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部
本书集纳作者多年来创作的散文、随笔。作者从文学谈到人生，从历史谈到世相，从此地谈到他乡，内容包罗万象又具体入微，既有鞭辟入里的文化剖析，也有将个人世界与时代记忆打通的鲜活的在场感。
锦璐，1975年出生于新疆乌鲁木齐。南方籍贯，北方成长；北方悟事，南方谋生。做了21年报纸副刊编辑，写新闻，写小说，写闲篇。文化随笔多次获全国报纸副刊作品年赛金奖。中短篇小说见于《十月》《当代》《钟山》《花城》等刊物，出版作品有长篇小说《一个男人的尾巴》》、小说集《双人床》《美丽嘉年华》。
重返故乡：一个旁观者的自白 001
你的南方 我的北方 033
西北行色 040
那棵树 044
绚丽之下 沉静之上 050
本真的存在 真实的传承 057
我想乘一艘慢船去 064
南宁：五味杂陈 浓淡相宜 071
隐秘而从容的收获 081
他们终将互为美的镜像 088
权力的启蒙 095
让我向你致敬 111
用匠心抚慰人心 123
一代人去那里相互问好 126
“零”的突破 130
幸福经济学 133
幸福是一丛灌木 140
和谐的彼岸 146
那里的情怀 152
风景 156
电梯上 159
不仅仅是歌唱 163
没有废墟 岂是罗马 168
若无“翠翠” “边城”何在 173
动漫：烧钱与坚守的博弈 178
勺子并非真傻 土豪才是真穷 182
“诗和田野” 到底有没有 187
谁能让我害羞 190
俺老孙，出花果山 194
城镇化，不能只见水泥不见文化 199
文化——旅游永久的生命 203
后记 209
重返故乡：一个旁观者的自白
我的脑海中常常会出现一幅迁徙路线图。先是1950年代后期，两个圆点分别画出箭头。一条从广西宾阳出发，一条从北京启动。虽然起点不同，但它们自一南一北出发后，蜿蜒或笔直地向西画过大半个中国，前后抵达新疆乌鲁木齐。1970年，这两个圆点合二为一，成为一个圆点。1992年，圆点一分为二。再后来，这幅静止了很多年的路线图有了新的动静。一条向西南，到了广西；一条向华北，抵达山东。
请注意我的字眼，此处并无“回到广西”和“回到山东”这样的用词，虽然它们指向来处。世间总有很多解释不了的事情。解释不了，人们干脆就偷懒归结为四个字“冥冥之中”。1995年的这场迁徙，仿佛就是那个“冥冥之中”交换了父亲和母亲的去路。它让来自广西的父亲去了山东，而祖籍山东的母亲则跑到了广西。在此之前，他们两人谁也没去过对方的故乡；在此之后，他们却要在对方的故乡老去。
家里的黑白老照片里，有两张分别记录着父亲和母亲少年时的模样。
父亲穿着土布衣裤，黑色上衣黑色裤子肥肥大大，裤脚却很短，吊在没有穿鞋的光脚板上。五官清秀，神情却有些呆，还有些警惕，双手捏着衣角，那是他走了十几里山路，到县城拍的第一张照片，也是他少年时代唯一的照片。和他站在一起的，是他的弟弟。两个农家少年拍完这张照片，就踏上了去新疆的遥远路途。家里待不下去了，土改把这个因为父亲兄弟三人上学因而缺乏劳力、雇佣长工的家庭划为了地主。一家人因此受到政治歧视，“地主狗崽子”的谩骂和欺侮如影相随父亲的少年时代。父亲小腿上有一道长长的疤，那是他在山里砍柴被树藤绊倒，跌在砍柴刀上割伤的。这样的地主儿子，当得可真寒碜。好在父亲的兄长几年前已经到新疆参军，还当了个小军官。这使得父亲的逃生之路好歹有了一处明确的目标。
母亲的照片则完全是另一幅景象。她穿着长袖的紧身运动衣，宽缎带系成的蝴蝶结在她的头顶亭亭玉立。或许是一个大跳过后，也或许是一个旋转之后，紧接着竖劈叉，正身，塌腰，送手。母亲的造型被定格，她将双手抒情地打开，一只竖在耳边，一只从胸前送出去，好像心中有喜口中有歌，要顺着手势传递出来。这是1960年代初，她的父亲还没有被“打倒”，没有成为“反动学术权威”“走资派”，没有关进“牛棚”。作为新疆医学院教务长的小女儿，母亲被人宠爱和羡慕。她和兄弟姐妹们住在新疆医学院的苏式楼房。住在苏式楼房里的，都是内地援疆的专家和干部。那些苏式建筑，大尖顶、灰墙、木窗木地板、外凸阳台，回廊宽缓，墙壁厚实，还有苏式壁灯，勾着缕空花边的白纱窗帘在风中荡漾。每座楼前包括整个大院都有很多树，分别是松树、柏树和杨树。
1956年，十四岁的父亲蹲在龟速般的火车中，从飞沙走石的暗夜穿过河西走廊，奔向前途未卜的命运时，七岁的母亲正一脸雀跃趴在万米高空的飞机舷窗前，和她的父母俯瞰连绵起伏的天山山脉。骄阳就在天边，仿佛永不落幕。
这是多么遥远的距离，不仅八竿子打不到，简直就是井水和河水，就是天上的飞鸟和海底的鱼。年少的父亲与年幼的母亲却并不知道，命运的颠覆、扭曲就在不远处等着他们。不光是他们，几乎所有中国人的命运，都被席卷进入十年的动乱，无法脱逃一场又一场残忍、狂暴的伤害。
“文革”开始后，父亲和母亲都成了“黑五类子女”。父亲从工厂实验室被丢到最脏最累的锅炉车间烧锅炉。高考的取消直接粉碎了母亲的大学梦，两年后的“上山下乡”则把她扔去北疆的农场，一去就是九年。命运的荒诞就在这一刻产生，在社会阶层的链条上，依赖于父辈的荣耀、原本排序很靠前的母亲现在成了最底层，她不仅连农民都不如，甚至还不如同是“黑五类子女”的父亲。毕竟，父亲的命运还有一张薄薄的城市户口托底。
到了婚嫁年龄，母亲眼睁睁地就要掉进与“贫下中农一家亲”的命运。她的父母都在“牛棚”，自身难保，哪还顾及得上她的人生。走投无路之际，母亲当机立断，必须找个城里人把自己嫁掉。只要对方有城市户口，管他是“地富反坏右”，还是“瞎瘸盲哑聋”，她就能回城。这无疑是万劫不复中的唯一出路。用婚姻改变命运，自古不就是女人最本能也是最无奈的一招吗？父亲这边的情况同样好不到哪里去。尽管他五官清秀四肢健全还有点儿文化，但在城市里，女“黑五类”的婚姻状况还是会比男“黑五类”稍好解决。
那么，好吧——我的父亲和母亲，这两个被命运丢到谷底的人，谁也别嫌弃谁了。
但是，嫌弃很快就有了。从我懂事起，我就能够感觉到父亲和母亲的格格不入。细枝末节再复述就显累赘，后来的很多影视作品《安娜与王贵》《激情燃烧的岁月》都对这种成长背景、家庭背景、社会阶层的差异过于巨大的夫妻作过细致而生动的刻画。文艺作品里的展现其实都已经是美化过了的，现实更为复杂、令人心酸。
我不止一次在母亲和姨妈聊天时，听到她对父亲的抱怨，包括性格懦弱，包括没有生活情趣，不懂浪漫，工人大老粗，农民。在姨妈做调停工作时，我又偷听到父亲控诉母亲贪图享受，虚荣，大小姐作派，完全是资产阶级那一套。这些新鲜的词汇仿佛为我打开一扇窗。反复琢磨直到最终理解这些词汇的过程，就是人生开蒙的过程。
在经历了多次纷争和冷战后，“离婚”已然成为一家三口都无法回避的话题。十三四岁的我立刻表明态度：同意。我的冷静、认真，甚至还有几分急切让母亲吃惊，她以为我在怄气，或者憋大招。母亲委托同事对我左试右探，发现我智商正常，情商略高，尤其能站在父母各自的立场考量，分析问题的时候头头是道，甚至说出了“谁说人民内部的矛盾就一定可以调和”这样具有思辨性甚至离经叛道的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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