒家学说在先，之后才有董仲舒和公孙弘的宏大作为。今天的学界有一种观点，认为是董仲舒和公孙弘启发了汉武帝刘彻的向儒心，这是与史实不符的。
汉武帝改革朝政的决心已定，但改变什么？怎么样去改变？心中并不十分明晰，于是，他开始做功课。即位第七年（公元前134年）五月，向全体博士官下达咨询政见谏言诏书：
朕闻昔在唐虞，画象而民不犯，日月所烛，莫不率俾。周之成康，刑错不用，德及鸟兽，教通四海。海外肃眘，北发渠搜，氐羌徕服。星辰不孛，日月不蚀，山陵不崩，川谷不塞。麟凤在郊薮，河洛出图书。呜乎！何施而臻此与！今朕获奉宗庙，夙兴以求，夜寐以思，若涉渊水，未知所济。猗与伟与！何行而可以章先帝之洪业休德，上参尧舜，下配三王！朕之不敏，不能远德，此子大夫之所睹闻也。贤良明于古今王事之体，受策察问，咸以书对，著之于篇，朕亲览焉。
——《汉书·武帝纪》
刘彻向博士官们请教“王天下”的策略，态度端正，谦虚诚恳。“朕之不敏，不能远德，此子大夫之所睹闻也”。这一句话用现代汉语表述，“诸位先生众所周知，我天资迟滞，脑子笨，水平和能力有限”。唯我独尊的皇帝，能够自省，能够以低姿态示众，是难得的品德，也是襟怀坦荡的自信。
如何在宽松的社会生态下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是诏书中策问的核心问题。中国历史中得以大治的时代，社会生态都是宽松的，自然而然是“天治”，“天治”才能久安。紧张的社会生态，会导致人心局促，会不安。汉武帝提出的问题，是“天问”级的。他要的是“天治”，不是“人治”。
咨询政见诏书的大意是这样的：
朕知道在尧舜（唐虞）时代，以罪衣（囚服）替代刑罚，而百姓们奉公守法，日月烛照之地，莫不宾服。周朝的成康时代，刑罚完备，但置而不用，以宽德及物，教化四海。并礼仪海外，东北疆域的肃慎，北疆的渠搜，西疆的氐羌纷纷来归。天行守常，日月不蚀（古人认为日蚀月蚀为不祥），没有地震，没有洪灾，祥瑞现于郊野，八卦神图出于河洛，这是何等政德才能达到的境界！朕自继大位以来，夙兴以求，夜寐以思，如涉深渊，不知何以达到彼岸？既彰显先帝的鸿德伟业，又能够上参尧舜，下继三王（夏、商、周三代）。朕之不敏，不能远德，此子大夫之所睹闻也。贤良明于古今王事之体，受策察向，咸以书对，著之于篇，朕亲览焉。
…………
装 帧：精装
版 次：1
开 本：32开
纸 张：轻型纸
您现在的位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