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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像一个社会学家那样去吃中国菜
外国人吃中国菜，一般是两种态度：一种是狂热的爱，一种是虚假的恨。也许还有第三种：理性而世故的观察，爱和疏离各自有方，但归根结底，还是爱。
马可来中国采访之前，有德国媒体采访他，问他最重要的汉字是哪三个？他说他不知道，对方自作聪明地说：男，女，还有狗——中国人不是爱吃狗肉吗？你认识了这个字，点菜就不会错。马可常年居住在上海，看到的几乎都是宠物狗，然而并没看到餐厅售卖狗肉，这个玩笑对他绝缘。这就是我所谓的“虚假的恨”——只是凭借着虚妄的道听途说来说中国饮食。有时候，目之所见也能吓走外国人，他亲眼看到一位德国女士进了餐馆，面对着餐厅为了展现排场放置的鱼缸里的活鱼，还有柜台上的凤爪，女士大惊失色，说着“不行，太恐怖了”——同属虚张声势。
我一直听说马可，但没见过。从几个美食家朋友（苏州的叶放、深圳的阿诚）那里听到过他的故事，他们都说和马可一起吃饭乐趣无穷，怎么个无穷呢？细说又说不清，就知道这个德国人热爱亚洲，娶了一位中国妻子，在中国的上海、广东，还有日本的京都都待过许久。
我初次见他是在德国的法兰克福书展上，倒是和想象中完全不同。他和我做一个关于中国饮食的活动，我们谈到中国人在吃上可谓千差万别，不同地域的人吃的食物迥然不同，但又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本来满脸疲倦的马可突然双眸精光外射，兴趣大增。他一边大笑，一边表示赞同，因为这和他的观察类似，他的感觉敏锐，已经从中国食物的表层，看到了中国社会的深层肌理。马可的这种认知就是我说的第三种态度：理智地观察着中国食物，归根到底，还是爱。以这样的态度在中国寻找食物，就不仅仅能体会到好吃与否，更能了解到食物背后的人，或者说是人民与人性。看他写关于中国食物的书，我脑子里经常跳出来的就是林语堂的《吾国与吾民》。
我看他在中国寻找食物的经历，有时候很是羡慕，每一次吃饭都会变成一次社会调查。他去吃万寿斋的小笼包（懂行的人都知道这家包子的质量好于游客密集的城隍庙），遇见一位老教授，谈话中不仅涉及包子的美妙，还有中国式关系的思考，比如生人如何变成熟人、喂食背后的家庭关系等，虽然“要发展真正的友谊，尤其是德国式友谊，光靠饭桌上的情感联络是远远不够的”，但在饭桌上建立并不断维系关系的做法正是陌生人克服尴尬、寻求友谊的一种特殊方式。
另一次见面是在上海宝山区最普通的中国工人家庭的宴席上，看到退休工人老五的烹煎炸炒，他想到的是布里亚一萨瓦兰的名言，“与发现一个新天体相比，发现一道新菜肴更能为人类带来幸福体验”。中国的烹饪爱好者不善于宣讲，无数不知名的厨艺诞生于百姓灶头——这才真是这个国家的人对于食物的态度。
马可在德兴馆吃面，堂倌唱票19.5元，只有上海还保留着这么锱铢必较的价格体系，外地人会觉得上海人算计，马可却发现，上海人在钱上的毫厘不爽计算分明，反而会体现某种平等，一碗混合着鱼肉虾三种鲜味体系的快餐吸引来的不仅有穿着鄙旧的老人，也有开着宝马的车主，某种中国特有的食物面前的人人平等。
马可的文章最吸引入的还不是观察，而是观察之后辨清事实的态度，这大概是德国式的哲学思维体系。我极爱他写的巴蜀食物的部分，一般人写到巴蜀，无外是谈历史，谈美味，谈麻辣。但是马可角度刁钻，开头只是带过了麻辣在中国当下的重要性，继而迅速转入寻找各种新派畅销食物，以及食物背后的发明人，有重庆的南山泉水鸡、朱天才创造的歌乐山辣子鸡、食物做的笔墨纸砚、火锅女皇何永智创造的鸳鸯火锅等，这些食物的发明者很少有专利注册，他们的发明也没有给人类带来科技进步，但却带给普通人更多的口服满足感及更多的幸福。这大概也是20世纪的中国，或者往前追溯到更早的时期，中国人的世俗主义起作用的结果。
从上海普通工人的家宴跳跃到四川简阳的海底捞创始店，从苏州的一只螃蟹吃到广东的一只鸡，马可吃得精，看得准确，吃只是他手里的一个武器、一把解剖刀，实际上.他帮助读者窥探了将近一百年的中国人的喜怒哀乐，人性变迁。
他在开篇里就写到中国人的感叹：“人生在世，吃喝二字。”吃喝是国人的头等大事，马可也看透了这件事。
装 帧：平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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