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部
第四部分中国文明散论
驰骋于中国文明的时空——关于《中国地域文化大系》的编辑构想新文化运动前陈独秀的政治活动和思想
一
陈独秀在中国近代史上地位的显著，无疑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早期共产主义运动所造成的。但陈独秀从事政治活动，为时实甚早，可远溯至戊戌维新运动时期。至于在晚清革命运动中，他毋宁已是一个重要的人物。对他本省安徽的革命运动的催生、推动以至武装革命力量的组织，尤其关系重大。再就思想方面来说，其时也已见到他的思想倾向迥异时流，而与新文化运动时代他所揭橥的理想有相承的条理。
陈独秀(1879—1942)自早年以迄于《新青年》杂志创办前，所受的教育略可划分为两个阶段，而以1897年（光绪二十三年）参加南京乡试为分界线。在前一阶段，陈独秀接受的乃传统式的教育，在古典经籍方面有良好的基础。1896年，陈独秀时年17岁，即以首名考取了秀才。但次年他应南京乡试不售，自此就绝意科举，开始接受新式的教育。在后一阶段，他先后曾就读于浙江杭州求是书院和江南陆师学堂 ；自1902至1915年，他四次东渡日本，其中三次都曾入学读书，自1902至1915年，他四次东渡日本，其中三次都曾入学读书 ，主要修习西方文化、艺术和语言的课程。陈独秀早年受教育的历程，正代表和深刻反映了19、20世纪之交，在近代中国，一辈由旧到新、由传统过渡向近代的新知识青年的蜕变历程。
在办《新青年》杂志以前，陈独秀的新旧学问都有相当的根底。他“早岁读书有声” ，1897年，才18岁已著有《扬子江形势论略》一书；1902年又有《小学万国地理新编》二卷出版。 由此可见他的早慧。对有清一代学术的重镇“汉学”，陈独秀也有相当的造诣，在文字音韵方面尤其见长，颇有撰述。 他也曾用心于释典。 在外国学问方面，陈独秀谙英、法、日三种语言，由其日后的著作看来，应以英语最为擅长。 他颇倾心于西方的文化艺术，尤其爱好18、19世纪欧洲的学术思想和文学。晚清知识分子，特别是留学生，“偏重实用，十九学法政，其次是理工，对于文学都很轻视”。 其中能及早措意于西方文学艺术的，陈独秀、苏曼殊、周树人和周作人兄弟等，应算是先驱。胡适曾说过，近代中国，“把法国文学各种主义详细地介绍入中国，陈先生（独秀）算是最早的一个，以后引起大家对各种主义的许多讨论”。 胡氏所说，虽是指《新青年》时代而言，其实早在民元前，陈独秀已有文字著作， 率先将欧洲的文学理论和思潮向国人作有系统的介绍。陈独秀在这方面的知识准备，自然是他稍后能致力于新文学运动的先决条件之一。
总的来说，陈独秀早年，无论中西学问，都以文学方面较为优长。在办《青年杂志》得享盛名前，他的学养也早已受同侪友朋的推。早享大名而以文章自诩的刘师培、章士钊以及王旡生等人，对他便极是推许，说他“弱冠工属文”“学识优长”。 章士钊甚至称誉他“文学有贾生不及之叹”。
二
陈独秀晚年自述其政治生涯，是“接二连三”地做了“康党、乱党、共产党”。 他之从事早期共产主义运动固为人所周知，但他从事“康党”和“乱党”的政治活动，则晦塞不彰,少为人知。
陈独秀自言是“康党”的真正含义，我们就不大知晓。倘若说由于康梁派推动了维新运动，对时方弱冠的陈独秀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自然是毋庸置疑的；其时陈的思想与康梁同调，也可肯定。陈独秀在1898年参加南京乡试所见的旧社会的腐朽现象，加以得“读康先生及其徒梁任公之文章，始恍然于域外之政教学术，灿然可观，茅塞顿开，觉昨非而今是”。 这无疑是他一生的重要转折点。思想遂由“选学妖孽转变到康梁派”。 至于见诸行动的，则“当旧派群起詈责康梁为离经叛道，名教罪人”时，他与一辈后生小子，“愤不能平，恒于广座中为先生（康有为）辩护”，因而被乡里瞀儒，指为“康党、为孔教罪人，侧目远之”。 不过，陈独秀谓自身曾是“康党”，似尚不仅如是。有迹象显示，他很早已与皖省维新人士相过从，跟李光炯、邓艺荪、江和汪宗沂（仲伊）诸人交情契洽； 而与“维新巨子”汪孟邹更自少是好友。惠泉：《记汪孟邹先生》，《明报月刊》（香港）第七卷第二期，1972年2月号。他极早摒弃举子业，转读新式学堂，1900年更撰著有启牖民智、讲求新学意味的《小学万国地理新编》，都显见他在思想上有了新的认识。
戊戌政变后，康梁派逃亡海外，从事保皇运动；另一方面，以孙中山为首的兴中会革命运动，则经惠州起义的失败，革命前途“黑暗无似，希望几绝”。 幸得在19、20世纪交替的前后几年，一派年轻的新知识群脱颖而出，成为历史舞台的新生力量，趋向于排满革命，为此后的革命运动开拓了新的形势。 而陈独秀自始即是该知识群的活跃分子，他的政治活动亦与新形势的发展，血肉相连。
组织学会，办藏书楼等活动，是那期间进步的知识青年从事政治、社会运动所通常采取的方式。1902年，陈独秀与皖省青年潘赞化、葛襄、何春台等人，为了“传播新知，牖启民智”，曾集资购了一些图书，在省垣创设了一所藏书楼。 约略同时，赵声在南京，孙毓筠、方刚、柏文蔚等人在皖省，都有类似的活动。陈独秀与上述诸人交往密切。他们都是革命新形势的开拓者。
至于陈独秀明显走向革命的途径，是在1902年。这年，他始渡日本，随即加入了留学生最早结成的团体——励志会。 该会在陈独秀加入时，已有稳健派和激烈派的分野，且渐由分歧而对立，极不相容。 是年冬，激烈派陈独秀、秦毓鎏、张继、钮永建、苏曼殊等二十余人，遂自励志会分出，另组成青年会。 东京青年会的成立，是标志着晚清学界迈向革命的一个里程碑。该会不唯是“日本留学界中革命团体之最早者”，且明白揭橥“以民族主义为宗旨，以破坏主义为目的”。 其会员几尽属日后的重要革命党人，也是此后两年间，国内外革命运动的推动者和组织者。就陈独秀来说，其中潘赞化、张继、谢小石和苏曼殊诸人，都是他稍后并肩共事的革命同志。1903年3月初，陈独秀与邹容、张继等五人，强剪去驻东京留学生监督姚煜的辫发，因而酿成交涉大故，走避归国。 该事件并非一突发的孤立事件，而应视为自1902至1903年始，国内外一连串学界风潮的一环。当年3月12日见陈独秀已返抵上海，且与吴稚晖等爱国学社中人相往来。 章士钊曾说：“辛亥革命前之革命思潮，就上海而言，应以光绪癸卯夏至甲辰秋(1903—1904)一时期为最高点。” 这种分析，倘若以当时学界风潮的风起云涌以及反满革命言论的普遍激烈而言，自是确当。不过这种形势，何止上海一地为然，实则从日本留学界以至中国内地，莫不到处风潮迭起。至于直接触发此学界风潮并使之迅速广播的，无疑是1903年的拒俄运动。
装 帧：软精装
页 数：403
开 本：16开
纸 张：胶版纸
您现在的位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