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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签：小说 中国当代小说
这是一部不可多得的文学精品。作品通过几位五○后从知青年代到转型时期的人生轨迹和恩怨纠葛，折射出人性的光辉和时代的变迁。作品的聚焦点是性格、情感及价值观的冲突，栩栩如生地刻画了“后知青”官员、工人、民营企业家、艺术家、流亡者等各种不同的人物形象，用他们各自的一生回答了时代的精神之问。
这是知青一代的精神史。以大眼界诊断时代，以大悲悯直指人心，具有社会广角与人性深度的心灵书写。灵动的言表与深刻的思辨自然融合，当代文学的独步标高之作。
韩少功，男，1953年1月出生于湖南省。曾任海南省作协主席（1996年）、海南省文联主席（2000年）等职。主要作品有“韩少功作品系列”十卷（上海文艺版）曾获多种奖项：《西望茅草地》获1980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飞过蓝天》获1981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马桥词典》获上海市第四届中长篇小说优秀作品奖长篇小说一等奖（1998年）、美国第二届纽曼华语文学奖（2010年）；《暗示》获第二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小说家奖（2002年）；《山南水北》获第四届鲁迅文学奖全国优秀散文杂文奖（2007年）；《赶马的老三》获首届萧红文学奖（2011年）；获法国文化部颁发的法兰西文艺骑士勋章（2002年）。作品有三十多种外文译本在境外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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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附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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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少年后，大甲在我家落下手机，却把我家的电视遥控器揣走，使我相信人的性格几乎同指纹一样难以改变。当年我与他同居一室，同挤一床，实在不是一件太爽的事。他从无叠被子的习惯，甚至没洗脚就钻被窝，弄得床上泥沙哗啦啦地丰富。这都不说了。早上被队长的哨音惊醒，忙乱之下，同室者的农具总是被他顺手牵羊，帽子、裤子、衬衣也说不定到了他的身上。用蚊帐擦脸，在裤裆里掏袜子，此类举动也在所难免。好在那时候大家都没什么像样的行头，穿乱了也就乱了，抓错了也就错了，不都是几件破东西么，共产主义就是不分你我的乱来。
我穿上一件红背心，发现衣角有“公用”二字。其实不是“公用”，是“大甲”的艺术体和圆章形：“大”字一圆就像“公”，“甲”字一圆就像“用”。这种醒目的联署双章，几乎盖满他的一切用品，显然是一位老母的良苦用心所在——怕他丢三拉四，也怕他错认了人家的衣物，所以才到处下针，标注物主，主张物权。
这位老母肯定没想到，再多的盖章加封在白马湖茶场依然无效，字体艺术纯属弄巧成拙，倒使物权保护成了物权开放：大家一致认定那两个字就是“公用”，只能这样认，必须这么认，怎么看也应该这样认。大家从此心安理得。
大甲看见我身上的红背心，觉得“公用”二字颇为眼熟，但看看自己身上不知来处的衣物，也没法吭声了。
他只是讨厌别人叫他“公用哥”或“公用佬”或“公用鳖”，似乎“公用”只能与公共厕所一类相联系，充其量只能派给虾兵蟹将一类角色。用他的话来说，他是艺术家，即便眼下公子落难，将来拨云见日，见到总统都可以眼睛向上翻的。你不信吗？你怎么不承认事实呢？你脑子里进了臭大粪吧？他眼下就可以用小提琴拉出柴可夫斯基，可以拉扯脖子跳出维吾尔族舞蹈，还可以憋住嗓门在浴室里唱出鼻窦共鸣，放在哪个艺术院团都是前途无量。何况他吃奶时就开始创作，夹尿布时就有灵感，油画、水彩画、钢笔画、雕塑等等都是无师自通和出手不凡，就算用臭烘烘的脚丫子来画，也比那些学院派老家伙不知要强多少。这样的大人物，怎么能被你们“公用”？
每个土砖房都住五六个人，每间房里都是农民与知青混搭。农民们不相信他的天才，从他的蓬头垢面也看不出贵人面相，于是他的说服工作变得十分艰难。他得启发，得比划，得举例，得找证人，得赌咒发誓，得一次次耐心地从头再来，从而让那些农民明白“下巴琴（小提琴）”是怎么回事。更重要的，他得让大家明白，为什么艺术比猪仔和红薯更重要、更伟大、更珍贵，为什么画册上拉（斐尔）家的、达（芬奇）家的、米（开朗基罗）”家的，比县上的王主任要有用得多。
实在说不通时，他不得不辅以拳头：有个农家后生冲着他做鬼脸，一直坚信王主任能批来化肥和救灾款，相比之下你那些画算个屁呵。这个“屁”字让大甲一时无话可说，上前去一个“大背包”，把对方狠狠摔在地上，哎哟哎哟直叫唤。
“真是没文化。”大甲抹一抹头发，大概有黄钟毁弃的悲愤，眼睁睁地看着对方找干部告状去了。
“你不吹牛会病吗？”
“你不吹牛会死吗？
“你自己不好好干活，还妨碍人家，存心破坏呵？”
“姚大甲，你还敢打人，街痞子，暴脑壳，日本鬼子、地主恶霸呵？”
……
这就是吴场长后来常有的责骂。场长一气之下还煽来耳光，没料到大甲居然还手，闹出一场恶拼。
场领导后来议了几次，最后决定单独划一块地给大甲，算是画地为牢，隔离防疫，把他当成了大肠杆菌。
出工的队伍里少了他，真是少了油盐，日子过得平淡乏味。工地上没人唱歌，没人跳舞，没人摔跤，没人吹牛皮，没人闹哄哄的赌饭票，于是锄头和粪桶似乎都沉重了不少，日影也移动得特别慢。“那个呆伙计呢？”有人会冷不防脱口而出，于是大家同生一丝遗憾，四处张望，放目寻找，直到投注对面山上一粒小小的人影。嘿，那肯定是他。那单干户也太舒服了吧？要改造也得在群众监督下改造，怎么能一个人享清福？就是，我们要声讨他，他也听不到。我们要揭发他，他耳朵不在这里呵。
大家谴责干部们的荒唐，对那家伙的特殊待遇深为不满。快看，他又走了。快看，他又坐下了。快看，他又睡下了，今天一上午就歇过好几回……那家伙大概也在张望这一边，不时送来几嗓子快意的长啸，声音飘飘忽忽地滑过山谷，落在小木桥的溪水边。大家眼睁睁地看着他独来独往和自由自在，享受一份特许的轻松。至于他的单干任务，基本上交给了附近一伙农家娃，让他们热火朝天地代工。他的回报不过是在纸片上涂鸦，给孩子们画画坦克、飞机、老虎、古代将军什么的，给孩子的妈妈们画画牡丹、荷莲、嫦娥、观音菩萨什么的。他设计的刺绣图案，还赢得了大嫂们满心崇拜，换来了糯米粑。
他很快画名远播，连附近一些村干部也来茶场交涉，以换工的方式，换他去村里制作墙上的领袖画像和语录牌，把他奉为宣传大师，完成政治任务的救星，总是用好鱼好肉加以款待。县里文化馆还下乡求贤，让他去参与什么县城的庆典筹备，一去就两三个月。关于剧团女演员们争相给他洗鞋袜的事，关于县招待所食堂里的肉汤任他大碗喝的事，都是他这时候吹上的。
肯定是发现他这一段脸上见肉了，额头上见油了，吴场长咬牙切齿地说：“他能把蒋介石的毛鸟鸟割下来？”
旁人吓了一跳，“恐怕不行吧？”
“就是么，一个盗窃犯，只要第三次世界大战开打，还是要把他关起来！”
旁人又吓了一跳，“他偷东西了？”
场长不回答。
“是不是偷……人？”
场长走了，扔回来一句：“迟偷早偷都是偷。”
我们没等到第三次世界大战，没法印证场长的高瞻远瞩。我们也没等到共产主义，同样没法印证场长有关吃饭不收饭票、餐餐有酱油、人人当地主、家家有套鞋的美好预言。我们只是等来了日复一日的困乏，等来了脚上的伤口、眼里的红丝、蚊虫的狂咬、大清早令人心惊肉跳的哨音。
不过，疲惫岁月里仍有激情涌动。坊间的传说是：有一位知青从不用左手干活，哪怕这位独臂人的工分少了一大截。他私下的解释是：如果他的左手伤了，指头不敏感了，国际小提琴帕格尼尼大奖就拿不到了呵。这种疯话足以让人吓一跳。另一则传说是，一位知青听到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不去参加庆祝，反而跑到屋后的竹林里大哭一场。他后来的解释也神经兮兮：人家抢在他前面把这件事做了呵，占了先机，夺了头功，他的科研计划就全打乱啦。
大甲只是个初中留级生，不至于牛成这样。他的科学知识够得上冲天炮，够不上人造卫星。但这并不妨碍他也是美梦翩翩，曾谱写一部《伟大的姚大甲畅想曲》，咣咣咣咣，嘣嘣嘣嘣，总谱配器十分复杂，铿锵铜管和清脆竖琴一起上阵，又有快板又有慢板，又有三拍又有四拍，又有独唱又有齐唱，把自己的未来百般讴歌了一番。
当时他已离开茶场，去了附近一个生产大队——那里的书记姓胡，是个软心肠，见这一个城里娃老是被隔离，觉得他既没偷猪也没偷牛，既没有偷米也没有偷棉，凭什么把他当大肠杆菌严防死守？既然对上了眼，这位老汉二话不说，要他把行李打成包，扛上肩，跟着走，大有庇护政治难民的一腔正义。这样，大甲从此成了胡家一口子，不明不白的家庭成员，干什么都有老劳模罩着。后来，他玩到哪里就吃住在哪里，又成了梁家一口子，华家一口子，被更多的大叔大伯罩着。农忙时节，我们忙得两头不见天。他倒好，鞋袜齐整，歪戴一顶纸帽，在田野里拉一路小提琴来慰问我们，如同英国王子亲临印度难民营。“呵，在那西去列车的窗口，在那九曲黄河的上游……”他的激情朗诵分明是要气死我们。
我们躺在小溪边，遥望血色夕阳，顺着他的提琴声梦入未来。我们争相立下大誓，将来一定要狠狠地一口气吃上十个肉馅包子，要狠狠地一口气连看五场电影，要在最繁华的中山路或五一路狠狠走上八个来回……未来的好事太多，我们用各种幻想来给青春岁月镇痛。
多少年后，我再次经过这条小溪，踏上当年的小木桥，听河水仍在哗哗流响，看纷乱的茅草封掩路面，不能不想起当年。大甲早已回到城市，进过剧团，办过画展，打过群架，开过小工厂，差一点投资煤矿，又移居国外多年……但到底干了些什么，不是特别的清楚。凭一点道听途说，我知道他最终还是在艺术圈出没，在北京著名的798或宋庄这些地方混过，折腾一些“装置”和“行为”，包括什么老门系列、拓片系列、幼婴系列，以及不久前那个又有窗、又有门、还安装了复杂电光装置的青花大瓷罐……据他说，这是准备一举收拾威尼斯国际双年展的原子弹。
看来世界已经大变，我在日新月异的艺术之下已是一个老土，在青花大瓷罐面前只有可疑的兴奋，差不多就是装模作样。我左瞧右看，咳了七八声，把下巴毫无意义地揉了又揉，说眼下的艺术越来越像技术，画家都成了工程师了。
“对，说对了，这正是我追求的方向。”他指定我的鼻子。
“你的意思是，艺术就应当成为技术？”
“对，你真是个聪明人。你彻底忘掉画笔，多想想切割机和龙门吊，就可以到美术学院当教授了。”
他这一说，我就明白了，当然也更不明白了。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他不就是三岁扎小辫、五岁穿花裤、九岁还吃奶的那个留级生么？当年邻居的大婶奶汁高产，憋得自己难受，常招手叫他过去，让他扑入温暖怀抱咕嘟咕嘟吮上一番。想想看，一个家伙有了漫长的哺乳史，还能走出自己的童年？他后来走南闯北东奔西窜，但他的喉结、胡须、皱纹、宽肩膀，差不多是一个孩子的伪装，是他混迹于成人堆里的生理夸张。只有从这一点出发，你才可能理解他为何追捕盗贼时一马当先，翻山越岭，穷追不舍，直到自己被毒蜂蜇得大叫——其实他不是珍爱集体林木，只是觉得抓贼好玩。你也才可能理解他为何一转眼就去偷窃队上的橘子，为了对付守园人，又是潜伏，又是迂回，又是佯攻，又是学猫叫，直到自己失足在粪坑里——其实他对橘子并无兴趣，只是觉得做贼好玩。一切都是玩，如此而已。
对于他来说，抓贼与做贼都可能high（兴奋），也都可能不high。只有high才是硬道理。艺术不过是可以偶尔high一下的把戏。拜托，千万不要同他谈什么思想内涵、艺术风格、技法革新以及各种主义，更不要听他有口无心地胡扯这个斯基或那个列夫。他要扯，让他扯吧。他做的那个大瓷罐，可以装酸菜也可以装饲料，雇工数人耗时一年的大制作，在我看来不过是他咕嘟咕嘟喝足奶水以后，再次趴在地上，撅起屁股，捣腾一堆河沙，准备做一个魔宫。
他肯定把今天的家庭作业给忘记了，把回家吃饭给忘了。
他有家吗？我曾要来他的电子邮箱，但那信箱如同黑洞，从未出现过回复；也曾要来他的手机号，但每次打过去都遭遇关机。我只知道他大概还活在人世，偶尔在我面前冷不防地冒出来，挠挠头皮，眨眨眼睛，找点剩饭充塞自己的肚皮，然后东扯西拉一通，然后落下他的手机，揣走我的遥控器，再次消失在永无定准的旅途。最近的一段吹嘘是有关他如何解救小安子，我们共同认识的一位熟人。他说他在美国开上越野车，挎上了美式M16，带上一位黑哥们，去毒贩子们那里嘎嘎嘎（他的冲锋枪总是在叙述中发出唐老鸭的叫声）——他朝天一个点射，“fuck——Shit——”那些来自墨西哥的小杂种便统统抱着头，面向墙壁，矮下了。
“你这不是拍电影？”我说。
“你不信？那你去问小安子，你现在就打电话！”
“她怎么会在那里？”
“刚到美国，乱走乱跑，不听我的教导呵。”
“她不是在新西兰么？”
“新西兰的黑社会哪够她玩？”
一个警匪大片就这样丢下了，一段人们不必全信也不必深究的闲扯。他就是这样的一缕风，一只卡通化的公共传说，一个多动和快速的流浪汉，一个没法问候也没法告别的隐形人。他不仅没有恒定住址，从本质上说，大概还难以承担任何成年人的身份：丈夫、父亲、同事、公民、教师、纳税者、合同甲方、意见领袖、法人代表、股权所有人等。也许，这样的伪成年人，不过是把每一个城市都当积木，把每一节列车都当浪桥，把每一个窗口都当哈哈镜，要把这一辈子做成乐园。
在将来的某一天，他可能勋业辉煌名震全球，像他自己吹嘘的那样；也可能一贫如洗流落街头，像他前妻和儿子说的那样。但不管落入哪种境地，他都可能挂一支破吉它，到处弹奏自己的伟大畅想。
“公用鳖！”
“公用鳖！”
……
我从街头孩子们的叫喊中猛醒了过来。
02
我醒了过来，再次醒过来了，发现很多事情还得从头说起。我得防止自己像一个梦呓者那样把事情说乱。当时白马湖茶场有八千多亩旱土，分别划给了四个工区共八个队。在缺少金属机械和柴油的情况下，两头不见天，摸黑出工和摸黑收工是这里的常态。垦荒、耕耘、除草、下肥、收割、排渍、焚烧秸秆等，都靠肢体完成，都意味一个体力透支的过程。烈日当空之际，人们都是烧烤状态，半灼伤状态，汗流滚滚越过眉毛直刺眼球，很快就淹没黑溜溜的全身，在裤脚和衣角那些地方下泄如注，在风吹和日晒之下凝成一层层盐粉，给衣服绘出里三圈外三圈的各种白色图案。
驮一身沉甸甸的盐业收入回家，人们晃晃悠悠，找不到轻重，都像一管挤空了的牙膏皮，肚皮紧贴背脊，喉管里早已伸出手来。男人们吃饭简直不是吃，差不多是搬掉脑袋，把饭菜往里面哗啦一倒，再把脑袋装上，互相看一下，什么也没发生。没把瓦钵和筷子一并倒进肚子里去，就已经是很不错了。
人们的鼻子比狗还灵，空中的任何一丝气味，哪怕是数里路以外顺风飘来的一点猪油花子香，也能嗖嗖嗖地被准确捕获，激发大家的震惊和嫉妒。
当时粮食平均亩产也就三四百斤左右，将其乘以全县或全省的耕地数就能知道，肯定不够吃，只能计划分配。男人每顿五两，女人每顿四两，如此定量显然只能填塞肚子的小小角落。如果没有家里的补贴，又找不到芋头、蚕豆一类杂粮，地木耳、马齿苋一类野食，就只能盼望红薯了。场部给每张饭票扣一两米，但红薯管饱。唯一的问题，是红薯生气，于是肠胃运动很多，红薯收获季节里总是屁声四起，类似偷偷摸摸的宣叙调或急急风，不时搅乱大家的表情。一场严肃的政治批判会上，应该如期出现的愤怒或深刻，常被一些弧线音或断续音瓦解成哄堂大笑。有经验的主持人从此明白，在红薯收获季节里不宜聚众（比如开会），不宜激动（比如喊口号），阶级斗争还是少搞点好。
这就不难理解，人们在工地上经常谈到吃。吃的对象、方法、场景、过程、体会一次次进入众人七嘴八舌的记忆总复习。不，应该说在刚吃过饭的一段，比如上午十点以前，肠胃还有所着落和依附，人们还是可以谈一些高雅话题，照顾一下上层建筑，比如知青们背记全世界的国名，背记圆周率或平方表，背记一些电影里的经典台词……来自《列宁在十月》《南征北战》《卖花姑娘》《广阔的地平线》什么的。但到了腹中渐空之时，“看在党国的分上”一类不好笑了，“让列宁同志先走”一类也不好玩了，肠胃开始主宰思维。从北京汤包到陕西泡馍，从广州河粉到南京烤鸭……知青们谈得最多的是以往的味觉经验，包括红卫兵大串联时见识过的各地美食。关于“什么时候最幸福”的心得共识，肯定不是什么大雪天躲在被窝里，不是什么内急时抢到了厕位，而是饿得眼珠子发绿时一口咬个猪肘子。
操！吃了那一口，挨枪毙也值呵。
这一天，我没留意时间已经越过危险的上午十点，仍在吹嘘自己的腹肌。但大甲把我的肚皮仔细审查，决不容许我用四个肉块冒充八个肉块，也不容许肥肉冒充肌肉。
“你也肯定没有110。”他说。
“怎么没有？我前几天还称过。”
“你称的时候，肯定喝足了水。”
“还憋了三天屎尿吧？”
旁人开始起哄。赌！赌！一定要赌！……这使我奇怪，体重这事有什么好争的？争赢了如何？没争赢又如何？直到大甲高高兴兴在地上拍出几张饭票，我才恍然大悟：阴谋原来在这里。
关于要不要刮去鞋底的泥块，关于要不要摘下帽子和脱下棉衣，关于要不要撒完尿再上秤……我们争议了好久。争到最无聊时，大甲居然说我头发太多，蓄意欺骗党和人民，因此必须减除毛重半斤。看看，半斤毛重，心思够狠毒吧？总之，在他们花样百出恶意昭昭的联手陷害下，我从秤钩上跳下来，听到他们一阵欢呼，眼睁睁地看着八张饭票被大甲夺走，然后给帮凶们一一分发。
这是不是下流无耻，我不想控诉。我只是第二天上工时再下战表：“公用鳖，我们比一比认繁体字。赌十张饭票，一张票三个字。”
“那不行。要比就比俯卧撑。”
“比投篮？标准距离，一人十个球。”
“你想反攻倒算？好，老子同情你，给你这个机会。这样吧，你当大家的面吃一块死人骨头。”他指了指身边一堆白花花的碎片，是大家开荒时刨出来的。
我掂了掂一片碎骨，觉得阴气袭人，污浊发霉，有一种咸鱼味，但我嘴上还得硬。“十张饭票太少了。”
“你不敢吃就是不敢吃。”
“我脑膜炎？你要我吃我就吃？”
“我赌二十张！”
“我今天没兴趣……”
“二十五！”
其他人觉得有戏可看了，围上前来，七嘴八舌，手舞足蹈，大加评点或挑唆，使大甲更为得意地把赌注一再加码。三十，三十五，四十，四十五，最后涨停在五十——如此惊心动魄的豪赌已让我呼吸粗重。
五十是什么意思？五十就是五十钵白花花米饭，意味着你狼吞虎咽时的晕眩，你大快朵颐时的陶醉，还有抚摸肚皮时的脑子一片空白。想一想吧，至少在很多日子里，你活得出人头地，光彩照人，活脱脱就是当今皇上，不必再对食堂里的曹麻子谄笑，让他的铁勺给你多抖落几颗黄豆；也不必捶打邻居的房门，对屋内的猪油味贼心不死抓肝挠肺；更不必为了争抢一个生萝卜，与这个或那个斗出一身汗。
生死抉择，成王败冠，翻身农奴得解放，不就在此一拼吗？我抹了一把脸，大声说：“有什么了不起？饭票拿来！”
他们被镇住了，好一阵沉默。
我清点饭票，确认赌资无误，然后旋旋腰，压压腿，捏一捏喉笼，咧一咧牙口，把自己当做出场前的运动员。我闭上眼，想一想舍身炸碉堡的英雄，想一想舍身堵枪眼的英雄，过一遍电影里诸多动人形象，在精神上也做好准备。最后，我用衣角细细拭去一块片骨上的霉污泥迹，两眼紧闭，大喊了一声：
“毛主席万岁——”
一次深呼吸之后，我咔哧咔哧地大嚼猛咬，没觉出就义是什么味，也不敢去想就义是什么味，直到胃里突然一阵恶涌，眼看就要涌上口腔，像高压水枪一样把嘴里的骨渣喷射出去，这才拔腿狂奔，蹿到附近的小溪旁一头扑下去，在那里拼命呕吐和洗漱——逃蹿前当然没忘记一把抓走地上所有的饭票。
从这一刻起，皇上的幸福令人陶醉，攥紧在手中的一沓饭票简直是镇国玉玺。晚上，队长买猪娃回来了。队长姓梁，绰号“秀佬”和“秀鸭婆”，不知有什么来历。他听说此事，觉得问题严重而且形势危急，立即把全队人召集在地坪，没顾得点上一盏油灯，就在黑糊糊的一圈人影里开骂：“连先人都不放过呵？什么人呢，就不怕遭雷打？也不怕吃得嘴巴里生疔？就不怕烂肠子烂肚？就不怕你婆娘以后生个娃仔没屁眼？”
黑暗中的责骂声在继续：“陶小布，你看你，长得十七八九二十一二三四岁了，还像只三脚猫，不上正版！”
这也太夸张了吧？一口气滑出七八个数，铆足了劲给我拔苗助长，怎么不一口气把我拔成一个老前辈？
“你锄死了花生苗，我还没说你。你一锄头下去，就少了半斤花生，明白不？你是个枯脔心，打牛——是你那样打的？你爹妈是那样打牛的？你爹妈是那样教你打牛的？你吃饭，它吃草。你睡床，它睡地。你跟它有仇呵？”
这话不但离题，还有点费解——他似乎不知道城里没有牛。
其他农民兴高采烈，会后一再点头哈腰笑脸逢迎，争相找我借饭票，又忍不住好奇地打听：那骨头到底是什么味？是不是有点酸？是不是有点咸或者涩？年纪稍长的几个，问过以后还心重，还嘟囔，看我的目光不无异样。我喝过水的杯子，他们决不再沾。我用过的脸盆，他们决不再碰。到了深夜，同房的一个老头从噩梦中惊醒，大喊大叫，满头大汗，找到梁队长强烈要求换房，说他情愿睡牛栏，也不同啃尸鬼同住一窝。只有食堂里的曹麻子好像很欣赏我：“小子，你胆大。以后吃烂肉算你的。”
他没解释“烂肉”是什么。
作为一种惩罚，我和大甲都被梁队长勒令去山里买竹。这是一种重活，得挑担子行走七十多里山路，不死也要脱层皮的。由于没拿到竹木砍伐指标，虽是给集体办事，但也算违规违法，只能贼一样昼伏夜行以求躲过沿途检查站那些关卡。我们这次去又遇上大雨，还没赶到产竹地，便在路边一位木匠家避雨，吃光了随身所带的几斤米，不知道接下来两顿饭的着落在哪里。
木匠是做棺材的。工房里摆了几口刚上过漆的胖大家伙，有木料味和油漆味，黑幽幽的阴气袭人。有时棺材板会无端发出炸裂之声，大概是板材干燥后变形所致，足令我们心惊肉跳。大甲喜欢这种阴森的布景和声效，一定要在这里睡觉，一定要在这里掌灯打牌，而且老是眉飞色舞。“喂，你后面的棺材里怎么伸出了一只手？”
一个绰号“光洋”的说：“大甲，你自己后面有一张女人的脸！”
“哈，是你的相好吧？来偷看我的牌？”
“真的，你回头看看，看看么。真的有一张大白脸，抹了口红，眼角流血，舌头尺把长，牙齿绿幽幽，哎呀呀我怕……”
我用一根食指封嘴，“别闹。好像有动静。”
我们屏住呼吸，确实听到了什么。但竖起耳朵再往深里听，能听到窗外下雨，树梢在摇摆，溪流轰鸣声膨胀，主人在隔壁的咳嗽有一下没一下……但这些都不关棺材什么事。直到一张木门突然咣当震响，打了我们一个措手不及，才吓出一片齐声惊叫。
原来是一阵风吹开了门。
灯火飘忽更加微弱，我们虚虚的不再敢回看身后，更不敢探身门外，出门撒尿也相约一起行动，你盯上我，我看住你，撒尿时不再有比谁射得更远或更高。突然，我们都感觉到赤裸的脚心一阵发麻，两腿不由自主地弹向空中——事后才明白电光与雷鸣同时抵达的恐怖意义：我们被击中了？
重新点亮油灯后，更多的震怒雷击接踵而至，一次次把窗外的夜晚照亮如昼。大水狂泼，地动山摇，整个世界黑白相续暴放暴收忽有忽无，似乎正万劫不复地向某个方向倾斜和滑落。又一道响亮的钢鞭抽下。一个火球滋滋滋地从大门外跳入，吓得我们叫的叫，倒的倒，蹿的蹿，无不灵魂出窍。待回过神来，发现火球没有了，但门边一堆碎瓦散泥，是从屋顶垮落下来的。空气中有刺鼻的焦糊气味。室内情况发生了很多变化。大概是火球经过之处，有些地块久久地发烫。一个扫帚变成了灰烬，只剩下秃秃的一根棍。一个空油漆桶竟成了废铁皮，收缩成瘪瘪的一个铁瓢。
我们刚才若不是蹿得快，躲过了雷公爷这一“火轮车”（木匠的说法），眼下也会成为几团黑糊糊的烤肉吧？
我们整顿表情，心有余悸，陷入了激烈的互相指责。我一口咬定是他们刚才胡言乱语，对棺材不敬，触怒了阎王爷，才遭受如此严厉的警告。大甲当然更愿意相信是我吃了死人骨头，发了死人财，几十张不仁不义的饭票被雷公爷紧紧盯上了，害得大家差一点受连累，一把扑克也玩不好……最后，他们一齐起哄，把我当成扫帚星，祸根子，危险万分的轰炸目标，决不容许我同他们挤睡在一起。我只好夹了一捆稻草，在愤怒的指责声中去厨房那边另打地铺。
六年后的一天，我总算得到一个招工的机会，如愿以偿返回城市，结束了自己的知青身份。当时秀鸭婆早已离开茶场，回到他的村子去了。听说我要走，他一大早还是赶来送行，往我衣袋里塞了两个硕大惊人的鹅蛋，还有一堆板栗，又挑上我的被包和木箱，一直送到公路口。“你们这些城里仔，不是这个八字，其实本不该来的。” 他叹了口气，“看看这一坡坡茶树，这些年苦了你们，也苦了你们父母。”
“没什么。”
“男子汉嘴大吃四方，但吃死人骨头那事，以后不能再搞了。听见没有？”
“你还记得这事？”
“不管什么时候，都要靠自己一双手，靠自己做。”
“当然。”
“你们有文化，是干大事的人。不过，万一哪天你们在外面不好混，就回来吧。这里没什么好东西，但有我们的一口干，就不会让你喝稀。”
“我知道。”
“你晓得的，我们眼下也有水泵了，有碳铵了，有薄膜了，有喷雾器了，还杂交了……”他是指正在推广的杂交水稻种。
“梁队长，你的意思是，可以多打些谷子了吧？”
“就是，就是，肯定不会再饿你们了。你往后就是拖家带口的来，锅里也不会空着，桶里也会有的。”
我眼眶有点发热，去溪边洗了一把脸。早春的溪水还是透骨凉，一沾就好像手指头都被铰掉。
03
一场大雨把我打向了远方。事情发生在那天，我去学校查看升学名单的公告，然后在双杠上闲坐了一会儿，准备回家做煤球。我知道，政策规定不满十六周岁的可以继续升学，父母身边也可留下一名子女，我是两条都合得上，被不少同学羡慕。
我似乎还能继续坐双杠，还能投射纸飞机，还能在上学的路上盘带小石块，还能去学校后门外的小店里吃米粉，把酸辣汤喝得一如既往。
下雨了，我一时回不去，便在大楼里闲逛。这时候的学校都成了旅客散尽的站台，一本本没有字迹的白页书。到处空空荡荡，在走廊里咳嗽一声竟然回声四起，让人禁不住心里发毛。白墙上到处是红卫兵的标语残痕。窗户玻璃在武斗的石块和枪弹下所剩无几。楼梯上的一个大窟窿标记出这里曾为战场——不久前的那一次，一个冒失鬼出于派争之恨，觉得自己没骂赢，打架也没占上风，居然把一个手榴弹扔上教学楼。幸亏当时周围没人，只是把几块楼板炸塌了，吓出了楼板下一窝逃命的老鼠。
我推开202房，我们不久前的红卫兵司令部，但这里已没有大旗横挑在窗外，没有我熟悉的钢板、蜡纸、油印机、糨糊桶，只剩下几张蒙尘的桌椅，完全是匪军溃逃后的一片狼藉。“唯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不知是谁临走前在墙上涂抹下这样的笔墨悲壮。忍不住，我又习惯性地走进208、209、311……门吱吱呀呀地开了，但这些地方更冷清，一张床是空的，另一张床是空的，另一张床还是空的。所有的床都只剩下裸露的床板，用木板结束一切。破窗纸在风中叭叭响。
我踢到了一个空纸盒，呼吸到伙伴们的气息，包括女孩子们身上似香若甜的气息——那些喜欢做鬼脸和发尖声的姐们。
亲爱的，我被你们抛弃了。
我有一种充满了风声和雨声的痛感，于是回家写诗，写下了一些夸张的句子，决定放弃自己的升学。
是那山谷的风，
吹动了我们的红旗；
是那狂暴的雨，
洗刷了我们的帐篷……
.
这是当时一首流行歌。一代少年对远方的想象，几乎就是由这一类作品逐渐打造成形。远方是什么？远方是手风琴声中飘忽的草原，是油画框中的垦荒者夕阳下归来，是篝火与帐篷的镜头特写，是雕塑般的人体侧影，是慢镜头摇出的地平线，是高位旋转拍摄下的两只白鸥滑飞，是沉默男人斜靠一台拖拉机时的忧伤远望……哦忧伤，忧伤太好了，太揪心了，男人的忧伤简直就是青铜色的辉煌。
出校门时，雨还在下，仍在忧伤不已的我遇到了郭又军，比我高五届的红卫兵头。像我一样，他有一位工伤卧床的父亲，也有条件和理由不下乡，但他还是去了，这一次是回城来接收和指导另一批同学。他忙得满头大汗，受人之托代购了诸多新毛巾、新面盆、新球鞋，装了满满的两个大网袋，清一色的光鲜亮眼，给我一种出门旅游的气氛。一对新羽毛球拍也挂在他肩头。
“我跟你一起走。”我兴冲冲地报名旅游。
“你在那里有女朋友？”
“没有呵。”
“家里没出事吧？”
“没有。”
“那你发什么神经？”
“你们都走了，我一个人太没意思。”
“该升学就升学，别乱来。下乡不是下棋，户口一转就不能悔棋的。”他瞪大眼，“再说办事还得讲究个组织纪律。”
又军似乎不明白，此时的学校过于凄冷和陌生，让人没法待。还能上什么课呢？Long live Chairman Mao，英语课只会教这一类政治口号，笑死人了。代数课呢，不是算粮食就是算肥料，今天是牛粪一元方程，明天是猪粪二元方程，已经算得教室里粪味弥漫。学生们都惊呼人民公社的畜生也太能拉了。
“我已经向军代表报名了。”我兴奋地告诉军哥。
像后来有些人说的，我就这样自投罗网青春失足，揣上介绍信和户口材料，跟随军哥一同乘火车，再转汽车，再转马车，在路上昏昏沉沉颠了两天多，在哗哗急退的风景里心潮起伏。我们一路上同县招待所里的厨师吵过架，同另一伙知青下过馆子和看过电影，直到那个傍晚才抵达白马湖——山坡上的两排土平房。
我把一口木箱和一个被包砸在这里，未见欢迎仪式（几天前已经开过了），未见朋友们前来激情地跳跃和拥抱（他们早来十几天，已累得无精打采），更没见到旅游营地的手风琴和篝火，倒是被一钵冷饭堵得胸口冰凉。也许是淘米时太马虎，饭里夹了一些沙粒。更重要的是没有菜，只有盖在饭上的几颗咸黄豆，让我目瞪口呆，东张西望，无法下咽。更严重的情况还在后面。睡觉的土房里油灯如豆，地面高低不平，新泥墙还潮乎乎的透水。木栏窗只蒙了一块塑料布，被风鼓成了风帆状，叭啦叭啦的随风拍打。外面呼呼下大雪，瓦缝里就零星飘入小雪，以至帐顶上挡雪的一块油布不堪其重，半夜里被积雪压垮了，吓得同床的姚大甲跳起来大叫，把同室人都叫起来紧急救灾。
第二天撞上挑湖泥。我其实不是没有奋斗的准备，甚至在日记里写下过豪言壮语，写过“你应该”、“你必须”、“你一定”、“你将要”一类。但呱唧呱唧的臭泥水算怎么回事？牺牲，也得身姿矫健一点吧，也得顶天立地或排山倒海一点吧？一屁股坐在泥浆里算什么？疑似半身不遂，我以为自己站直了，走稳了，但到头来发现一只脚早已出了套鞋踩在污泥里，踩出了脚趾间泥浆的冒溅，自己还浑然不觉——这算什么？
身子一晃，像被谁重重地推了一把，我四脚朝天倒下去，引来几个本地农民的哈哈大笑。
“有牛肉吃罗！”
“有牛肉吃罗！”
……
我听不懂这些话。正像他们刚才冲着我说“三个脑袋”，叫喊“补锅的快来”，都不知是什么意思。
我差一点哭了起来。我是最后一个完成定额的，天黑时分还孤零零踉跄于工地，在冷冷的小雨中喊天不应，叫地不灵。幸好，路上出现了一个黑点，逐渐变成了一个人影，变成了一个更大的人影，变成了眼镜片和头发上全是泥点的军哥。我没听清他说什么，只注意到他从我肩上接过担子时，一线鼻涕晃悠悠落在我手上。
我已经没有力气说一声谢谢。
多少年后，我差不多忘了白马湖。多少年后，我却从手机里突然接到军哥上吊自杀的消息，顿觉全身发软。当时我正乘坐长途大巴，脑子里轰的一声，怎么也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军哥，军哥，是叫郭又军么？就是那一个喜欢下棋，喜欢篮球、唱歌时走音跑调的郭长子？两年前的一次聚会上，你还同我下过棋，还嘿嘿嘿地说过笑话，还不由分说地给我加酒和灌酒，扭得我的胳膊很痛……你怎么就这样冷不防捅我胸口一刀，用一个电话把我的全身抽空？不，你还是个有体温有动作的活人，还有中年大把大把的日子，不能这样急匆匆风化而去，在我的身边空去一块。我要掐自己，要揪自己，要抽自己的耳光，要用烟头烧自己的手，千万不能让自己忘记你，就像不让自己在极度疲乏中入睡。对不起，如果我对你后来的事知之甚少，差不多相忘于江湖，但我至少应该记住多年前的那一线鼻涕，滑腻腻的，清亮亮的，曾飘落在我的手背——
泪水夺眶而出。我失声痛哭起来，全然不顾司机和乘客们的惊疑，直到后排座上有人拍拍我的肩，递来两张纸巾。
04
我们一起喝酒。对面的这个喝酒人牙齿稀疏，扶一根拐杖，不时咳出大段的静默，需要我从一大堆皱纹中细辨往日的容颜，然后犹犹豫豫地“呵”上一声，再次确认自己没有认错：对了，他应该是吴天保。
应该是老场长。
这位陌生的熟人完全忘了当年对大甲的厌恶，似乎自己早就慧眼识珠了。你想呵，那个小犊子哪是个种田的料？去打禾，洒得稻谷满田都是。去栽菜，踩得秧子七歪八倒——身上的每根骨头都长歪了么，没对上榫头么。你再想想，人家借了他的钱，他不记得。他借了人家的钱，也是不记得的。更重要的是歹毒，你晓得的，好多人都看见的，有一次，他用一个木桶，提来一颗人头，一脸的大胡子，说是无名野尸的头，然后借来一口锅，热气腾腾地煮出一锅肉汤，要制作什么骷髅标本。娘哎娘，那是人干的事吗？又剔肉，又刮骨，又拔须，掏了鼻孔还挑耳毛，忙得满头大汗，如同曹麻子杀猪办年饭，戳心不戳心？害人不害人？……
吴天保时隔二十年后差一点再呕一口。
但他的意思不是谴责，恰恰相反，语气里更像是透出赞叹，似乎非凡之人必有非凡之举，要成大事不就得这样疯疯癫癫吗？不就得这样狼心狗肺吗？
他临别时交代，等秋收以后，他要攒一筐鸡蛋，托我去带给大甲。
“好的，好的……”我含糊其辞。
“你把志佗也带去，他喜欢画菩萨。”他是指自己的孙子。
“好的……”
其实吴天保应该记得，当年大甲和小安子剔刮出的那个骷髅，那几个四处探照的黑窟窿，几乎气得他把桌子拍垮，在脚下跺出一个坑。那也叫艺术？艺你娘的尸呵。他当时就是这样开骂的。怎么不天天睡到坟地上去艺术？怎么不把自己的脑袋割下来艺术？怎么不把你们爹妈的肠子肚子挂在墙上去艺什么鬼术？……把一个茶场搞得乌烟瘴气，屎臭尿臊，牛鬼蛇神闹场来了，是国民党派来的别动队吧？
他当即在职工大会上宣布：扣掉姚大甲一个月饭票，剐他十几斤肉，看他还抽什么风！
大甲气呼呼地同他交涉，怎么也谈不通。吴场长读书少，只是在扫盲班识了几个字，别说素描和人体结构，据说以前接到县里来的电话，还不知该如何对付话筒。“我听不清。我这就去穿草鞋，就到你那里来。”——他居然不知道，县城远在一百多里之外，那个听起来很近的声音，并不在隔壁房间也不在对门山上，一双草鞋根本帮不上忙。他甚至连火车也不明白。好容易在县城看到火车了，回来后大表惊讶：“那家伙一身黑皮，还冒烟，跑得比贼还快，大得吓死人，一天要吃多少草料呵。”不难理解，这样一块从泥土里刨出来的老菜帮子，如何能与姚大师达成艺术共识？
大甲在工地上赌输了饭票，又被场长罚扣，雪上加霜，几近饥寒交迫，虽有哥们姐们一点接济，还是咽不下一口恶气。场长去食堂打饭时，他突然插上前，把对方手里的一钵饭菜抢了就跑。
“嘿——你土匪呵？你你你鬼爪子往哪里抓？”吴天保总算明白了自己的两手空空，气得额上直暴青筋。
大甲已跳到远处，“你要饿死我，那你也别想吃。”
“崽呵崽，崽呵崽，老子要一拳砸得你脑壳从屁眼里出来！”
“老鳖，你来呵。上次我们还没玩够吧？告诉你，你要是打死我，我爹妈还有两个儿子，没关系。我要是打死你，你婆娘就是寡妇，你那三个儿子就要随母下堂，不能再姓你的吴！”
“老子要把你捆到公安局去！”
“反正我没饭吃，吃牢饭去更好。”
吴天保肯定没见过这种煮不烂嚼不碎吞不下的活爷。不知是大甲的威胁起了作用，还是他的抢饭防不胜防——他不但抢场长的饭，后来还抢过客人的饭，茶场请来的木匠、篾匠、泥瓦匠频遭袭击，待客的鱼肉一次次被他无耻地分享——场长后来只得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听任会计发还大甲的饭票，罚扣一事不了了之。
县文化馆来函借调大甲，场长气得把来函拍了一把。“他不是有个鬼脑壳么？无产阶级铁打的江山，他往哪里跑？他跑到蒋介石的胯裆里，老子也要把他剜出来蘸点酱油下酒！”骂虽这么骂，他还是在借调函上速批四个字“同意报销”，一点也不耽误。
“同意报销”就是“同意”的意思，算是他的万能圣旨。不知是谁教会他这四个字，使他从那以后把一切问题都处理成财务。在他乱糟糟的办公桌上，入党申请上是“同意报销”，举报材料上是“同意报销”，防虫防病紧急通知上是“同意报销”，各种上级红头文件上还是“同意报销”和“同意报销”。梁队长说过，他不久前递上结婚报告，对方打了个哈欠，抽燃一根对方递上的喜烟，捉笔如捉泥鳅，搓捏笔杆好一阵，在空中哆嗦好一阵，描过来又画过去，最后才往纸上落下欣欣然的四字箴言，其中的“销”照例错成了“肖”。
秀鸭婆不肯走。
“还有事？”
“场长……”
“怎么啦？”
“我买猪娃你是这几个字，我买鱼苗你也是这几个字，我买几个尿桶箍你还是这几个字。今天是我搞对象……”
“晓得你今天是要搞男女关系。”
“场长，这是一辈子的大事，你是不是要写得客气一点？”
场长看了对方一眼，再看看批示，一拍桌子，“怎么不客气？就你罗唆，不都一样么？你说说，不这样批又如何批？”
新郎总觉得自己的喜事与猪娃鱼苗还是有所区别。“我娶亲又不是进一头猪，这报销不报销的……”
“报销就是好事，报销就是领导支持，报销就是生产发展，工作顺利，形势大好。你懂不懂？你还要我批一句毛主席万岁么？想偏你的脑壳。你去告诉国矮子，是我批的！”
他是指公社管理民政事务的一位干部，似乎他拍了桌子，就有了文件防伪的保证，就有了无可争议的权威性，国矮子没理由不开具结婚证。
他后来不明白为什么大家说起这事都笑。为了回击笑声，他抽一张椅子，端端地坐在门前，面对人来人往的地坪，大张旗鼓地看报纸，看文件，翻出哗哗声响，用一支笔在这里画两条杠，在那里画个圈，张扬自己的领导素质和文明水准。看到兴奋处，他大声说：“写得好！”“写得真是好！”“县上的同志就是水平高，十个国矮子捆在一起也比不上。”诸如此类。他指头蘸上口水翻纸页，翻出了好多爆炸性的知识，比如苏联人吃黑面包，脏死了，可怜！美国有无人飞机，恐怕是人都死绝了，要断后了。天安门广场大得可以让全县人民去晒谷，工程伟大得真是了不起呵了不起。共产主义呢，日子好得没法过，成天不用做事，吃出了一身肥膘就去轧床，舒服得只能死……这些都是他后来常说的。
当然，也有说乱的时候。“革命就是要苦干加23干”，这话怎么也让人听不懂。其实，“23”是“巧”，一到他的眼里就掰两半，还是阿拉伯数字。“海内存知己，天涯五比零”，这后半句得让琢磨片刻，才可明白不过是唐诗里的“天涯若比邻”，被他一不小心改成了球赛报分。有一天晚上开大会，他在台上说得激动了，屁股下装了弹簧一般，身子一次次往上跳跃。“同志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爬山！”
不知哪个知青提醒：“不是爬山，是登攀。”
“登攀？什么意思？”
“登攀……就是往上爬。”
“还不是，”场长横了大家一眼：“还不是爬山？我哪里说错了？你们说说，我哪里说错了？”
提醒者还真是理亏。
场长再次听到了笑声。也许是在意这一点，他走出会场时怒气冲冲，差点摔了一跤，后来发现是一只木桶绊脚，忍不住把木桶猛踢一脚，“真不是个桶肏出来的！”
有趣的是，他说这一类下流话却从不出错，总是信手拈来，行云流水，不断创新，花样百出，让大家的耳朵忙不过来。
——夹卵（算了）！
——搞卵呵（搞什么）？
——你咬我的卵（你痴心妄想）。
——你搓卵去了（你干什么去了）？
——我看你就是个尿胀卵（我看你就是个冒牌货）。
——你屙尿还没干胯（毛头小子你知道什么）？
——你们把屁眼夹紧点（你们把精神提起来）。
——那妈B自行车还真跑得快（自行车真是好东西）。
——大卵子一甩，天下太平呵（形势会越来越好呵）。
……
女知青极为反感这种语言强暴，一听就皱眉，就脸红，如果见身边有人哄笑，更有当众受辱之感，很可能低声啐一句“臭痞子”。我毫不怀疑，从某种意义上说，她们的青春理想就是由此破灭的，人生信仰就是从这里开始动摇的，后来一个个不择手段惊惶不已地逃离乡村，与这种听觉伤害一定大有关系。也许，这些花骨朵同我差不多，以为革命充满了诗歌、礼花、小帆船以及飞奔的骏马。一个革命者如果不是身穿红军制服的亨利?方达或克拉克?盖博，如果不是布尔什维克的白马王子，至少也得有点雄姿英发的范儿，有点刚正不阿的劲头，断不可像吴天保这样小眼珠、小尖嘴、小矮个，更不能像他这样污言秽语，一张嘴随地大小便。这种烂人放到任何一部电影里，充其量也只能是一个匪军甲或流氓乙。一代新人类能在他这里接受什么“再教育”？
我当然也讨厌吴天保这个活阎王。我痛恨他下达任务时心狠手辣，简直把我们当牲口使，对下雨和下雪视而不见，天塌了也不忘吹出工哨。我还恨得牙痒痒地想到他上工时不见人，说不定是躲在哪里睡觉，到我们刚要休息时却及时出现在工地，吓得队长不敢下令歇工。他早不来，晚不来，打蛇打在七寸，操一根两米长的竹竿作为随身量具，更相当于行凶暗器，在工地上这里量一量，那里丈一丈。两米竿在手上翻一斤斗，配上他故意疾行的步伐，实际上一竿翻出两米多甚至三米的距离——这样量出来的土方，谁担得完？这样丈出来的荒草，谁锄得完？
“不怕阎王要你命，就怕猴子一根棍。” 连本地农友都这样说。
“猴子”是他的绰号。
但我还是好奇他的裤裆语，觉得那些话虽不文雅，但很好笑，特敞亮，是典型的就近取喻，有通俗、形象、强烈、便于传播的好处，一炸开就爆破力十足。对不起，我也大体上赞同他对厕所的反感，特别是拒绝当时臭烘烘的各种茅坑。哪怕是离茅坑近，他也愿意舍近求远，去地上的树丛后解裤头搂屁股，差一点就要加上猫仔刨土和狗仔翘脚的动作：美丽的大自然呵——
这样做的好处，照他的说法，一是不闻厕所里的剧臭，二是省了运送粪肥的手脚，三是可以看看风景，说不定还能顺手扯一把草药……这些求真务实的理由真让我无话可说，甚至令我跃跃欲试。
我的暗自惶恐是，自己是否也是个当匪军甲或流氓乙的料？我的沉沦是不是就从污言秽语开始？当然，我万万没想到，其实没过多少年，污言秽语在特定情形下倒是奇货可居，在有些人眼里甚至成了文明的前卫款和高深款——这事不大容易让人看懂了。大甲在美国开了一个画展，一大堆潦草变形的男女裸体画，使参观者如同走进一个冻肉库，在一挂挂粉色肉体前穿行。画题分别是《夹卵》《搓卵》《咬卵》《木卵》《尿胀卵》《卵毛》《叶（瘪萎义）卵》等，分明就是吴天保当初那一嘴下流，是粗痞话集大成的图解。配画的文字说明，无非是解释这些话各自的引伸义和常用法。画展总题则为《亚利玛：人民的修辞》，其前半句既是基督圣母名谓的倒装，也是白马湖人骂娘的谐音。
大甲就不觉得这一恶搞是在毒害小朋友？
有意思的是，他在那里开过好几个画展，每次都惨到了门可罗雀的程度。玩抽象玩具象都不灵，拉（斐尔）家的、达（芬奇）家的、米（开朗基罗）家的那些经典大师全帮不上忙，但唯独这一次重口味石破天惊，最狗血的灵感赚了个盆满。市长和主编的宴会请贴送来了。记者的采访让他烦不胜烦。一些洋同行拉他去喝酒，白肤或黑肤的，长发或光头的，在酒吧里同他大谈“解构”或“当下”或“反抗”，听他答非所问胡言乱语也依然开心，依然攀肩搭臂众志成城，闹得他有点受宠若惊。
“不就是个冻肉库吗？”我翻看画册和照片，不明白这种画展的伟大在何处，不知观众们为何热血。
他乐得在床上翻了一个筋头，笑得上气不接下气，憋出了连翻白眼的可怜样，“亚利玛，你真是土得……”
“我土？骂人就不土？”
“太对了。”他再次拍大腿，“就是要骂人，就是要用屎团子把资产阶级统统砸晕。你知道那些擂的死（太太）煎特焖（先生）吗？你知道他们扭着小屁股吃香喝辣，然后ni——（我提示他，nice？）对，nice，就是这个nice ！你知道他们nice （优雅、有教养的）得多么痛苦吗？成天都端着，张嘴就谢谢，不是皮笑肉不笑，就是肉笑皮不笑，没日没夜地教养来教养去，水深火热呵，暗无天日呵。”
“你的意思是……”
“猪脑子，还没明白？那些阉货too nice 都不会骂娘了，肾上腺素都断档缺货了，所以我们革命人民就得教他们骂娘，代他们骂娘，骂出他们的心花怒放……”
我怀疑他胡扯，对那些观众并不理解，至少是不充分理解。事情肯定比他说的要复杂得多吧。但他一甩长发，径直去我家厨房找吃的，没耐心与我讨论。“我反正是成功了。”他在冷猪蹄上咬出了洋洋自得，“不瞒你说，我眼下放个屁，在艺术界那也是香的。不得了哇，没办法，门板都挡不住。”
装 帧：平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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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 次：1
开 本：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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