叛逆者：塑造美国自由制度的小人物们

《叛逆者：塑造美国自由制度的小人物们》是一部历史学家宁愿忘记的历史，它深入到美国社会的底层，讲的是那些“坏”美国人的故事--酒鬼、娼妓、“偷懒的”奴隶以及逃兵役的白人、歹徒、少年犯、同性恋者，以及其他在美国下层社会的人--并展现出他们是如何塑造了美国社会，创造了新的愉悦，以及如何拓展了自由。
　　《叛逆者：塑造美国自由制度的小人物们》是一部颠覆传统教科书的美国史，除了记述富人与穷人、黑人与白人、男人与女人的斗争外，还将视角转向受人敬重者与遭人唾弃者，有德之人与无德之人，好公民与坏公民之间的冲突，企图还原美国历史的最真实面貌。
　　《叛逆者：塑造美国自由制度的小人物们》是一部彻底毁你三观的常识读本，惊艳的趣闻比比皆是：与英军战事正酣时，国父约翰·亚当斯看到美国人堕落地混日子，竟认为他们根本不值得享有自由，只配毁灭；19世纪初的美国，一个女人若是化妆、喷香水、穿时装，而且还不以为耻，那么她很有可能就是妓女；同一时期的普通美国人，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唯一的娱乐就是读书，但绝大多数能读到的书都是说教性的道德小故事。

撒迪厄斯·拉赛尔，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先后任聘于社会研究新学院、尤金郎学院、巴纳德学院、哥伦比亚大学，现在新学院教历史和美国研究。作品经常发表于《纽约》杂志、《洛杉矶时报》、《波士顿环球报》、《基督科学箴言报》、《亚特兰大宪法报》和《美国季刊》等。

前言
第一部分 恶行和堕落的温床
第一章
酒鬼、懒鬼、娼妓、海盗以及美国独立革命中的其他英雄人物
恶行和堕落的温床
杂种、娼妓以及美国的（性）革命
索多玛与大海
一群三教九流组成的乌合之众
反革命
戒酒屋
一个纯净的国度
一场新的战争
第二章
身为奴隶的自由
无尽的劳作
秘 密
工作，还是享受生活
鞭力有所不逮
太过自由
屈尊纡贵
第三章
自由的奴役
自由工作
羞耻的烙印
白人的重建
下班时间
外面的娱乐
希 望
礼 物
第四章
妓女与女性解放运动的起源
繁 荣
妓女等级
伤风败俗
枪支与化妆
黑白混杂的地方
社会纯净运动

第二部分 白人是如何失去节奏感的
第五章
一个不会跳舞的国家
当心音乐和舞步
第六章
爱尔兰人--从白种猩猩到扬基·都铎
爱尔兰警察的诞生
从吉格舞到齐步走
无害的
第七章
犹太人是黑人
犹太人不是黑人！
变态扭曲
犹太爵士乐工厂
犹太黑人
犹太人是白人
怪咖的兴起
第八章
意大利裔美国人：走出非洲
意大利人对于美国不良乐趣的贡献
从尼禄到布兰可
记性不好的“黑人”

第三部分 为坏自由而战
第九章
真正的美国革命-购物
“消遣问题”
最高的高跟鞋
女人为难女孩
一场欲望的革命
消费者是皇后
第十章
黑帮如何把美国变成了一个更好的地方
最烂的地方，最好的音乐
全民公敌，全民英雄
老板和女皇
拉斯维加斯的诞生
犹太坏人、托马斯·爱迪生和好莱坞的诞生
第十一章
“当心独裁者”：法西斯主义和罗斯福新政
大政府
社会机器
一个民主国家的纪律
第十二章
第二次世界大战究竟有多受欢迎？

第四部分 你站在哪一边？
第十三章
“自我净化的过程”：民权运动对非裔美国文化的攻击
黑人公民与“坏黑鬼”
太“黑”
睡在地上
坏到无法取消种族隔离
白人自由运动
暴力的果实
第十四章
同性恋解放运动与美国的解放
第十五章
近乎自由：红脖子和嬉皮士的幸与不幸
回到美国的土地

恶行和堕落的温床
　　18世纪，在美国的每座城市的几乎每个街区，都有一处公共场所，人们可以来这里喝酒、唱歌、跳舞、进行性行为、争论政治、赌博、玩游戏，或者一般来说这里是供男人、女人、小孩、白人、黑人、印第安人、有钱人、穷人和中产阶级狂饮的地方。对此，国父们极其不快。
　　在1777年大陆会议举行期间的每天早上，约翰·亚当斯把圆滚滚的身子塞进裤子、马甲、木底鞋，戴着扑了粉的假发，步履蹒跚地从位于沃尔纳特街和第三大街交界的住处，步行至州议会大厦（也就是今天的独立大厅）。一路上，他至少要路过10来个小酒馆，在费城一共有160多个拥有执照的酒馆，为2.4万名市民服务。此外还有大量没有执照的酒馆，也就是说，每100个居民至少拥有一个酒馆（相比之下，在2007年，每1071名费城居民才拥有一家卖酒的场所）。在独立革命期间，其他早期的美国城市酒馆密度更大。在18世纪70年代的纽约，酒馆数量大到在同一时间，每位居民可以占据一个酒吧喝酒。在18世纪中叶的波士顿，据估计每8户民居就有1户在卖酒。“这些城市，”《早期美国的酒馆和饮酒》一书的作者莎伦·塞林格写道，“挤满了酒馆。”
　　如果一天早晨，亚当斯在去缔造美利坚合众国的路上吧嗒吧嗒地走进一家酒馆，他会发现什么呢？如果这是位于沃尔纳特街上的一家下层社会的人才去的酒馆，也就是大多数费城人会去的那种地方，亚当斯还没走到门口，就应该能听到白人正在用小提琴演奏爱尔兰的里尔舞曲，黑人用手鼓、呱呱板和木块敲击出强劲的非洲节奏。他应该会听到此起彼伏的、毫无顾忌的叫床声，那是美国最早的都市派对音乐。当亚当斯打开前门，他应该会感觉到松弛的木地板随着舞动的脚步而颤动。一走进去，有节奏的喊叫、致以回敬的喊叫、酒杯相碰和打碎的声音、笑声，还有不绝于耳的“操”“屁咧”“王八蛋”“”，把这位政治家的耳朵吵得难受。他应该会闻到陈年啤酒发出的臭味和格罗格酒所发出的那种温暖、奇异的甜香味。
　　在这样一间狭窄局促、烟雾弥漫、充满汗臭的房间里，放大的噪音使得每个人都紧紧地贴在一起，亚当斯尽管身材矮小，却感到自己的块头令人不安地变大了。但最令这位国父感到震惊的事情，应该不是房间的亲密气氛。如果他来到的是一个18世纪典型的美国下层社会都市酒馆，他应该看到白人男性和黑人男性坐在一起，他们的手指随着音乐的节奏在长木桌上敲打着。他会看到白人女性与黑人男性共舞，黑人女性和白人男性共舞。他会看到娼妓恬不知耻地公开兜售服务。他还很有可能看到酒吧后面有个女人，她不仅是卖酒的，她根本就是这个地方的老板。约翰·亚当斯应该见证过早期荣光中那个叛逆的美国。而且他应该已经知道了谁才是敌人。
　　据估计，独立战争期间，每个15岁及以上的成年美国人一年喝下6.6加仑的纯酒精，它相当于一天喝下5.8杯80度的烈性酒。这个数字令人吃惊，当然，它很有可能未充分反映出啤酒的消费量。历史学家威·约·罗拉鲍把美国独立革命的这段时期称之为美国“狂饮作乐”的开始。
　　对于酗酒，当时基本不存在道德或者法律上的约束，直到独立战争结束之后这一情况才有所变化。历史学家在殖民时代的郡志中只发现了少量因在酒馆中酗酒或者存在不法行为引发的诉讼。在整个18世纪的纽约，没有一个被告是因为这样的指控而被送上法庭。根据莎伦·塞林格的推断，这很有可能是因为“地方法官并不把酗酒视为需要提起诉讼的犯罪”，甚至酗酒在当时还时常受到鼓励。
　　在亚当斯步行去开会的那些早上，他会看到并且闻到男人和女人在上班前喝酒，或者不上班喝酒的情形。在他走过那些生产家具、鞋、马车、工具以及其他早期美国经济主要产品的作坊时，他会看见工人们坐在放着货品和大杯子的桌子前。边上班边喝酒，不仅仅为当时的人们所接受，而且认为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各行各业的劳动力上班时间都同时还喝着啤酒，而且还时常休息去喝烈性酒，无所事事地打发时间。建筑工人和造船工人都认为老板在工休的时候提供啤酒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据历史学家彼得·汤普森说，哪怕是高级技工以及美国制造业早期的经理人，“也不容置疑地辩称酗酒是一项权利和一种特别待遇”。
　　在早期的美国经济中，是工人而非老板，决定他们应该什么时候露面、什么时候回家。吃饭、喝酒、睡觉打发漫长的下午，被视为理所当然的事情。在18世纪工人们的日程安排上，礼拜天之后还有一天休息，这天称之为“圣洁的礼拜一”，本·富兰克林对此大为光火，“我们的劳动人民像过礼拜天一样按时来过这天；唯一的区别在于，他们不是把这天的时间耗在教堂，而是大手大脚地挥霍在酒吧”。《纽黑文报》报道说，不管雇主多么想要未醉的工人，“一个劳力一定是每天喝半品脱或者一品脱的啤酒，到了晚上一半的工资都花在了朗姆酒上”。哪怕是在新英格兰地区-整个18世纪清教在这里仍然拥有强大的影响力，酒馆往往就在教堂的隔壁，方便教友们在礼拜仪式之前和之后来这里喝上一杯。
　　酒馆文化憎恶权威和惩戒。1714年发生在波士顿某个小酒馆里的一幕非常具有代表性：一个法官从家里被叫到这里，驱赶一群到了打烊时间还不愿意走的酒鬼。这名地方法官“发现这是一大群人。他们就是不走。声称他们来这里喝酒是为了女王的健康，而且他们还为其他许多人的健康干杯。他们又叫酒，要给我祝酒，我决定还以颜色……我威胁说要把他们中的一些人送去坐班房；他们不畏所动……我告诉他们，如果他们还不走的话，就会被判暴动罪”。之后这些纵酒狂欢者才离开了酒馆。大陆军一位名叫亚历山大·格雷顿的军官，经常去费城的那些小酒馆，他发现这些地方“对勤奋的人和辛苦工作的人不屑一顾”。这种无礼的态度在各州都很普遍。弗吉尼亚的一位牧师在1751年抱怨道，那些酒馆成为了“人渣时常聚集和藏匿的地方，还有每个街区最懒惰、最游手好闲的家伙，在这里，白白挥霍的不仅仅是时间和金钱，（更糟糕的是）这里还在进行、从事、开展各种遭到禁止的非法游戏、运动和娱乐，几乎没有停歇的时候，其中包括打牌、掷骰子、赌马、斗鸡，连同花样百出的各种犯罪行为和暴行”。
　　这是一种不知廉耻的公众文化。杰出的弗吉尼亚庄园主、政治领袖威廉·伯德二世在日记中记录了1710年春天在威廉斯堡的一天，“一些人不管生病和坏天气，还是喝得酩酊大醉来出庭”，他还在“教堂墓地看见有人喝醉”。都是在同年一个温暖的夏夜，伯德走路去法院大楼取邮件，“那儿大多数人都是醉醺醺的”。他还解释说自己之所以失眠是因为“大半个晚上都有喝醉的人在街上闹”。对此，伯德并没有予以谴责，而是参与其中。他参加了一次民兵的集结，为此贡献了整整一大桶朗姆潘趣酒-有63加仑-“娱乐大家，使他们酩酊大醉，整晚打斗，不过没人因此而受伤”。像这样把正式的活动和酗酒混合在一起是很常见的事情。“在弗吉尼亚的绝大多数重大场合”，历史学家塞林格写道，“没有海量的酒精供应就无法庆祝”。
　　这种文化扩大了每个人的自由，尤其是黑人的自由。在1732年，费城的市议会警惕地注意到“黑奴时常举行闹哄哄的聚会，尤其是在礼拜天”。立法者呼吁颁布一项法令限制他们这么做，但却一直没能通过。在18世纪40年代，这座城市的长官们听到一些抱怨说“有大量黑鬼”公开地酗酒和胡闹，不过据历史学家杰西卡·克罗斯和朱迪思·莫德尔表示，“最后市议会似乎并没有采取行动限制奴隶酗酒”。1744年，一个由本杰明·富兰克林担任主席的大陪审团估计，在费城有十分之一的家庭“经销烈性酒”，他们几乎是“恶行和堕落的温床”，由于吸引消费者的竞争非常激烈，所以他们通常“面临着向学徒、仆人甚至黑鬼提供招待的巨大诱惑”。
　　下层社会的酒馆是美国最早种族融合的公共场所。黑色、白色以及棕色美国人出于共同的渴望而聚集到一起，这比联邦政府通过强力使他们之间达成和解要早好几个世纪。虽然各州的法律都禁止黑人进入酒吧，但酒馆的经营者、白人顾客、自由的黑人甚至黑奴对这条法律往往是持不在乎的态度。早期的法庭记录表明，各州的酒馆根本不理会种族界线。一个典型的案例发生在1707年，新泽西州伯灵顿的一个大陪审团指控一个名叫威廉·凯尔的体力劳动者经营着一间“喝酒的地方……那里掩饰、藏匿着各类流浪汉以及其他无所事事、飙着脏话的可疑之人，还有各种仆役和居住在城里的黑鬼”。执法者偶尔的打击行动并未能阻止各色人种涌入美国的小酒馆。此外，越是看起来不“高级”的酒馆，越有可能促进人种的混杂。这是纽约城那些酒馆里最值得注意的一点。在这里，以至在整个美国历史上，那些最低级的“人渣”都是种族平等的先锋。“各州都会对那些经营非法场所的人提请诉讼，但由头五花八门，从无证销售酒类到经营妓院”，塞林格写道，“纽约这种人种混杂的情况是独一无二的，这种状况是多人种的同义词”。这些地方的自由有时会溢泄到街道上，把那些社会秩序的看护者给吓坏了。
　　约翰·修森是个文盲、混蛋，也是美国自由史上无人知晓的英雄之一。修森的酒馆靠近后来的世贸中心所在地，它又脏又破，到了晚上挤满了殖民地纽约城的底层民众。与几乎所有的酒馆一样，这是一个因为自由和欲望而把“淫荡的”女人、“粗野的”移民、懒惰好色的奴隶聚集到一起的地方。四周的邻居们抱怨这家酒馆把那些下等人带到了他们的街上，还有各种噪音，从嘶哑的叫喊、嚷嚷、咒骂、逗乐、打鼓声、小提琴声到跳舞的声音。根据当时的法庭记录，修森的酒馆是那些自由黑人和沦为奴隶的黑人“常去的地方，在任何时候都能受到私下（因为这是违法的行为）款待的地方”。据一位法官表示，这些酒的贩卖者和商业性行为的提供者所犯的最大罪过“就在于他们不仅与黑奴平起平坐，还伺候他们，跟他们交朋友，用肉、酒和住宿来款待他们”。在节假日和礼拜日，修森会大摆宴席，那些乌合之众举止仿若大王。“他们围坐在桌子四周，有鹅肉、四分之一只羊、鸡肉和两条面包”，一位证人说道，“修森从箱子里拿出一瓶朗姆酒，把它放在桌子上，做成两碗潘趣酒；有些人只喝一口；桌布也铺上了”。还有一群奴隶定期从修森这里购买赃物，或者把赃物卖给他，其中包括荷兰杜松子酒，他们还给这个团体起名为杜松子酒俱乐部。酒馆的二楼有房间供出租，其中一间住着“玛格丽特·索于比亚，也叫萨琳芭勒或者凯莉，但一般大伙叫她佩吉，或者纽芬兰爱尔兰美人”。佩吉是个妓女，以爱接黑人顾客而出名，给她支付房租的是杜松子酒俱乐部的头-恺撒，两人还有个孩子。
　　1741年3月18日，纽约总督府的屋顶突然着火。临近的位于巴特勒的乔治堡也受到了牵连。有许多的士兵和贫民住在那儿，因为担心储存在那里的火药发生爆炸，而纷纷逃离了堡垒。大火沿着楼房挨个烧过去，吞噬了小教堂、书记员的办公室以及兵营。那天烧到最后，城堡墙内的所有建筑都化为了灰烬。一周之后，英国海军彼得·沃伦上校的家着火。接下来一个月的时间里，整个纽约似乎都在着火。城里的房屋、马厩和仓库都遭焚毁，四处传来“黑鬼！黑鬼！”的咒骂。地方法官下令，围捕刚到城里的黑奴，把他们投进监狱。后来有两个女人报告说，她们看到三个黑奴边唱边跳“火啊火，烧焦啊烧焦，一点点，去死吧，就在不久的将来”。那三个黑人遭到逮捕，酷刑之后施以火刑。约翰·修森招来的16岁的契约佣工玛丽·伯顿告诉当局，她的主子佩吉伙同恺撒以及杜松子酒俱乐部，密谋“烧掉这座城市，杀死、毁灭我们所有人”。所有受到怀疑的密谋者都被处以绞刑或者绑在火刑柱上烧死，但他们帮助创建的文化却幸存下来。后来历史证明，这种文化对美利坚合众国那种令人压抑的自治所造成的威胁，要大大胜过对英王治下社会秩序的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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