底线

人们总会在某一个时刻自问“我该如何生活”，却常常苦恼于自己的理想、道德底线一再被冷漠甚至残酷的现实所挑战。
　　《底线》回答两个问题：“我们该如何生活”、“如何既做一个好人，又不受伤害”。
　　基于对社会学家、精神领袖、前诈骗犯人、利他主义者、哲学家的最新研究和详细访谈，作者马陶谢克从生物科学、社会学、人类学的角度探讨了道德这个问题，直言不讳揭示人内心阴暗的部分，深刻剖析我们的集体心理和个人心理中各种复杂的情感、情绪，解决我们在现实生活中遇到的各种道德难题，作者用实例和分析证明，有底线的、有道德原则的生活会令人更加快乐，而底线和道德原则，既来自于共同的文化，也来自于个人独立的人格和情感。

马克·马陶谢克（Mark Matousek），现居纽约，曾任《访谈》杂志（Interview）高级编辑、《O》杂志特约编辑，著两部畅销的回忆录，《被他抛弃的男孩》（The Boy He Left Behind）和《性与死亡的启示》（Sex Death Enlightenment）。

前言 我们应该如何生活
第一章 伤害与关怀：好人的底线
双重人之痛
取决于动物智慧的人性
脑中的镜像
爱的能力
金星和火星
情感与内心的那个人
耐心及其“近敌”
内疚与羞耻
愤怒与道德侵略
厌恶与恐惧
提升与超越
情感智能
第二章 公平与正义：群体生活的基础
住在故事里的人
我是谁
本性中不存在“应该”
道德错愕
狂欢节效应
受骗者、怀恨者和骗子
嫉妒和怨恨
以眼还眼
目的与手段
囚徒困境
利他主义的光明
第三章 团体效忠：生存的道德智慧
忠诚，双面的道德情感
“我们”对阵“他们”
群体自恋与全球暴力
模因
驴子和大象
第四章 权势与尊重：放弃底线的道德风险
狂热与顺从
黑暗三合一
困在邪恶中的善良
玩弄权力
契约与等级
激情、恶行与智慧
自由与爱
第五章 由憎恶到神圣： 我应该如何生活
神圣的问题

第一章　伤害与关怀：好人的底线
　　人类是在进化演变到本能的影响力达到最小、而大脑的发育趋向于最大时出现的灵长类动物。在动物进化史上，最小的本能决断和最大的脑部发育所构成的组合之前从未发生过。就生物学角度而言，这种结合造就了一种全新的现象。
　　——埃里希·弗洛姆（Erich Fromm）
　　双重人之痛
　　1999年7月7日午后，德州大学健康科学中心（University of Texas Health Science Center）三年级学生艾曼纽·马赫福兹医生被召唤到急诊室诊断一项奇特的病例。病人是一位名叫胡安的危地马拉人，三十五岁，身材瘦长而单薄。在过去的两个月中，他经历了一场十分怪异的情感波动。他头发凌乱，双眼布满血丝，横眉竖目地坐在检察室的床上，几近暴怒疯狂，而他那位疲惫不堪的妻子则向医生们讲述了迫使他们来到这里求助的一系列事件。
　　“真是个可怜的女人！”马赫福兹感叹道。马赫福兹是埃及移民的后代，矮小的身躯上配着一双比例失调的大耳朵，为人十分热忱。“她发现丈夫身上出现了双重人格。”医生沉浸在回忆里，“最近两个月，她丈夫成了另外一个人，变得好勇斗狠，充满敌意，并且让人难以相处。”也就是说，胡安开始变得行为过激，而且肆意宣泄情绪，以致他不得不请假暂停工作。他那天虽然坐在急诊室的床上，然而看起来却像一只退缩在角落里的动物，积蓄的暴烈怒火一触即发。
　　“这是我曾见过的最匪夷所思的事。”马赫福兹觉得无法理解。“医疗团队和我完全被难倒了。这位病人的神经系统似乎完好无损，即我们所称的‘清醒和定向×3’（A﹠O×3）。也就是说，一个人可以准确地告诉你时间、地点以及他是谁。胡安坐在那里恶狠狠地盯着我们，目光阴森险毒。他甚至用西班牙语诅咒其中一名护士。我们只好送他去照核磁共振（MRI）。”
　　结果让每个看到底片的人都大吃一惊。“这个家伙的大脑布满了坑洞。”马赫福兹说道。在胡安大脑的左额叶，即负责管理技巧、情感控制和判定决策的区域内，医疗团队发现一个胡桃大小的囊肿，里面充斥着一种极为普通的“神经蠕虫”，它可以经由未煮熟的猪肉进入到人体内。马赫福兹解释说，尽管这种寄生虫会寄居在我们的身体里，可是它们大部分时间都处于潜伏休眠状态。然而有时候，蠕虫幼体仍会发育成熟，一旦如此，它们将对人体的神经系统大肆破坏以发泄复仇，就像对胡安的大脑所做的那样。医生向我展示了一幅教科书图片，照片中的大脑满是蠕虫，看起来就像一片圆形、带有条纹状的亚尔斯堡奶酪。
　　“囊肿很大，并且装满了蠕虫。”他心有余悸地说道。胡安被立即送入手术室，而马赫福兹和他的同事们也通过穿颅术成功地将害虫清除。手术整整持续了七个小时，但是当它结束时，病人在恢复室中已经苏醒，而他的性格也已恢复正常。“这真是太神奇了！”医生回忆道，“这位老兄找回了原来的自己，就像现在这样。他不明白为何自己表现得如此怪异难解。他的妻子也可以如释重负，获得解放了！如果不是亲眼所见，我绝不会相信会有这种事！”
　　一块未煎熟的墨西哥玉米卷是如何将一个好人转变成暴君的？想要了解这一点，我们需要在人类大脑中进行一次简短旅行。
　　对于一个3磅重的大脑来说（1磅约0.45千克），其神经线有60英里长（1英里＝1069.344米），由3个基本结构组成，进化顺序为由下至上。首先是脑干，所有哺乳动物都拥有这一结构。大脑中枢控制着自主神经系统，掌管的功能包括一些无意识的行为，如呼吸、心率和消化等。脑干之上为中脑，是人类与其他灵长类动物全都拥有的硬件，聚集了大脑边缘系统（即我们所熟知的爬虫脑）。它可以掌控我们最为原始的情感，让人选择战斗或逃跑。
　　最后，高于前两者之上，加冕王冠的便是大脑皮层了，唯有人类才拥有。这个全新的进化产物赋予了我们更为高等的功能：在复杂的语言环境中进行直线思考，以及在符号系统内以公式表示抽象概念，其过程与我们做数学运算如出一辙。大脑皮层可以让我们体会到情感生活的微妙之处，换言之，它让人有能力去感受情感。中脑的情感系统处于古老和无意识状态，且反应迅速直接，而大脑皮层的推理系统则比较新近和缓慢，推动力也较弱（如果你曾经试着将自己从一段强烈的情感中抽离开来，你很清楚这是真的）。大脑皮层是我们得到的最伟大的恩赐和礼物，并且如你所料，作为一个新事物，它也是大部分错误的罪魁祸首。
　　这个才华横溢却又麻烦不断的皮质（cortex）被划分为两个半球。简单地说，右半球负责直觉、道德情感以及与他人的联系（感受），左半球则掌控着理性、语言和个体化（思考）。人类的右脑通过生理感官来获取大部分信息，左脑则借助于心理意象获得暗示。换句话说，当一部分自我看见森林时，另一部分便能够看到树木。人类自从18世纪末便已经知道这一点，因为当时的法国解剖学家提出了“双重人”的理论。也就是从那时候起，我们开始明白大脑储藏着两种截然不同的思维。左右半脑由胼胝体（corpus callosum，源于拉丁文，意为大桥）连接，它们以如此和谐完美的方式精诚合作，使得我们在大多数情况下根本意识不到“自己并非单独一人，而是两个”。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Robert Louis Stevenson）在他的小说《化身博士》（Dr. Jekyll and Mr. Hyde）中对这种双重性有过深入描述。直到皮层丧失功能或者被损害时，我们才意识到大脑有多么的分裂，而那个被称为“身份”的东西和道德思考会消失得多么快。
　　菲尼亚斯·盖奇（Phineas Gage）的案例首次揭示了这一匪夷所思的事实。1848年9月的一个下午，受雇于拉特兰郡和伯灵顿铁路公司的盖奇在佛蒙特州卡文迪什镇附近召集了一个铁路建筑队进行施工。他充满自信并且非常讨人喜欢——神经科医生安东尼奥·达马西欧甚至把菲尼亚斯比作自己的书籍《笛卡尔的错误》当中的吉米·大格尼。菲尼亚斯划燃火柴时恰好在可燃物料附近工作，仅仅是一刹那间的晃神，便引发爆炸，酿成了巨祸。“那爆烈是如此的巨大而震撼，人们都被吓呆了”，达马西欧描述道：“空气中回旋着呼啸的轰鸣，好似有火箭射向天空一般。”一根13磅重的铁棒飞入盖奇的左颊，刺穿颅底，横贯前脑，然后以极高的速度从头顶撞击飞出。“铁棒在100英尺开外骤然坠落，上面布满了鲜血和脑髓”，达马西欧依然心有余悸。“菲尼亚斯·盖奇摔倒在地上。他陷入昏迷，一声不响，但是还活着。”
　　神奇的是，盖奇幸存了下来。但这场事故不仅损害了他右眼的视力，还夺走了某些更重要、更神秘的东西。由于额叶（frontal lobe）被刺穿，盖奇丧失了原来的性格。达马西欧如此描述盖奇的转变：“理性智能与动物倾向之间的平衡”被破坏殆尽。他曾经是一个亲切随和、易于相处的人，现在却“时而恭敬，时而不敬，有时还会说出最为粗俗恶劣的脏话，而他以前从不会这么做；对朋友兄弟没有丝毫的恭敬之情，对于约束限制或者与自身愿望相反的意见也显得焦躁，不耐烦，有时还会刚愎自用，固执己见；他还变得反复无常，游移不定，为未来的工作制定很多计划，但很快又把它们抛诸脑后，重新开始设定人生……他的理性智能和知识表现完全是一个任性的小孩子，而兽欲（animal passion）则是一个强壮的成年男性。”
　　在盖奇事件发生后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他的故事已然成为神经解剖学家们的重点研究案例，其重要程度堪比本·富兰克林（Ben Franklin）在雷暴天气中用于捕捉雷电的钥匙对物理学家的意义。经过当时一流科学家的认真研究后，盖奇的大脑揭露出一些关于道德本性的复杂奥秘，而这些都是人类以前所无法想象的。科学证实，大脑是语言、知觉（perception）和运动机能（motor function）的基础，而盖奇的案例则揭示出大脑中致力于社会维度推理的系统的存在。这可是一件重大新闻。之前获得的社交技能和伦理规则可能会失去，这种概念真的让人十分震惊。尽管在遭遇这场意外后，盖奇的许多其他智能，包括记忆、语言和知觉等依然存在，可是伦理观却已经缺失了。他表现出明显的自毁倾向，并且对自己的幸存无动于衷。盖奇疏远和抛弃了曾经无比挚爱的家人，而分裂亦摧毁了他，让他失去朋友和支持者，并使他成为了某种意义上的无业人员。在随马戏团举办畸形秀游遍整个国家后，盖奇于三十八岁死于癫痫，离世时一贫如洗。
　　爱的能力
　　两年前，我参观过一次在人类文明发源地举办的展览。那里距离南非约翰内斯堡以北约有一个小时的车程，坐落于豪登省（Gauteng）的一个小村庄，是最早发现人类化石的地方，其中的普莱斯夫人（Mrs.Ples）于1947年出土，是第一个被发掘出来的成年南方古猿（Australopithecus）。在演示进化阶梯的展览中，玻璃柜中那四英尺高的南方古猿的模型，与身材娇小的流行歌后夏卡·康十分相似，当然要把她的假发和皮革裙裤忽略掉才可以（穴居人是演员拉尔夫·费因斯大醉三天后的模样）。这次的展出多少有点儿羞辱的意味，那一系列不断升高的蜡像并排站立在人类进化的刻度尺上，以身材矮小的猿类生物为始，魁伟健壮的智人为终。这使你很高兴能成为一个人类——身体直立，使用牌厨具，穿蓝色牛仔裤并且带着牙齿矫正器。
　　在我身边站着一位印度女性，她穿着红黄相间的纱丽，显得明艳动人。纤细的手臂上佩戴着数十个手镯，怀抱的婴儿也只有几个星期大。她像我一样，似乎被石器时代的人物所深深吸引，站在一旁望着那位手持原始锄头、身披兽皮的祖先，默默凝视着他细小的塑料眼睛，而此时，小女婴亦目不转睛地望着她。婴儿全神贯注地盯着母亲，在等待母亲关注的同时，汲取母亲每一次闪烁变幻的表情。我忍不住去看这温馨的小插曲。当婴儿变得焦躁不安时，母亲就低头正视她的双眼，然后孩子便平静下来。当母亲微笑时，孩子也在微笑。当母亲转过脸时，婴儿便会不断皱眉，双眼紧闭，双腿乱踢，用力拉扯背带，似乎阳光突然从她小小的世界中消失不见了一样。
　　我们从母亲的面部表情中了解世界。特别是母亲的眼睛，它是孩子的避难所，是孩子们确认自身存在的一面镜子。从母亲双眼那充满宠溺的反射中，婴儿体会到接触、关怀和爱恋，这是他们最早的、无言的课程，每个孩子迟早都会遇到被忽略，遇到美好的感受消失。比起对于自身的认知，父母亲的关注凝视更加能够决定你在这个世界上的位置以及身边人群的道德本性。乔治·艾略特（George Eliot）在她的小说《米德尔马契》（Middlemarch）中将这种至关重要的接触称为“充满爱意的眼神温柔相遇”。丹·西格尔（Dam Sigal）是一位致力于早教的心理学家，根据他的理论，每一个孩子都渴望及必须要有眼神交流以发展出健康的情感。西格尔建立了一个被称为人际神经生物学（IPNB）的崭新研究领域，并证实，在发展移情能力的过程中，母亲的注视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在孩子的生命中重复了成千上万次之后，这种彼此之间和谐融洽的细小片段会将人性中最闪亮美好的部分——爱的能力，从一代传给下一代，生生不灭”。那些未得到母亲注视的孩子可能会在以后的人生中感觉到与其他人有疏离感。其中的许多人都会挣扎着以一种破坏性的方式去治愈这种断裂，从不正常的爱恋到滥用药物，都有可能。卡尔·荣格（Carl Jung）将这种成瘾和嗜好描述为“祈祷出错”。事实上，由母位缺失所造成的空虚与以祝福、接纳和团结为目标的精神冲动本身有着十分明显的联系。已故教皇约翰·保罗二世少年时失去了母亲。在去世之前，他曾经对IPNB十分着迷，尤其是丹·西格尔从事的关于母亲注视的课题，因此教皇邀请西格尔来梵蒂冈进行私人会谈，讨论主教的孤儿身份如何影响其心理和精神生活。
　　西格尔认为，母亲与孩子之间的视觉互动会以本能的方式启动道德器官。“对看护者的依恋会帮助这些不成熟的头脑使用他们父母大脑中那些成熟的功能来组织各种进程，而这一切都需要通过镜像反射来实现，”他这样告诉记者，“从字面意义上理解，我们会通过观察父母对自己的关爱行为来学会关怀。”婴儿七个月大时，这些最初的依恋会导致其行为和大脑功能发生特定的组织变化。根据依恋理论的创始人、心理学家约翰·波尔比（John Bowlby）的观点，当孩子于世界上找到自己的安全基础时，便会开始学习情感顺应性。如果看护对孩子的信号予以敏锐的回应并且相互影响的话，将会形成一个安全的依恋，进而巩固孩子积极的情感状态，教育他调整消极状态。失去母亲的注视后，大脑中负责协调社会交往、移情共振（empathic attunement）、情绪调节及刺激评估（价值和意义的确立）的区域将会犯错。这样的孩子有可能会建立一个“不安全的依恋”，后续还伴随有自尊心方面的损失以及缺乏归属感。在实验中，被母亲故意忽视的婴儿会变得焦躁不安以及苦恼哀伤。与那些在注视中四处爬行的婴儿不同，这些被忽视的小家伙停止了对周围环境的好奇探索，会独自沉思或者拼命乞求母亲的关注。毫不意外的是，那些患有产后抑郁的母亲所生的婴儿也会倾向于忧虑和痛苦。
　　在探索父母疏远对孩子的情感和道德发展所造成的伤害方面，我们已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不久之前，有一种十分流行的说法，即为了让孩子自强自立、行为端正，父母应该把他们当作小大人一样对待。在镜像神经元证实移情能力与父母关注之间具有十分重要的关联之前，人们认为孩子最好能够立刻进入成年人所期望的那种间离状态。行为主义者约翰·沃森认为：“对待孩子的明智办法便是，永远不拥抱或亲吻他们。永远不要让他们坐在你的膝上。如果必须要做的话，那么就在互道晚安以及早上挥手告别时，各亲吻他们一次。”这种克制压抑的表达方式与喀拉哈里沙漠（Kalahari）的昆族人截然不同。那里昆族人的母亲分娩时不使用任何麻醉药；在生育后几个月的时间里，母亲经常与孩子进行身体接触；在孩子清醒的大部分时间里，会让孩子保持直立的姿势，以便能够更好的面对面；而且在前三、四年，母亲甚至会每小时哺乳孩子好几次！昆族人是非洲最和平的部落，这不是很令人惊讶吗？正如哲学家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的金句所言：抚摸不仅代表着“双方的全部情感”，还与我们身体所产生的荷尔蒙催产素（hormone oxytocin）也就是所谓的爱分子息息相关，这种迷走神经（vagus nerve）可以让人们在性爱、抚育及其他的接触时刻，使大脑得到放松。
　　不管孩子被如何养育长大，在动物界中，没有其他物种的后代能够像人类中的父母与子女这般亲密无间，但独特的进化需要这种紧密结合。人类最终永久地实现了后腿站立，从巢居生活移到平坦的草原，智人的臀部亦变得窄小以便于直立行走。随着女性的骨盆由于行走而变得狭小，婴儿也要早一些出生，以便他们早已变大的脑袋挤压通过那个狭窄的通道。对于其他的哺乳动物而言，唯有当它们的大脑差不多准备控制身体时，才最终出生，而人类对自己却无能为力。一旦脱离子宫，这些头颅硕大、身体无助的小婴儿便需要时时的关怀和照料，而父母之间的关系——伴随着它的处理方式、互相迁就以及对于正义、尊重和忠诚的需求——共同构成我们的伦理育儿园。
　　人类最早的结合模式形成于父母与子女之间那复杂的关系当中。母亲充满爱意的第一丝微光让我们了解到自己是被爱着的，而这些许的闪光与我们成年时期钟爱别人的能力密切相关。任何做过父母的人都可以证明，这种爱需要一定水平的耐心、耐力和无私，已超越了其他关系的需求。幸运的是，奖赏是公平的史诗。通过父母眼中反射的爱意，我们学会放弃、奉献和信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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