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公社、改革与革命

《农村公社、改革与革命》主要谈的是俄罗斯近代改革与革命中的农民问题，基本分为篇幅相若的三部分。首先，以分析村社的起源与特征，相当有力地说明村社是与帝俄国家体制共同发展，并且因而不断强化的一种宗法共同体，对农民起了束缚与保护的双重作用。其次,它讨论了世纪中叶的农奴改革运动与世纪初的斯托雷平村社改革，以中国人所熟悉的“分家”观念来阐明为什么在这两次改革运动中，广大农民都感到愤懑的根本原因。第一次改革中最大得益者只是“家长”，即地主在第二次改革中得益的却是“长子”，即少数单干富户。
　　《农村公社、改革与革命》最后两章才论及村社问题与大革命的吊诡关系。斯托雷平改革基本上是废除村社制度在经济上成功，在社会上则产生强烈不满，从而引致日益高涨的复兴村社呼声。

金雁，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苏联－俄罗斯、东欧问题研究专家。曾任中共中央编译局研究院苏联东欧处处长、俄罗斯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教授，现任中国苏联东欧史研究会秘书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欧亚所特邀研究员。
　　
　　秦晖，历史学家，经济学家，是当代中国有影响的公共知识分子之一。他是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客座研究员，哈佛燕京学社访问学者，中国经济史学会理事，中国农民史研究会副会长，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特邀研究员。

《农村公社、改革与革命》再版序
绪论“农民模式”还是“反农民模式”？
一、作为“发展中社会”的俄罗斯
二、俄国道路的“农民背景”
三、“反农民”还是“农民化”？
四、“农民”与“农民社会”的定义问题
五、俄国的“农民”与俄国的“知识分子”

第一章 农村公社与“俄罗斯精神”的起源
一、“诸种文明会聚”的大平原
二、维尔夫公社与基辅罗斯
三、“黑乡”、“黑土”与“黑农”
四、从自由米尔到农奴制米尔：“土地公有制”的出现
五、“公社”的起源与土地重分制的起源
——关于“公社论战”的新评价

第二章 “公社世界”的鸟瞰（上）
一、土地“公有”，定期重分
二、连环保与“大锅税”
三、劳动组合与“共耕地”
四、强制聚居与强制耕作

第三章 “公社世界”的鸟瞰（下）
一、“村社民主”与“畜群式管理”
二、“集体表象”与村社思维方式
三、村社“平均”与等级壁垒
四、农奴制、专制主义与农村公社

第四章 从“要否分家”之争到“如何分家”之争
一、躁动的乡村：离土离乡不离“农”的困境
二、农奴制改革：第一次“父”夺“子”利
三、“父不父，子不子”：两次改革之间的村社与时局
四、1905年革命：“如何分家”之争

第五章 从“如何分家”之争到村社复兴运动：由改革走向革命的村社俄国
一、斯托雷平改革：第二次“父”夺“子”利
二、“斯托雷平奇迹”：甜头与酸果
三、走向村社复兴之路

第六章 灰色的、青色的与红色的：村社的变迁与俄国思想界（上）
一、村社的困境与政治——思想界的尴尬
二、“路标”改变：自由主义的没落
三、从革命民粹主义到“警察民粹主义”

第七章 灰色的、青色的与红色的：村社的变迁与俄国思想界（下）
一、社会革命主义：村社危机与民粹主义复兴
二、民粹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的双向异化
三、“雪崩”在宁静中酝酿

结语 与余论从奇吉林到卢多尔瓦伊：公社传统与俄国历史的怪圈
一、奇吉林事件：向束缚者企求保护的农民
二、卢多尔瓦伊事件：更强大的“保护”与更严酷的束缚
三、卢多尔瓦伊之后：极端的“保护”与极端的束缚
附录 历史的启迪：再谈俄国的农村公社、改革与革命，并答杨震、吕新雨
征引文献

1991年圣诞节前的一个晚上，克里姆林宫上空飘扬了74年的锤镰星红旗黯然降下，俄罗斯的白蓝红三色旗冉冉升起——以俄罗斯为核心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正式宣告解体。作为20世纪象征的社会主义事业，在占全世界1／6的这片广袤土地上经过74年实践后，终于告一段落。
　　苏联的崛起与衰落，堪称为20世纪全世界最重大的历史事件。当年美国人约翰·里德题为“震撼世界的十天”所报道的十月革命以及1991年的苏联解体，都给世界造成了极大的震撼，对人类命运产生了重要影响。随着苏联的解体，人们开始高度关注一个问题，即“前苏联往何处去”。这当然不仅仅是“前苏联人”的问题。然而，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有赖于未来，也有赖于人们对另一个问题的答案，这就是“前苏联由何处来”。这同样是个不仅为“前苏联人”所关注的问题。前苏联的未来有待创造，前苏联的历史则已经结束，历史学家应该对这段历史以及它的源头作出解释，而关心着这种解释的，绝不仅仅是历史学家。
　　苏联的崛起与衰落是个世界性的事件，而它对我们中国人的影响又更非“地球村”中的其他住户可比。苏联是我们最大的邻居，也曾是我们最大的老师，曾有过一段时间，“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在中国是老少咸言、上下皆称的信念。从孙中山起，中国的国民党、共产党以至一些地方势力（如新疆盛世才等）都曾狂热地“以俄为师”。后来国民党、共产党人又先后“以俄为敌”，而且是头号大敌。如今，海峡两岸的中国人又都从各自不同的角度倡导“以俄为鉴”。“以俄为师”、“以俄为敌”和“以俄为鉴”几乎是对20世纪中叶中国人革命、建设、改革三部曲的一个概括。不管是为师、为敌还是为鉴，都首先要求以俄为认知对象。而这种认识又是或者说应该是不断深化的，苏联的解体结束了俄国历史的重要一章，然而在“知俄”的进程中它却应该是揭开了新的一章：对俄罗斯现代化历程的更深层次的认识和反思。
　　　 有趣的是，当中国人从“以俄为师”到“以俄为鉴”的世纪行同时，俄国人的中国观却出现了从“以华为鉴”到“以华为师”的演变。沙俄时代统治者中的“西方主义”改革派经常论证说：俄国如果不发奋图强“赶上欧洲”，就只有沦落为“另一个中国”。当时的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如普列汉诺夫更认为俄国是个“中国类型的国家，不过这一中国不在亚洲而在欧洲”。经过了几十年的恩恩怨怨之后，如今的俄国却在中国之后搞起了改革，而且在改革中也出现了日益增高的“以华为师”的呼声！中俄两国的命运有如此奇特的纠葛，这当然不是仅以地理上的相邻所能解释的。
　　80年代的不少国际“苏联学”学者都指出，从沙俄时代起，俄国现代化进程从总体上看与其说与“西方列强”的现代化相类，或者与其说它与谁都不相类，不如说它与今天的第三世界或“边缘”（peripheral）国家的现代化历程有更多的相似之处。从许多方面看，沙俄既不能简单地视为“欧洲的落后部分”，也不能视为独一无二的特例，它可以说是今天人们称之为“发展中社会”的那一类国家中的第一个。有的学者还进一步论证说，俄国不仅是第一个“发展中”国家，也是在这种“特定的社会现象类型中产生危机与革命的头一个国家，而且这类国家也借此第一次认识了自己。这就是为什么俄国作为一个超级大国与社会主义模式的实践，无论是好是坏，都是今日所谓第三世界国家永远必须考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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