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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以地理环境为基础，通过深入浅出的语言，运用简单明确的逻辑，以地缘为角度，以历史为参考，直观展现地缘形势。本书分四章，每章围绕一个地理单元展开，分别为蒙古高原、大中亚、青藏高原，以及西伯利亚和东欧平原，搭配79幅原创地图，论述了深居内陆的蒙古高原，隐藏着哪些影响世界局势的变量？让人眼花缭乱的中亚地区，有着怎样的前世今生？中国西部的高原地带，面临着哪些机遇与挑战？西伯利亚和东欧平原，如何形成未来世界的“新压力源”？系统解读欧亚大陆中心地带的过去与未来。
温骏轩，生于20世纪70年代，法律专业出身，长于分析解读国际局势。其在天涯论坛“国际观察”板块开设的《地缘看世界》一帖，有理论，有资料，有地图，有分析，具有很高人气，点击量超过2300万，回复超过11万条，是民间对国际局势进行分析解读的代表性人物。其作品《谁在世界中心》发行量超过10万册。
前言
第一章 蒙古高原
第一节 阿尔泰语系游牧集团与蒙古高原
阿尔泰语系游牧民族的扩张
蒙古戈壁与蒙古高原的地理分区
第二节 漠北
色楞格草原
大湖盆地
第三节 漠南
燕北草原
阴山草原
河套
河西走廊
第四节 俄属蒙古高原
唐努乌梁海与阿尔泰诺尔乌梁海
贝加尔湖和外贝加尔地区
第二章 大中亚
第一节 大中亚的范围与板块划分
第二节 图兰地缘圈
中亚的地理环境
七河地区
河中地区
沙皇俄国在中亚地区的扩张
谁能影响中亚
第三节 西域地缘圈
塔里木盆地与丝绸之路的开拓
中亚文明的崛起与唐帝国的西扩
故土新归
第四节 伊朗高原地缘圈
伊朗高原的地理环境
伊朗文明的内部结构
波斯文明产生的外部环境
欧亚非大陆的心脏
“帝国坟场”
俾路支斯坦
第五节 高铁视角下的新丝绸之路
欧亚高铁北线
欧亚高铁中线
欧亚高铁南线
第三章 青藏高原
第一节 青海与西康
河湟谷地
安多的马
康巴的汉子
第二节 卫藏
羌塘与那曲
念青唐古拉山脉与林芝
“卫藏的菩萨”
藏印之路
第三节 从西藏到克什米尔
谁是真正的克什米尔
阿里高原与小西藏
第四节 天堑与通途
古丝绸之路在克什米尔地区的走向
中巴公路与新藏公路
阿克赛钦与喀喇昆仑走廊
第四章 西伯利亚与东欧平原
第一节 西伯利亚的环境
气候与西伯利亚的命运
西伯利亚的地理结构
第二节 俄国的扩张
俄国对西伯利亚的征服与开发
世界第十二大奇迹—西伯利亚铁路
日俄战争与铁路的标准之争
第三节 东欧与草原
欧洲的地缘政治板块划分
东欧平原的水系与“五海通航”
南俄草原
乌拉尔人与基督教之盾
第四节 斯拉夫人
俄罗斯人和他的邻居们
哥萨克
谁能影响中亚
从地缘位置上看，中国无疑是填补中亚影响力空间的最直接人选。如果说100 多年前，俄国人是在控制中亚之后觊觎西域，那么现在形势就完全倒转过来了。中国完全可以依托西域，在四分五裂的中亚渗透影响力。至于中国具体应该怎么做，等到本章最后阶段再揭晓。因为只有在了解了整个大中亚地缘圈的结构、历史之后，才能做出正确的战略规划。在此之前，我们还需要看看，除了中国以外，还有哪些国家有兴趣参与中亚影响力的竞争。
从地缘政治的角度看，俄国当初将中亚地区纳入国土，一方面是为了全面控制欧亚大陆腹地，另一方面也是为了继续南进向印度洋方向突破。在海洋愈发显得重要的时代，后一个目标对于俄国的地缘意义要大得多。正因为如此，控制所谓“西突厥斯坦”之后，俄国人审时度势地没有再把主攻方向放在东方。一定要和中国死磕到底的话，俄国至多再增加几片沙漠和边缘绿洲。而如果能够最终夺取印度洋的出海口，俄国就可以成为第一个可以面向四大洋的帝国了。
想打开印度洋通道的话，在自己领土里加入一个“俄属中亚”只能算是第一步。如果不能在大中亚三大地缘圈的最后一个成员—伊朗地缘圈中撕开一个缺口，这个战略构想就只能是构想。然而，对于俄国人来说，最大的问题在于，当他们在19 世纪从欧洲大陆腹地迫近印度洋时，英国人也已经把印度经营成自己最成功的殖民地了。基于印度地缘安全的考虑，这个海洋帝国也在向欧亚大陆腹地渗透。伊朗、阿富汗以及中国的西藏地区，都在这一战略思维指导下，成为英国积极渗透的方向。
在解读伊朗地缘圈时，我们会对俄、英之间的这场博弈做一个解读。事实上，这场发生在最大陆上帝国与最大海上帝国之间渗透与反渗透的游戏一直玩到了冷战时期。只不过，此时沙皇俄国已经进化成更为强大的苏联，而美国则取代英国，成为海洋国家利益的维护者。
最终让俄国人彻底放弃四洋帝国梦想的历史节点是1991 年苏联解体。在失去整个中亚之后，俄国人虽然还能凭借之前的地缘政治遗产，以及双方无法切断的近邻关系，对中亚施加影响，但这个时候再去想打通印度洋通道的事，就非常不切实际了。然而俄国人止住了向南扩张的想法，并不代表就没事情发生。所谓“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你分裂与战略收缩的时期，就是对手进行反渗透的战略窗口。
作为世界中心的美国，全球都是它的利益区，当然不愿意放过这一介入中心地带的机会，只是由于中亚五国周边都不是它的盟友，一时很难直接介入。从地缘政治角度，美国自2001 年开始在阿富汗进行的反恐战争，就带有渗透中亚、打开缺口的意图。当然，结果大家也都看到了，阿富汗“帝国坟场”的称号，并不是专为俄国人和英国人准备的。
不过，就渗透中亚这个问题来说，美国及其领导的西方阵营并不只有阿富汗这个传统方向可供突破。脱亚入欧加入西方阵营的土耳其，是西方渗透中亚的另一个筹码。
现代土耳其人的祖先塞尔柱突厥人，于公元11 世纪经伊朗高原北部渗透到小亚细亚半岛。他们和其他突厥语族的民族一样生活在中亚，具体就是今天的土库曼斯坦一带。因此，土库曼人也是与土耳其民族渊源最深的民族。如果大家关注过伊拉克北部的局势，有可能就会发现，土耳其对维护当地土库曼人的利益非常热心。当然，在政治家看来，这层血缘关系只是土耳其介入伊拉克事务的借口之一罢了。
相比介入中东事务，土耳其显然更有信心凭借自己突厥民族的身份发挥更大的影响力。就突厥民族身份认定这个问题来说，由于突厥民族的混血特点，试图以血缘上的联系为主，界定出突厥民族的边界，是不现实的。在现实生活中，明显属于黄种人和看上去无疑属于白种人的人，都有可能自称突厥人。事实上，真正成为突厥各族之间联系纽带的是语言。有一种说法，突厥各族之间语言的区别，就好像北京话和河南话的区别一样。目前，在欧亚大陆上，从土耳其到中亚，再到中国西北的那两个盆地，基本都为使用这一语言的族群所覆盖。从这个角度看，用突厥语族来形容这一群体会更为合适。
从地理位置上来说，中亚地区应该是所谓“突厥语族分布地区”的中心，而突厥民族认定中亚是其民族诞生地的身份，也让中亚国家看上去应该更有机会成为突厥语族国家的地缘中心。不过，在国际关系中，决定谁是老大的唯一要素就是实力。一直和欧洲打得火热的土耳其，很显然是他们当中的实力最强者。因此，在苏联分裂后，一时无所适从的中亚各国开始重新寻找自己的国际空间时，土耳其也成为一个当然的选项。
对于一个曾经有过辉煌帝国历史的民族来说，能够再一次站立在世界政治舞台的中心，是一个永远无法抹去的梦。本来自从奥斯曼帝国被肢解后，土耳其已经没什么机会重振雄风，不过苏联解体让它重拾希望。为了重新让世界听到土耳其的声音，即使没有美国的支持，土耳其人也一定会加紧向中亚地区渗透的。
只是土耳其毕竟和中亚地区还隔着高加索地区和里海，而同样从苏联分裂出来的高加索三国中的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却又并不属于突厥语族国家。阿塞拜疆人倒是和土耳其人同属突厥语族，但两国并不接壤。所以比起中亚国家的邻居来说，土耳其如果想和中亚国家建立更加亲密的关系，在技术手段上会受到很大制约。在这种情况下，以文化为主的软实力，就成为土耳其的主要战术武器了。
土耳其并不是唯一试图与中亚国家建立亲密关系的国家，有同样想法的还有伊朗。与阿拉伯人和突厥人都有几个文化上的兄弟国家可供拓展外交空间不同，波斯人实在是太孤独了。如果仅从民族、语言考虑的话，与波斯族有着密切亲缘关系的塔吉克族、普什图族是最有可能的盟友，因此伊朗一直希望以普什图族为主的阿富汗能够建立亲伊朗政权（阿富汗的另一个主要民族就是塔吉克族）。不过，由于兴都库什山脉在古典时期之后一直是西方大国争夺的对象，波斯人总是没有机会施加地缘影响力。
如果说苏联的解体等于为土耳其打开了中亚地区的地缘外交窗口，那么这扇窗对于希望摆脱孤独的伊朗来说，也同样重要。与土耳其人相比，伊朗人在软实力上占优的是塔吉克斯坦。前面我们也说了，虽然一般人很容易认为中亚各族应该都属于突厥语族，但事实上塔吉克人是一个例外。
从人种来看，塔吉克人和伊朗的波斯人非常相近，最初都是源自欧洲草原的游牧民族；而从语言的划分来看，塔吉克语也与波斯语相近，同属伊朗语族。如果一定要以波斯语为伊朗地缘圈的“普通话”，那么塔吉克语就是波斯语的方言了。只是因为塔吉克人和伊朗的波斯人分离的时间有点久，其操持的波斯语和伊朗的现代波斯语略有区别罢了（阿富汗北部的塔吉克人使用的波斯语就和伊朗一样）。要是再细分的话，高地上的塔吉克人与低地上的塔吉克人语言之间还有差异。总的来说，地理距离越远，地形越复杂，这种差异就越大。这种差异在口语上的表现会突出些，但在书面用语上差别不大。
这层关系用一个历史名词来形容，就是“同文同种”。不管怎么说，有了语言和种族上的共同点，塔吉克斯坦有理由成为伊朗寻找政治同盟的突破点。只是面对这样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波斯人如果将目标仅仅定在塔吉克斯坦身上，就显得格局太小。面对其他四个中亚国家，波斯人同样可以从宗教的角度，认为自己在软实力上有切入点。加上与中亚国家相接的地理位置，伊朗看起来也有自己的优势。因此，一场针对中亚五国的外交争夺，不可避免地在伊朗高原与安纳托利亚高原之间产生了。
在地缘渗透的手段中，宗教一类的意识形态，从来都是很重要的手段。不过，世俗化的土耳其在渗透中亚时，只是将宗教信仰作为建立亲密关系的共同语言之一，并不会刻意强化；伊朗则显然更希望在这个层面上做更多努力。然而，中亚国家在苏联时期已经经历过很长时间的世俗化过程，将他们转化为和伊朗一样的政教合一的体系并不现实。更何况伊朗的主流教派是伊斯兰教中的什叶派，而除了高原塔吉克人以外，中亚其他民族的信仰和大多数穆斯林民族一样，为逊尼派。
既然宗教并不能成为影响中亚国家外交取向的主要手段，那么伊朗和土耳其如果想从文化的基础面上对中亚国家施加影响，就需要另辟蹊径。最终，双方同时把目标锁定在了文字上面。大家知道，在这个星球上除了中国，其他国家基本都是拼音文字。拼音文字最大的好处就是简单，用几十个字母就能把语言记录下来。1949 年以后，中国也用这种方法帮助一些少数民族创造了自己的文字。不过，在南方地区，很多地区隔座山发音就会有所不同，所以这些文字的推广并不算成功。
其实即使是汉语，也存在数量繁多的方言，好在中国的方块字是一种表意文字，即使发音不同也不影响大家理解字面上的意思。这也成为中央之国能够一直保持地缘完整性的基础原因。试想一下，如果祖先们也同样采用了拼音文字，那么不同地区的居民势必会按照自己的方言，编制出属于自己的文字来。这个进程如果持续下去的话，今天中国的地缘政治格局，很可能就会像欧洲那样四分五裂了。从这个角度看，秦始皇当年的“书同文”功不可没。
鉴于语言和文字在人类的交流过程中都起了重要的作用。因此如果一个国家内部希望结合得更紧密些，在“书同文”的同时，“语同音”也是非常重要的。只是依靠古典时期的技术条件和管理结构，要求某个王朝在全国范围内“语同音”太困难了。不过，现在技术条件的发展已经让“语同音”成为可能。推广普通话，就是“语同音”在技术上的体现。
即使在一个国家里，“语同音”的推广也是有相当难度的。伊朗和土耳其当然也不可能要求中亚国家改变口音。他们可以做的，是建立共同的突厥语或波斯语词典，最大限度和中亚的亲缘族群统一有异议的词汇，最终从书面语层面建立“共同语言”。在这个层面的争夺上，土耳其人要更占优势，毕竟除了塔吉克人以外，其他的中亚土著民族都属于突厥语族。
相比文字，还有一样更基础的东西，是双方能够平等对决，并希望借此在文化争夺战中压倒对方的，那就是字母 。我们知道，用字母拼写文字是拼音文字 的共同点。基本上，一套成熟的字母略加修改后，就可以拼写出绝大部分语言来。这也是拼音文字容易普及的根本原因。不过，这也意味着，你在字母的选择上，有着很大的余地和变数。
世界上用得最多的是西方的拉丁字母，除此之外还有阿拉伯人的阿拉伯字母 、斯拉夫人用的西里尔字母 （希腊人创造的）等。一般来说，你受谁影响，就用谁的字母，由此也会增加文化层面的认同感。像蒙古国因为长期受俄国的地缘影响，用的就是斯拉夫语族的西里尔字母；中亚地区之前也同样使用这种俄国人改良后的字母。顺便说一下，在汉语拼音的设计过程中，苏联也曾经试图劝说中国使用西里尔字母。这项建议中的地缘政治意义，相信大家都已经看出来了。
土耳其人原来用的是阿拉伯字母，不过自从决定“脱亚入欧 ”后就改用拉丁字母了。当然，这种字母也是经过改良的，我们可以称之为“拉丁化的土耳其字母 ”，简称“土耳其字母 ”。而波斯语所用的字母则是改良过的阿拉伯字母，当然也可以称之为“波斯字母 ” 。各国之所以热衷对借来的字母进行些许改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为了显示自己的独立性。因此，伊朗和土耳其虽然本身也处在阿拉伯和欧洲两地的文化影响中，但亦有理由认为自己仍然保有文化的独立性。
中亚五国既然在政治上脱离了俄国，文化上当然也不可能和俄罗斯保持在苏联时期那么紧密的关系。对于中亚的民族主义者来说，如果继续沿用俄文字母，将意味着他们永远摆脱不了俄国的阴影。对于在中亚争夺外交空间的土耳其、伊朗两国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切入点。谁都知道选择的结果，这不仅代表着中亚国家的文化倾向，最终也一定会影响他们的政治倾向。
于是，伊朗和土耳其展开了一场疯狂的“打字机大战 ”，开始制造大批以自己国家字母为标签的打字机免费赠送给中亚国家。土耳其毕竟占有语言上的优势，最终土耳其字母成为中亚国家转换字母的选项，土耳其打赢了这场“书同文”的战争，而伊朗则遭到惨败。除了土耳其在语言上所占据的优势以外，拉丁字母在世界（特别是经济发达的西方）的普及性，也是中亚国家更愿意选择拉丁化的土耳其字母的原因。另一个原因是伊朗政教合一的政治体系起了反作用。毕竟中亚五国在苏联时期已经变得很世俗化，如果接受伊朗的影响，就意味着国内的宗教势力很可能会抬头。
当然，所谓的“打字机大战”，只是竞争中的一个技术措施罢了，你不可能指望光靠白送打字机就能完成“书同文”的进程。对于推进中亚突厥语的拉丁化进程，土耳其也制订了长期计划，并针对中亚国家做了大量经费、人员上的援助。2008 年，土耳其和高加索的突厥语族国家阿塞拜疆，还共同拟定了一个时间表：十年后在所有突厥语族国家中普及统一的拉丁字母突厥语。在2010 年举行的第10 届突厥语国家峰会上，时任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更是喊出了“一族六国”的口号，要求加强各国“基于共同历史、语言、认同和文化基础之上的团结”。
在土耳其、伊朗展开这场文化争夺战的同时，作为中亚地区的前宗主，俄国当然也是不愿意坐视文字阵地丧失的，然而俄国实际上也无力扭转这一趋势，毕竟拉丁化还代表着“国际化”。在这场文化争夺中，位置离俄罗斯更远，地缘影响力相对较弱的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已经放弃了俄文字母，转而使用拉丁化的土耳其字母了。而俄国影响力较深的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目前也正在积极推进这种转换，试图在10 到15 年间完成转换工作。
至于伊朗寄予厚望的塔吉克斯坦，目前倒还算是守住了阵地。埃尔多安的提法是“一族六国”，这缺失的一国就是不属于突厥语族的塔吉克斯坦。不过，塔吉克斯坦暂时也没有采用波斯字母。鉴于自身在中亚国家中特殊的地缘位置，以及伊朗现实的国际环境不甚理想，在没有看清方向之前，原地不动就是最好的选择了。
然而，由此认为俄国在中亚的地缘影响力就此消失也是不正确的。事实上，目前在中亚，俄国的综合影响力仍然排在第一。除了现实的地理位置使得中亚在考虑外交取向时仍然不得不忌惮俄国以外，俄国在此上百年的经营，也为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俄国在中亚的地缘基础，可以归结为三方面：一为民族结构，二为文化，三为经济。在苏联时期，随着中亚的开发，大量俄罗斯人被迁入了中亚。另外还有一些少数民族，如克里米亚的鞑靼人、波罗的海沿岸的德意志人、外东北地区的朝鲜人，被强行迁入了中亚。苏联时期也被称为中亚的大移民时期。尽管那些少数民族的迁移，更多是因为苏联政府认为他们对自己融合其所在的边缘地区不利，数量上也不足以对中亚的民族结构造成影响，但大量俄罗斯人的迁入，却着实直接影响到了当地的地缘基础。
由于游牧区相对来说有更大的开发潜力，因此最终俄罗斯族在中亚的占比也出现了北高南低的情形。20 世纪90 年代的统计数据显示，俄罗斯族在各国总人口中的占比，哈萨克斯坦为34.1%，吉尔吉斯斯坦为18.8%，乌兹别克斯坦为8%，土库曼斯坦为10%，塔吉克斯坦为2%。尽管在各国有意识扶持主体民族、主体文化的情况下，上述比例有下降趋势，但由于俄国仍然对中亚有现实的地缘政治影响力，这些身为中亚少数民族的俄罗斯人，依然能够对中亚的地缘取向造成重要影响。
俄国经营中亚的另一个成功之处在于俄语的推广。早在沙皇俄国时期，俄国人就开始实行“义务国语制”，在学校推广俄语，而苏联时期也把双语教育作为整合中亚的重心。1938 年，苏联颁布了关于各民族共和国和州必须学习俄语的决议，规定俄语为苏联所有学校从一年级起的必修课程。表面上是俄语和民族语并存，实际上是“俄语化”的双语化政策在中亚开始推行，俄语逐渐取替中亚民族语言，成为这些国家在政治、经济、军事、科技和工业等领域使用的唯一语言。
从地缘融合、民族交流角度来看，无论通用语言为哪种，彼此之间拥有共同语言都是一切的基础。尽管在苏联解体之后，随着中亚民族国家的独立，各国原先用行政手段推广俄语的做法已经行不通了，俄语在中亚的优势地位也受到了挑战，但随着这股体现在各方面的独立热情消失后，由于俄罗斯现实的地缘政治、经济影响力，中亚各族学习俄语的热情反而出现了上升。根据调查，每一个民族的受访者中，认为学习俄语很重要的比例都超过九成。
事实上，在苏联强势推广以俄语为主的双语教育的过程中，行政手段也只是制度上的保障罢了。中亚各族无论在苏联时期，还是独立后的现在，学习俄语的主动性都来源于俄国的经济影响。在苏联时期，不仅整个中亚的农业经济出现了质的飞跃（代价是对下游环境的破坏），中亚也开始了大规模的城市化、工业化进程。这一进程不仅让本地区民族有了学习俄语的主观需要，更让今天的俄罗斯有了重新将中亚整合进以自己为主的经济圈的基础。
总的来说，由于地缘位置的关系，国土面积超过其他四国总和的哈萨克斯坦成了与俄国地缘关系最为紧密的国家。在俄罗斯以自己为核心，向原苏联领土恢复影响力的过程中，哈萨克斯坦与白俄罗斯一起，成为俄国在东欧、中亚两个方向的核心盟友。2011 年，俄、白、哈三国共同启动的三国关税同盟，就是这一地缘关系体现。
从苏联对中亚多层次的地缘融合，以及苏联解体后各国针对中亚的这场文化争夺战，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个地缘板块的文化取向，不仅取决于自己内部的地缘结构，更和外部的地缘环境分不开。经济、文化的渗透、融合缺一不可，相辅相成。
就目前的情况来看，所谓“尺有所短，寸有所长”，每个国家都有其地缘影响力占优的地方。相比土耳其、伊朗、俄罗斯来说，中国在对中亚主动施加文化影响力的问题上，并没有技术优势。比如汉字就没有可能参与那场“打字机大战”，汉语在中亚的推广难度也要远高于俄语，甚至可以说，在可以预测的将来，汉语没有可能超出俄语、英语的影响力。
然而，这并不代表中国在对中亚施加文化影响力方面只能无所作为。只是说在这个过程中，你必须明确其中的重点在哪里。反用现在中国各地在招商引资中常用的“文化搭台，经济唱戏”，就是“经济搭台，文化唱戏”。如果能够在地缘经济层面，让中亚与中国找到更多共赢的空间，那么渗透一定的文化影响力就是很自然的事了。
在后面的内容中会谈到，搭建这一经济平台的形式我们并不陌生，那就是重获新生的“丝绸之路”。只不过，这条将中国与中亚，甚至欧洲连通在一起的经济、文化交流通道，会具体化为效率更高的“高铁”罢了。
身处这样的微妙之地，中亚国家对自己的地缘位置也很清楚。做好了可以左右逢源，做不好就里外不是人。正确的做法是，不要成为任何一方的棋子。做任何战略决定之前，都要考虑清楚这样做是否能让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从这个角度上来说，中国现在这种以经济合作为主线的渗透方式，会有更广阔的合作前景。
当然，所谓“树欲静而风不止”，你希望避谈政治，并不代表就一定不会被卷入大国博弈的旋涡。为了应对可能出现的尴尬局面，身处中亚最南端、与伊朗高原紧密相连的土库曼斯坦，就做出过一个非常明智的决定—取得联合国承认的永久中立国地位。
从位置来看，无论是美国通过阿富汗向中亚渗透，还是伊朗对中亚施压，抑或土耳其“回归”所谓“突厥斯坦”，土库曼斯坦的位置都是首当其冲。另外，尽管与俄国乃至中国都不接壤，但这两个大国的地缘影响力是现实存在的。也就是说，一旦中亚成为各方博弈的焦点，土库曼斯坦就是焦点中的焦点。在这种情况下，土库曼斯坦在独立之后，就开始筹划成为永久中立国。
1995 年12 月12 日，185 个国家的代表在联合国大会会议上投票通过一项特别决议，决定赋予土库曼斯坦永久中立国地位。应该说，土库曼斯坦的选择也符合俄、中两国的利益。尤其对于俄国人来说，90 年代是他们最困难的时期，促成土库曼斯坦获得永久中立国地位，可以有效阻止其加入西方阵营。如果土库曼斯坦不在政治、军事上站在俄国的对立面，那么他身后的其他中亚国家，做出这种选择的可能性也同样会很小。
土库曼斯坦目前是永久中立国，在选择加入国际性组织时非常慎重，不会选择那些有政治、军事色彩的组织加入。这也是为什么上合组织成员里中亚其他国家都在，独缺土库曼斯坦。当然，如果只是纯粹的经济合作，那么无论是哪国的投资，土库曼斯坦应该是都不会拒绝的。
哥萨克
在俄国向欧亚草原，乃至远东方向扩张的过程中，被称为“哥萨克”的特殊族群起了关键作用。出现在历史舞台上的哥萨克骑兵骁勇善战、极度渴望自由，同时又冷酷无情，就连两千年来统治草原的游牧骑兵在他们面前也黯然失色。南俄草原是哥萨克的兴盛之地，在这片肥沃的草原上，河流是最为显著的地理标志。依聚落地的不同，哥萨克内部被贴上了“顿河哥萨克”“伏尔加哥萨克”“乌拉尔河哥萨克”等标签，甚至还会根据所处流域的上下游位置再进行细分。
哥萨克出现的历史背景，与草原帝国周期性的衰弱有关。在控制南俄—中亚草原的蒙古金帐汗国不可避免地陷入衰退、分裂状态，沙皇俄国又尚未染指草原的15、16 世纪，中亚草原、南俄草原所组成的西干草原地带，出现了一段时间的权力真空。一方面，一部分试图脱离沙俄（包括波兰）控制的斯拉夫农奴或者城市贫民开始逃亡到南俄草原，与同样不愿意接受汗国统治的游牧者为伍，并最终形成能适应草原生活的哥萨克。另一方面，一些突厥游牧部落脱离金帐汗国的控制成为“自由人”。15 世纪中期，后者甚至在中亚草原建立了哈萨克汗国。
蒙古人在欧亚草原建立的游牧体系最终崩溃，并不让人感到意外。所谓有盛就有衰，无论多强大的帝国都会经历这个过程。只不过，按照过往的经验来说，草原上的政治重组，始终是游牧民族内部的事情。或者说，无非这些部落当中有一个最强大者最终统一了整片草原，并将自己的族名覆盖到其他部落头上罢了。然而，这一次情况却有些不同。因为从欧洲方向参与草原地缘结构重组的哥萨克，并非游牧体系的天然成员。相反，他们更应该被视为西方文明在草原上的代理人。
关于哥萨克的出身，前文也说了，尽管最初混迹于突厥语游牧者中的斯拉夫人一度也被视为鞑靼人的一部分（“鞑靼”一词为欧洲人对亚洲马上民族的统称），但随着这些草原斯拉夫人的人口比例渐渐上升，他们终究还是独立出来，成为一个有别于亚洲游牧民族的特殊族群。事实上，“哥萨克”一词并非源自俄语，而是突厥语中“自由的人”的意思。只是当这鸠占鹊巢的草原斯拉夫人占用了这个名称之后，俄国人只好用“哈萨克”来称呼这里本来的主人。
哥萨克之所以成为草原游牧体系的终结者，源于他们与游牧体系迥异的地缘背景。尽管看上去，他们也是一个驰骋在草原上的马上“民族”。之所以为民族二字打引号，是因为在俄国官方认定的民族体系中，并不承认哥萨克是一个单独的民族，而只将其看作俄罗斯族内部的一部分罢了。这种情况与汉族中的客家人颇有些类似。不过，这些官方的认定并不影响我们将之视为一个单独的族群，从地缘角度来审视他们的存在。
哥萨克与哈萨克的区别，首先在于人种上。虽然哥萨克在形成过程中也吸收了一定的突厥游牧者，但族群的基本属性还是属于斯拉夫人（主要是俄罗斯人、乌克兰人）。事实上，能够沉淀在南俄草原的亚洲游牧者，本身在种族特征上就已经高加索化。因此哥萨克群体形成之后，在种族特征上与其他东斯拉夫同族并没有本质差异；后来被定义为“哈萨克”的族群，则是在中亚已经生活了上千年，并不断补充新成员加入的混血突厥游牧部落。身处欧亚交接之处，使得哈萨克汇集了很多历史上曾经强盛一时的部落（比如乌孙、乃蛮）。这使得哈萨克群体各部在种族上表现得千差万别。你既能在其中找到纯粹的北亚蒙古人种特征，也能看到金发碧眼的高加索人种形象。
人种上的差别并不是造成他们分为两大族群的根本原因。实际上，所谓的突厥人，本身就是由欧、亚两股游牧势力混合而成的。在草原游牧者看来，肤色、长相从来不是阻止他们融合的问题。哥萨克之所以没能融入哈萨克，或者说彻底成为草原游牧者，根源之一在于那些为脱离沙皇俄国控制、选择进入南俄草原做“自由人”的斯拉夫人，已经拥有了成熟的民族认同，在文化上很难融入突厥体系。尤其是在俄罗斯帝国从拜占庭（东罗马）帝国手上接过东正教中心的位置后，这些在政治上试图脱离俄国控制的“自由人”，最起码在宗教层面会很难接受另一个版本的一神教。
就这一点而言，虽然强力但在“文化”上略显粗犷的蒙古人（蒙古人最初信奉的是原始的萨满教）就吃过大亏。代表帝国征服各方的部落，后来大都被当地文化、民族所吸收。当然，如果此时游牧民族在欧亚大陆腹地仍然具有绝对统治力，被融合的情况依然可能发生。实际上，早在沙皇俄国建立之前的13 世纪，也就是东斯拉夫人各邦国还在接受蒙古金帐汗国的统治之时，就已经开始有不同民族出身的人，试图在草原上过“自由人”的生活了。也正因为这一时代背景，讲突厥语的哥萨克才成为那些在南俄草原游荡的斯拉夫人、突厥人共同的名称。只不过，这些早期进入南俄草原的斯拉夫人，并没有维持住自己的民族认同，而是被后者所融合。
整个欧亚大陆西端，借助大航海时代的开启，成为世界文明的引领者后，游牧民族在欧亚大陆的统治力逐渐被削弱。随着工业化时代的来临，游牧者彻底失去了在草原上的军事优势。这意味着，历史已经不会再给草原按照既定周期率循环的机会了。接下来，谁能代表欧洲针对亚洲来一次“地理大发现”，实际就只是一个位置问题了。当介于西欧与欧亚草原之间的俄国开始征服南俄草原乃至亚洲时，那些出身于斯拉夫民族的“自由民”（哥萨克），很自然会愿意选择成为西方文明与沙皇俄国进军欧亚草原的代理人，并凸显自己的宗教、民族属性。
就地缘政治背景而言，哥萨克、哈萨克两大族群的形成，与16 世纪中叶两个国家的形成有着直接关系。一个是沙皇俄国的建立，另一个则是哈萨克汗国的形成。前者的形成，无疑是东斯拉夫人族群的一次成功整合。而出于增强国力的需要，强化中央集权体系也加速了土地兼并和对农民的人身束缚（变成了所谓“农奴”）。这种改变也使得逃往南俄草原的斯拉夫人数量剧增，以至可以自成体系，与正在重组的草原游牧体系相抗衡。
按照上个世纪流行的阶级划分理论来说，那些斯拉夫人中的草原自由民，应该与同样背景的突厥游牧民走得更近，甚至融合。不过，前文提到的那些根本性的民族背景，最终还是起了决定性作用。尽管哥萨克最初是为了脱离沙皇俄国统治而逃到南俄草原上的，但共同的民族背景，还是让他们决心成为俄罗斯帝国在草原上的代理人。对于二者来说，这其实是一个双赢的决定。帝国可以通过这些拥有与游牧民族同等机动力、战斗力的哥萨克，扩张帝国在亚洲的领地。哥萨克则可以依靠强势崛起的俄罗斯帝国提供的支撑作用（包括从西方文明中获得技术优势，如武器），来扩张自己在草原上的利益。
抛开这些政治、文化背景，从更原始的地缘关系来分析哥萨克与哈萨克的博弈。我们可以认为这是一场发生在南俄草原与中亚草原之间的板块碰撞，甚至可以将之看成两种不同属性族群之间的博弈。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支撑活跃于南俄草原上的哥萨克存在的生产方式，并不是传统的游牧。事实上，如果按照我们在古典时期经常用到的三类族群标签来定义哥萨克，我们更应该将之定义为渔猎民族。也就是说，哥萨克在草原上的扩张，可以视为渔猎文化对草原游牧体系的一次逆袭。
渔猎这种生产方式，可以说是人类最早的谋生方式了。从自然界捕猎、采集可食用的动植物，本身并不是人类所独创的方式，而是一种本能。然而，人类毕竟与动物不同，作为万物之灵，人类的渔猎范围并不仅仅是那些自然界的产出，更包括那些其他族群通过各种方式得到的产出，甚至是人类本身。从这点上来说，劫掠一类的生存方式本质上也是一种渔猎。
需要说明的是，我们把一个族群或者政权的原始属性定义为渔猎、游牧或者农耕，并不是说这个族群就只能采取这样一种生存方式。而是说这种生产方式在其标志性族群文化的形成过程中，经济上是否起到过主导作用。至于其成熟壮大后，这种初始经济是否还占据最大的份额，反而并不重要。比如说，随着工业化的推进，农业在中国经济中所占的比例已经很低了，但从文明和民族本质来说，数千年农业社会打下的深深烙印，依然无时无刻不在影响当下的中国社会。
具体到渔猎民族的定义来说，渔猎属性民族如果想在地缘政治舞台上崭露头角（标志是国家化），几乎很难依靠渔猎的方式做到。部分人口转而从事更“高级”的游牧、农耕生产是一种趋势。不过，因渔猎而形成的族群性格、行为方式，通常会延续一段时间，尤其是渔猎所获取的物资在经济生活中还占有相当比例时。
比较典型的案例就是在东北地区强势崛起的高句丽人。在古典时期的农业技术条件下，燕山以北（包括朝鲜半岛）适合大规模农耕的土地并不多。这支渔猎民族在立国并成为唐帝国劲敌之时，渔猎所获得的经济收益仍然占有50% 左右的份额。也就是说，受地理环境所限，高句丽人并没有很好地完成由渔猎向农耕进化的过程。当然，这也不完全是一件坏事。最起码这个渔猎份额不单让我们可以认定这个政权的基本属性为“渔猎”，更在技术上保证了高句丽人的军事效率。对于这些，来自中原的隋、唐二代帝国，都有着用鲜血换来的教训。
回到哥萨克的问题上来。将这个族群定义为“渔猎”，并不仅仅因为他们在西伯利亚追逐珍贵的毛皮，并把它们输往西欧市场的行为。实际上，正如我们在西伯利亚部分分析的那样，大多数时候他们并不一定要亲自去做这些事，而是与土著部落合作，获取这些物产。
哥萨克的族群属性，并不是在为俄罗斯扩张西伯利亚时才定性的。当这些斯拉夫人聚集在南俄草原上，并因为宗教、民族方面的原因，拒绝融入突厥游牧体系时，哥萨克“渔猎”的民族性就已经形成了。只不过，彼时他们渔猎的重点并不是草原上那少得可怜的野生动物（相比森林地带），而是往来于欧亚大陆的商队。即使进入17 世纪中叶，哥萨克成为南俄草原的控制者（甚至建立国家性质的自治政权），并依附河流兴建了定居村落，乃至开始开发耕地、经商，都无法改变其族群文化中的渔猎基因。
什一税是欧洲天主教会向教徒征收的一种主要用于宗教开支的捐税。顾名思义，这种税总的征收比例是十分之一。在哥萨克进入定居化，并依所处流域划分地盘后，其渔猎属性曾一度通过什一税的形式程序化。耕地收入的十分之一被固定上缴给所在自治哥萨克村社组织，充作军备、粮饷开支，然后在自己的地盘外进行劫掠。基于这一特性，有观点认为这一阶段的哥萨克应该属于“武装农民”性质。问题在于，哥萨克的武装并不仅仅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土地，更多是一种重要的经济补充，甚至是为维持自身独特属性而刻意为之。从这个出发点来说，哥萨克这种有组织性的劫掠，与满族成为中央之国统治者后，却禁绝旗人从事农、商，同时通过木兰围场等形式维护其“马上民族”属性的做法，本质上是一样的。
当各个哥萨克自治村社为周边政权所收编，特别是后来被融入沙俄帝国框架后，从军成为哥萨克保持自身特色的最重要方式。半农半军成为哥萨克群体的新特点。只不过，对于哥萨克来说，在军队中收获荣誉和战利品，与向商旅收取“过路费”并没有本质区别，都是他们乐于采用的。反之对于沙俄帝国来说，哥萨克的这种属性，以及对草原生活的适应性，恰恰是其向亚洲扩张所需要的。直到以机枪为代表的自动化武器出现之前，传统欧洲军队在草原上并没有战略优势。
一个可供参考的案例，是发生在19 世纪末的祖鲁战争。作为19 世纪最强步兵方阵存在的英国步兵，曾经在1879 年伊散德尔瓦纳战役中，被祖鲁王国军队全歼上千人。此前在欧洲人入侵黑非洲的3 个多世纪中，从未遭遇过如此重大的失败。只不过，在英国人开始使用刚刚引入的加特林机枪后，战争就演变成一场针对祖鲁人的屠杀了。手摇式加特林机枪还不能算是一种自动武器，稍晚发明出来的马克沁机枪，才真正是传统战法的终结者（甚至终结了欧洲的火器时代）。
一战是马克沁机枪等自动化武器开始发挥巨大威力的时代。对于采用轻骑兵战术的哥萨克骑兵来说，这也是他们走向没落的开始。然而，在此之前，沙皇俄国能够在欧亚大地获得如此广袤的土地，与哥萨克自然形成的特殊斯拉夫分支有着直接的关系。对于哥萨克来说，最大的问题在于，当马和战刀失去价值之后，他们也同时失去了维系自己渔猎属性的途径。从这点来说，二战中那些列队冲向坦克的哥萨克骑兵，更像是在以自己的方式告诉世人“我还能战”。只不过，一如游牧者一样，属于他们的时代已经逝去。即使今天还有人或者群体希望继承这个曾经代表荣耀的名字，世上也不会再有真正的哥萨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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